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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团体心理咨询模式的第三模式是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模式。该模式既是西方动力性团体治疗的一种形式，更是结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的，适用于中国人团体的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模式。
本会团体提出的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模式，是一种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团体动力治疗模式，是罗杰斯会心团体在本土文化下应用的新实践。这种模式是将文化心理学与人本主义思想、存在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运用各种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在团体动力、导师、技术三者结合的推动下进行的一种团体心理治疗。
团体动力的概念是由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勒温提出来的，是指一些相互作用的力量，这些力量定义了整个团体要如何发挥其功能。团体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在家中父母把他们个人的价值观传递给子女。在团体中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会作用于其他成员，促使他们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发生改变。团体动力就是这些促进改变的力量。在团体及团体动力的理论基础上，团体心理治疗（或称小组治疗）逐渐发展起来。
科学研究团体对个人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895年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团体心智”的研究。他认为一个人一旦变成群众的一部分，就会受团体心智掌控，进而行为就会发生改变，个人就会失去责任感。勒庞认为促使改变的因素有：第一，一个人成为团体的成员时，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增加，甚至是无法击败的；第二，团体中出现传染的现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受暗示性在团体中会大大增加。
威廉·麦独孤认为，虽然团体可能让人类在个别状态下的文明行为逐渐退化，但团体却能够促进个人产生新行为。因此，他是第一个认为团体具有促使个人行为好转的潜力的人。他认为想要把团体的影响力导向正向的，就需要有组织，否则就会呈现勒庞所提出的较混乱的状态，这种团体会使其中的成员变得过度情绪化、冲动、暴力、变化无常、优柔寡断，甚至出现极端行动取向。他指出如果想要团体发挥效用那么团体成员要有共同的目标。
成员放弃自己的想法而接纳了团体导师的目标和想法，弗洛伊德称这种现象为退化，想要解决这种现象最常用的就是同理心。他认为同理心的模仿行为是一种了解别人的机会，恰当利用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学会团体中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及精神生活。这一过程能够让一个人重新认识自己，并能够配合团体治疗的需要，不仅学会了体会自己的情绪生活，也能够了解别人的情绪生活。
弗洛伊德真正开始操作的第一个治疗性团体叫“周三晚学会”，成员是一些心理分析师。起初，团体是一个教育性团体，后来团体的发起人威廉·斯泰克尔（是弗洛伊德分析的个案）想要通过弗洛伊德达到治疗的效果，而建立了该团体会谈的架构。在团体中，他们讨论关于精神分析个案治疗经验的理论概念。早期参加团体的分析师有阿德勒、罗·安第斯·西蒙、保罗·怀顿以及弗兰克·维尔特等。这些成员在团体中相互分享，弗洛伊德则担任领导者的角色。最后该团体的聚会越来越情绪化，再加上阿德勒与弗洛伊德产生冲突而停止。
在团体心理治疗的实践方面，团体心理治疗的始祖是普拉特，他是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内科医师。1905年7月，他建立了一个由十五名结核病患者所组成的团体。今天看来，他的团体并没有提供团体治疗，主要是通过讲课的方式进行。它之所以被看作团体治疗的最初形式，它的团体风格之所以被当作治疗性团体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它首次让病人在小团体中处理共同问题；第二，每个参与者必须要同意在离开团体后不再处理团体中的问题。普拉特发现这种新的治疗方式具有相当好的疗效。此外，其他先驱者也开始运用团体的方式来治疗病人。又如，爱德华·拉策尔（1919）通过团体的形式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特里根特·伯龙（1920）采用团体的方式来看神经症病人；阿德勒（1921）也采用团体的方式来治疗病人；朱利叶斯·梅茨尔（1927）是运用团体的技巧来治疗酗酒个案的先驱等。
敏感度团体是指一种使用小团体理论和实践的方式达到促进自我成长的效果的团体，它的倡导者之一是科特·勒温。个体人格的发展必须要考虑他当时所处场域（社会环境）的影响。每个人场域中最重要的影响力来源就是场域中的其他人。他通过实验以团体为媒介来研究如何促进决策的影响力、团体的效率以及如何增加团体的士气。
罗杰斯的团体取向则是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而改善人际沟通被当作次要目标。到了20世纪40年代，敏感度团体就被当作一种与众不同的团体结构，因为它有两个重要传统：第一是把小团体当作一个增进个人参与及任务效率的重要论坛；第二是使用小团体进行情绪教育以达到个人成长的目的。
团体心理治疗目前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团体心理治疗起初是根据心理动力理论产生的，然而这些理论主要来自一对一的治疗关系，于是许多临床工作者试图找出能够真正整合个别和团体心理治疗的理论与技术。
在团体心理动力方面，海伦·杜尔金和亨利埃塔·格拉策将焦点放在团体心理治疗中的移情和阻抗上。不仅个别成员存在移情，甚至整个团体也存在。例如，当某个成员成为团体的焦点时，其他成员内心就会激起竞争的感觉。分析成员之间的移情或者阻抗就成为团体主要的探索焦点。
古斯塔夫森则提出了一个理论来整合个别成员的行为与团体动力。他认为当一个人进入团体时会带着潜意识和意识的预期——即在团体中哪些是危险的，哪些是保护性的，因此这些成员会开始执行一系列测试来决定他们在团体中是否会受到像从前一样的伤害。如果团体的情景让他们足够安心，他们就会开始尝试着将以前隐藏的信息逐渐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必须要暂时与某些亚团体连成一气，因为这种亚团体能够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
科尔伯格则提出了团体理论的阶段性整合观。科尔伯格（1975）受到“比昂客体”关系理论的影响，认为团体整体观的介入方式，应该处理某一重要发展阶段，也就是俄狄浦斯前阶段的发展障碍。相对而言，当个体的移情或阻抗出现在比较高级的客体关系发展过程中时，呈现的就是一种两人关系（嫉妒）或三角关系（俄狄浦斯情结）的冲突。因此，他认为团体治疗应该选择最适合团体发展程度和当时个别成员功能发展程度的介入方式，才能达到促进成长的效果。
团体整体观中对团体治疗师任务更加看重。一般来说，团体整体观的学者特别强调权威的力量，而人际取向的学者则比较注重同伴之间的互动。权威和同伴的关系，在心理治疗中都非常重要，也都必须加以考虑，因为大部分参加团体心理治疗的个案都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因此，具备整合的能力对于心理动力团体治疗师是非常重要的素质。
20世纪60年代，马斯洛和乔兰德提出人本主义咨询理论。在其影响下，心理咨询的重点开始从一对一的方式向小组成员相互作用的方式转变。罗杰斯在同时也提出了“会心团体”，包括人际关系小组、T-小组、敏感训练小组、个人成长小组、马拉松小组等。罗杰斯强调以集体为中心，鼓励语言交流、情感表达、真诚支持。在罗杰斯的推动下，会心团体在欧美蓬勃发展，并于70年代达到巅峰，形成一股强大的“人类潜能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戒除药物成瘾问题的小组开始流行。他们强调团体成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互相约束、互相帮助、共同成长，从而促使其成员脱离毒品或药物，脱离反社会行为，产生亲社会的态度和价值观，重新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其原理是集体动力学理论中的遵从行为，“其他人都这样活动，我也这样活动”。
总之，当前的团体心理治疗理论都强调，在团体心理治疗中，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所造成的影响必须要时刻牢记在心。一个人在团体中其实是存在于一个社会的系统中，社会的力量不仅会影响团体中的每个成员，团体中每个成员也会影响团体整体。团体心理治疗师必须要时刻注意这种复杂且互动的多股力量。团体的这种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某个新成员加入团体时，因为团体基本的界限会受到侵入或是威胁，整个团体就会做出反应。我们必须常常记住虽然团体动力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团体治疗师的任务是协助团体中的个人，我们了解社会系统中的这些力量也是因为希望能够给个别成员以最大的帮助。即使在注意整个团体如何运作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个别成员的特殊性。
文化问题从来就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是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敏锐地意识到文化是心理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他将心理学划分为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华生认为，民族心理学翻译为“文化心理学”更合适。个体心理学主要通过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而民族心理学主要用分析和研究语言、艺术、宗教、神话、社会风俗等社会历史产物的方法，探讨民族心理，希望从中推演出人类高级心理过程的基本规律。虽然冯特对两类心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研究，然而他在有生之年未能将两类心理学有机地融合起来。冯特这种可贵的文化意识在他身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未被后来的心理学家所继承，更未能在时代的实证科学洪流中发扬光大。但文化在心理学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因为文化是人的属性的本质特征。人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物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存在。人类正是借助遗传信息和文化影响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遗传信息使人具有了人类的大脑和躯体，文化环境的滋润则使人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的人。在人类身上，遗传信息和文化信息互为因果，交织在一起共同规定了人的存在。然而，西方传统主流心理学将文化看作是无关的干扰变量而排斥在心理学研究之外，把心理和行为从文化中孤立出来，只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至多在一种文化条件下进行假设检验。心理学家们热衷于探索那种超越历史和文化限制，不受任何文化和历史影响的，一般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心理规律。由此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文化沙漠或文化空白，这种状况引起了心理学界有识之士的深刻反省。心理观与方法论的突破势在必行，关注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文化特性，重视心理科学的文化性质，揭示文化与人的心理发展的相互关系，体现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新转向。
这种转向的出现受到了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与积极评价。因此有学者认为，心理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文化转向”。也有人提出心理学正经历继“认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文化革命”。美国心理学家皮特森明确指出：“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之外的第四个解释维度，它的意义就像三维空间之后发现的作为时间的第四个维度。”
文化转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为当代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人类行为的新视野，为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我们知道，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生成的人的心理与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者也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因此，心理学的研究必须重视文化因素，充分考虑文化与人的心理、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般认为，文化心理学指以文化为背景和底蕴，兼顾文化与心理学两个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因此，可以通过文化心理的研究来寻求解决中国人价值层面的心理文化机制。只有揭露出这些机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才能促进我们从传统的心理素质向现代心理素质转变。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类似冰山理论的解释也能说明此类问题。同时，如前所述，整个心理学界的重心仍是建立在西方的科学主义之上的，这与西方的实用主义文化是相关的。西方实用主义文化和西方心理学缺失的都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思想，而我们认为这种文化的思想只有加上中国的底蕴才是丰富的。因此，中国文化心理学能够填补中国心理学的这一项空白，也能够为西方乃至整个心理学提供动力。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涉及文化符号。文化是一种历史形成，特别是作为一种民族象征的文化符号，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强的民族文化的内部凝聚力。中国文化符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表现、影响力的表现，具有一种代表性。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标示，经过时间洗涤之后沉淀下来的精华，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特征表现出来的。文化符号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它内涵丰富。文化符号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形式。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那沉淀下来的文化符号何其多，诸如汉字、针灸、中国烹饪等。
一些客观存在的物质，如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麻花、东北的秧歌等，都可看作是一个个具体的符号，正是这些符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固态内涵。美国《新闻周刊》曾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国家及其二十大形象符号，美国、中国、英国的文化符号如下：
（1）美国文化：华尔街、百老汇、好莱坞、麦当劳、NBA、可口可乐、希尔顿、万宝路、迪士尼、硅谷、哈佛大学、感恩节、超人、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白宫、橄榄球、爵士乐、星巴克、沃尔玛……
（2）中国文化：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中国烹饪……
（3）英国文化：英语、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宫、大英博物馆、巨石阵、牛津大学、格林尼治天文台、达尔文、牛顿、莎士比亚、甲壳虫乐队、英联邦、绅士风度、维多利亚女皇、劳斯莱斯、芝华士、哈利·波特、丘吉尔、BBC、贝克·汉姆……
动力性团体治疗需要在设置的框架内进行，动力性团体是否处在工作状态至关重要。工作的团体主要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包括团体成员因素和领导者（团体导师或治疗师）的因素。
团体作为整体如同母亲，需要有宽容、接纳、理解的品质，能够抱持团体中的情绪和情感，所以团体的工作状态取决于团体的整体进程，团体成员是否能积极投入团体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团体成员能够投入和参与团体的前提包括以下几方面：
1．团体成员首先要有改变的动机。
2．对团体的信任。
3．自我暴露、自我开放的态度；真实地呈现和表达自己；给予反馈和回应。
4．具有容纳团体焦虑的能力。
5．在团体容器中发展自主性，摆脱依赖心理。
6．愿意提供给其他成员作为投射对象，即愿意成为其他成员的移情客体。
7．具有内省和反思能力，能把团体内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与自己的内心联结，保持动力性觉察和反思，并在团体里分享和表达。
8．每个团体成员都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塑造团体的进程；所以每个成员对这个团体应持负责态度，才能使团体处于工作状态，得以缓慢发展。
团体导师的因素体现在导师应具备的能力和应完成的任务这两个方面。
（1）团体导师需要确认团体治疗的重要性和意义，并且积极地投入治疗当中。
（2）分离的自我的能力，又称为均匀悬浮的注意力。团体导师在带领小组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动力性觉察，即不仅投入情感在小组，感受小组的感受，并且观察小组成员间的互动以及小组的工作状态，始终保持一种觉察（分离的自我），问自己小组发生了什么，并且分析小组的主题和进展情况，在必要时进行干预。
（3）团体导师需具备动力性治疗的学习和训练，具有陪伴、倾听、干预、反馈能力，带领团体稳步地前行。
（4）团体导师允许自己成为组员移情和投射的客体，成为成员们幻想的对象。团体导师根据自己的反移情进行共情性的回应；能够承接小组成员投射过来的情绪，比如愤怒、攻击等。
（1）团体导师是团体设置的保护者，首要任务是保证过程的安全性。
（2）团体导师是专业的权威，整个团体是治疗的权威。
（3）心理动力的团体导师倾向于跟随而不是去引导团体的进程。
（4）团体导师需要有节制的态度，不提供或暴露个人信息，帮助移情和投射在团体里展开。
（5）团体导师干预的性质和时机。团体导师让团体成员了解保持在“此时此地”是他们自身的主要任务，他们要时刻观察团体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此时，他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
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模式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元素，包括儒道禅哲学思想和规范，综合考量了中国文化特点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不仅在治疗理念、治疗技术上，也在治疗方式、治疗模式上体现了本土特点。
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模式以团体心理技术作为载体，将每个治疗理念通过一个或一系列技术用具体的言语、动作、行为呈现出来，使团体治疗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实现了“术”的突破，使治疗之“道”得以承载。
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模式综合吸收了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积极心理学、现象学、文化心理学、艺术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治疗技术和内容覆盖了主要的心理治疗主题。
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模式在具体治疗的主导方式上划分为技术主导、导师主导和动力主导三种方式，探索了三种不同主导模式在中国社会中的使用效果、适应症状和操作方式，为本会团体的本土化操作提供了实证经验和分析结论。
20世纪60年代会心团体曾经在欧美形成了一股热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大众的心理健康事业。在当下快速转型的时期，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团体治疗方式，让其在中国扎根并发扬光大。本会团体继承了会心团体的精神，弘扬尊重、真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对处于激烈竞争社会中的人们是一种心灵家园式的呼唤。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模式也吸收了会心团体的精华，尤其是当下动力原理，能够更好地适应本土人民的精神治疗要求。
本会团体文化动力心理治疗模式是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治疗中也充分吸收和转化了中国传统的各种符号和元素。新儒家代表之一的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体现为不断提升心灵的境界，更意味着不断由精神修养去觉察生存的意义，去体验更高的存在。
从团体咨询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本会团体具有应用技术方面的优势，能够将各种治疗思想通过技术载体，传递给团体成员。使心理学从务虚的殿堂走下来，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和具体的行为、语言当中。通过技术的发明、发展、使用和提高，这些技术包括“石头的故事”“心理刮痧”等使心理学的应用能够不断广泛开展。
团体治疗模式是精神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结合与运用，具有独特的理论与技术，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行为失范的人群或有特定问题的人群等。通过团体治疗的过程，促进个人在认知、行为或情感上做出转变，解决个人面对的问题。因此，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模式以各种心理疾病治疗、心理疾病康复为主要目标，主要针对心理疾病人群开展团体心理咨询工作。主要服务人群如下。
（1）各种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强迫症、抑郁症等）患者。
（2）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3）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
（4）康复期精神病人。
（5）性成瘾患者。
（6）药品、化学物质依赖者。
（7）其他相关心理疾病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小组治疗应用的范围和对象有拓展的趋势，一些想要达到自我成长与修复的人或想要成长与学习的咨询师等，往往也会参与到团体心理治疗中。另外，家庭服务、康复服务、感化服务及医务社会工作等都拓展使用了团体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已经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的主要方法之一。
韦志中.团体心理学：本会团体心理咨询模式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