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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全会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议，是一次能够改变中国未来发展命运的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已举行了长达36天的筹备和统一思想的会议。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革”之后的一些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提出转移党的工作重点、政治重大决策，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方面的意见，为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转折，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从“文革”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广州市主要领导经过了焦林义、杨尚昆和梁灵光等同志的新老接替，以后渐趋平稳。焦林义同志于1979年12月赴任湖南省委书记之后，广州市主要领导为杨尚昆同志，直到1980年11月，由梁灵光同志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市长。
梁灵光同志在主持广州工作期间，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已真正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政策已在全国全面铺开。梁灵光借助改革的春风，大力搞活流通，放开市场，改革体制，推进市政工程，改善投资环境，并率先提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构想，这为广东和广州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要谈改革开放之后广州人才建设的发端，就要先从广州当时经济状况、用人体制和文化教育水平谈起。谈发展，就要有人才。没有灵活的用人体制，人才就没有发展的空间；没有发达的教育和较高的文化水平，人才也无从涌现。
1990年5月—1996年8月任广州市长的黎子流曾回忆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前，广州的局面是比较沉闷的，困难也比较多……”广州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全国是个什么地位？广州的经济状况如何？文化教育状况如何？广州的人才状况怎样？我们应该进行回顾，这样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广州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清晰地看到广州人才建设发展的脉络。
关于20世纪80年代广州的经济发展状况，1985年任广州市市长、1988年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朱森林曾有过一些较为客观的分析。别说国内其他城市，就算是广州，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速也要低于珠三角其他地区，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5%以上，而广州只有13.68%，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都处于如此窘境。在全国十大城市中，广州位居中下游。朱森林同志认为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改革难度比较大；二是财政负担重，投入资金紧张（广州财政收入三分之二要上交）；三是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欠账多，影响城市发展；四是信贷资金管理死板。从这些分析可看出，当时广州仍处于艰难的转型挣扎期，人才建设新规划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地提上议事日程。
尽管如此，广州当时已认识到发展过程中的瓶颈所在。1984年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正式揭开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序幕。开发区在起点和布局上以高新技术为主，既然是高新技术，就既需要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又需要引进现代化管理方法和专业技术人才，这是广州市政府重视海外高新技术人才的开端。开发区还创办了“留学生创业园”，引领了吸引海外人才风气之先。而且，当时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办的宗旨和建设目标就是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为全市、全省和内地其他地区企业的技术进步服务。广州当时虽然经济不发达，各方面发展缓慢，但是目光长远、视野开阔，强势崛起已初露端倪。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是针对当时广州发展缓慢而筹建的。1984年1月，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到广东视察，认为广东开局不错，同时认为路子是对的。同年3月26日—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明确了让一些城市兴办和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让它们成为“窗口”，以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
历史还可以向上回溯，即为外商排忧解难、改善投资环境而兴建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是我国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当时是杨尚昆同志任广州市委书记。1979年，广州市政府即已与香港商人霍英东商洽兴建白天鹅宾馆；1980年又与爱国人士利铭泽、胡应湘等协商共同兴建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相关事项。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恰遇严重经济萧条，又加上收回香港已进入中国大事议程之中，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的兴建在利铭泽注入1亿港元之后不久即搁浅。广州市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投资半途而废，不仅会影响到广州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其他财团投资广州和中国的信心，势必造成连锁性的不良影响。在这种不利形势之下，市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在梁灵光、廖承志、谷牧、蒋文桂等多位同志的共同努力之下，花园酒店终于建成了（投入资金9亿元）。中国大酒店也面临着许多类似的困境，可谓以前从未遭遇到的困难，对外开放的推进举步维艰。说这些广州发展过程中的大事，意图不在说经济，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安排了大量的就业人员，还为广州培养了属于自己城市的大批管理人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广州的发展和人才建设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还有两个规划的起草与颁布：一是1984年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这为广州的发展远景描绘了蓝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同年8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并上报国务院批准的《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这两个大纲尽管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都是有益的尝试并开了一个好头，思想逐步得到解放。
1992年1月19日—29日，邓小平视察广东，肯定了广州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就国内外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对广州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广东继续发挥龙头作用，争取用20年时间赶超亚洲“四小龙”。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广州发展方向的选择与确定也同样至关重要。
之后，广东省迅速做出了回应，很快就颁布了《关于扩大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当时的广东做了定位：扩大对外开放区域，拓展对外开放的形式；扩大海外市场，放宽开放政策，加强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工作；抓紧培养和造就扩大开放所急需的各种人才，切实加强管理。
事实上，面临全新的发展形势和时代紧迫感，这是广东和广州第一次产生对人才的饥渴感，这种意识直接影响到广州后面几十年的人才建设工作，人才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广州是否能够快速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尤其是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之后，包括人才建设在内的各方面大力发展的愿望就更为强烈了。在目标和措施上，专门将人才建设列为单独的一条进行陈述：努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广州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大加快了人才建设的步伐。
在人才建设上，借用曾任过广州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的话说，就是“实施科教兴粤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施，对广东和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朱森林当时参加过中央的两次会议，一次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另一次是全国科技大会。当时教育部提出，广东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教育，大比例投入教育。之后不久，广东省委在深圳召开珠三角高新科技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教育强省、科教兴粤在这一背景之下真正地被提出来，并在全省落实、铺展开来。
科教兴粤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一是率先在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1995年时全国只有两个城市能够做到这点；二是突破大学教育的两级（中央、省）办学框框，几乎每个地级市都办了地方大学；三是实行中央部委直属大学与广东共建，这在全国是最早的，后来才有中央和地方共建的模式。对于共建大学的专业设置，特别重视广东的人才需求。当年汕头大学提出要建设“211大学”，李嘉诚找到当时的省领导谢非和朱森林，李嘉诚答应再次投入大量资金，省政府也出资三亿进行扶持。在科技方面，则是要求通过创办高科技园区来大量吸引人才，重奖科技人才。朱森林省长任内，建立了六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构建了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带。
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是指全国各地大量农村劳动力拥向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务工的现象。不过，就人才建设而言，“孔雀东南飞”现象也绝不应该仅限于农民外出打工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指在珠三角已经形成良好的人才流动环境之后，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各类人才的“下海潮”。“下海”是个较为宽泛的指代，总的来说，包括其他城市的技术工人、下岗工人，以及各类管理人才和文化人才。“下海潮”群体多数是脑力劳动者或脑力、体力劳动结合者，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才”，其实这一群体与异地务工人员群体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的互补。这两大群体为广州和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过不可忽略的贡献。
重视人才，也应该重视作为异地务工人员的劳动力，前者多表现为吸引、引进和扶持，后者多表现为人道关怀和照顾。朱森林就认为异地务工人员到广东，为广东出力，对广东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到他任内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需要进行管理，也需要让他们行使应有的民主权利。这里还有另一个人才建设的隐性问题。数以万计的异地务工人员当中，有大量的自学成才者或经过培训的技能人才，他们中有无数人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体力劳动者，转型成为技能、文化、管理、经营、销售、技术等各种类型的人才。对异地务工人员的关心，不仅体现了政府的关怀，实际上也在培养各个领域的实用型人才。
1991年，10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时风靡全国，主题曲“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也唱响大江南北，影响广泛而深远，留下了一道改革风起云涌时代的真实轨迹。电视剧讲述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一带是内陆许多省市年轻人想象中的天堂，来自一个名叫赵家坳的小山村的六名青年男女怀着梦想来广东打工的故事。他们希望通过打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剧中的女主人公赵小云，由于技术好，被任命为厂长助理，后又当上生产主管。故事并未到此结束，赵小云后来回到家乡，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飞跃。活生生的实例加上形象生动的艺术塑造，告诉了我们异地务工人员也是可以成为人才的，他们不仅可以成为技能人才，也能胜任管理岗位。
对了，《外来妹》的主要拍摄地就在广州。
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就相继建成了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和中国大酒店等国内著名的首批五星级大酒店，极大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酒店管理人才。20世纪90年代初始任广州市市长的黎子流，一上任就感觉到广州的基础设施不行，交通十分不便利，原有的市政道路已完全不能适应广州城市的发展，广州地铁的建设于是开始再次酝酿（广州在20世纪60年代即在设计、规划广州地铁一事，但因条件、资金、技术等因素而困难重重）。黎子流与朱森林、高祀仁等书记和领导商量，召开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论证会，1991年终于下定决心建设广州地铁！
不过，有个老领导善意劝阻黎子流说：“广州地铁最好不要搞，因为已经酝酿了30多年了，各种条件都不具备。你都57岁了，再过两三年就到年龄了，让它继续讨论下去不就得啦，广州人也不会怪你的。你不要自找麻烦，自找苦吃，万一建设过程中出了事，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但黎市长认为广州再不搞地铁就没有出路了，不能再等下去！地铁一定要搞！这对广州的长远发展有利！
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哪有那么容易！
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
1993年12月，广州地铁正式开工！
1998年，广州地铁1号线正式建成通车！
后来，就相继又有了2号线、3号线、4号线、5号线！
地铁的建设、通车和密布，极大改善了广州的交通状况，提升了广州城市建设的水平，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广州人才建设的环境。
在广州人才建设史上，有两个青年组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和广州青年商会。这两个半官方半民间的青年组织，在广州人才建设的目标和形式都尚不明确和清晰的20世纪80年代，从另一个层面或侧面，对广州企业管理人才建设、对外人才交流、人才流动机制、企业员工管理和技术人才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体现不仅贯穿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甚至还延伸到世纪之交和新世纪。
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86年3月，是共青团广州市委指导和管理下的广州地区青年经营管理者的群众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桥梁和纽带。广州青年商会成立于1995年，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及周边地区各种不同经济成分的青年工商界人士自愿共同组成的，并经政府部门核准注册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民间社会团体。
早在1984年，团中央响应邓小平培养“四化”干部、培育“四有”新人的要求，即出台文件鼓励青年人建立社团。此外，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个人获得自由与解放，逐步形成体制外的人才力量和优势。这两个因素促成了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的成立。
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工作内容首先就是培养人才。协会是青年企业家的会集之地，的确起到了增长才干、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作用，其中有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这类人才主要是指管理人才和管理人才之下的其他类型的人才。其次是去国外考察交流，考察交流有利于拓宽青年企业家们的视野，了解国内外企业发展动态。再次是举办多种形式的公益活动，有利于企业家回报社会，培养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造就企业家精神。协会还在梅花村59号一个华侨留下的房子里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座谈会，除了青年企业家们自由交流之外，还邀请专家、学者来做讲座，这对开启青年企业管理人才的思维和创新精神十分有益，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温元凯受邀来做讲座时谈到，企业家们将50%的精力放在人事和政治上，而没有放在生产和技术上，这对改革不利。他还谈到人的评价系统，认为不仅需要“螺丝钉”，还需要挑大梁的人，要有领军人物，建议企业家们不能都去做“螺丝钉”，要对人民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才行。尤其是从长远来看，人才越流动，经济就越能得到发展，这个观念是超前的，也发出了人才大解放的呼吁，这对广州的人才建设可谓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协会加强了青年企业家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发现和培养了大量的企业人才。
挂靠广东省共青团的青年企业家协会受到某些限制，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成员后来就另外成立了与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能够互补的广州青年商会。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青年商会，具有开创性意义。
观念在逐渐深入人心，思想已在解冻，在世纪末和新世纪之交，广州的人才建设实际上已在春雷涌动，跃马扬鞭不过是迟早的事。2000年，广州市人事局根据人事部和广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以及《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制定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的建议》，准备着手制定广州市人才“十五”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