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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一种文化之所以有自身的特色，就其成因而言，说到底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因为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心理传统的深层结构。那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何特点？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又有什么不足之处？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今天的中国人应从中继承什么、舍弃什么？这些都是本节要深究的问题。
中华文化能绵延几千年且至今仍充满生机与活力，这不能不归功于孕育这一文化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特色与长处。
推崇整体思维是中式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色。经典中式整体思维方式主张：世界自产生之日开始便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有许多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与部分，它们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样，若想认识世界乃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适宜的视角是用普遍联系的、整体的观念看待问题，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与联系，主张将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合二为一”，进行通盘考虑，而不喜欢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
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体现在中国人对万事万物的看法中。
就单一事物而言，中国人多重整体而轻局部，为了整体可以牺牲局部的利益。汉字最典型地体现出这个特点。同样的笔画在不同的字中或处于同一字的不同部位时都会有不同形态，如“水”用作偏旁时可写作“氵”，在这里，笔画是由字这个整体来定义的，没有相对的独立性，相反，中国汉字还特别强调字中笔画的配合要均衡、平稳、得当、有灵性，有严密不可分的整体美感。因此，人们面对一个汉字时所注意的往往只是字的整体结构和形象，而不是组成字的笔画。
就两个或多个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国人特别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从中国人对待以下三对关系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在天人关系身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我关系上，推崇人我合一，因此，主张做人要做人中人；在身心关系上，提倡身心合一，认为无身则无心，无心则无身。
中国先哲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式的整体思维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应注重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在“天”“地”与“人”之间不宜“人”字写得太大，否则，人迟早会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这或许是中国古人善待自然的深刻原因之一，对于促进今人养成善待环境的环保观念也具有现实意义。至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里所蕴含的消极思想，如牵强附会地将自然与社会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习惯于宏观、笼统地把握认识的对象，而不愿意细致地分析认识的对象，给人一种不精确的印象。
中国人习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与同题，重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也有助于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同时，整体思维方式对人思考的顺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看，整体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习惯于“由群体到个体”的群体优先式的思考顺序，这对中国人养成群体至上的价值观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由此导致中国人从未真正将“个体”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上，在发问方式上，爱问“怎么样”，不喜欢问“为什么”，不重视寻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背后隐藏的决定论思想，这又是今日的中国人所应舍弃的。
与推崇整体思维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人崇尚辩证思维，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又一特色。辩证思维是指既要看到事物之间或矛盾双方相互冲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可以相互转化的一面，还要看到他们可以和谐共生的一面。所以，处理问题或矛盾的最佳方式是将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或矛盾的双方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以便更加全面、准确地看待事物或矛盾，并求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
中医领域善用辩证思维，最集中地体现在中药的“配伍”上。配伍是指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配合在一起使用。配伍既能治疗复杂的病情，又可增强疗效，减少毒副作用，因而被广泛采用。
在孙子看来，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也是错综复杂的，只有善于运用辩证思维，依据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军事战略，使敌方无法准确把握我方真实的作战意图和作战战术，才能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自孙子开始，中国历代的著名兵家几乎都善用辩证思维。
文艺人士善用辩证思维，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书法绘画作品的布局上。如据《御定文斋书画谱》卷九《笔髓论·释真》记载，初唐的虞世南曾说：“右军云：书弱纸强笔，强纸弱笔；强者弱之，弱者强之。迟速虚实，若轮扁斫轮，不疾不徐，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这段言论便是在讲创作书法作品要体现辩证思维。
中国人之所以拥有闻名世界的一流烹饪术，能够做出著名的八大菜系，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人善于利用辩证思维将天下种类繁多、营养各异、气味千差万别的食料“和合”进不同的菜肴之中。例如，适度调配酸与辣，将它们“合二为一”，可制成可口的酸菜鱼；适度调配糖与醋，将它们“合二为一”，可制成可口的糖醋排骨；等等。
在汉语中，有一些言论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例如，既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又说“落毛凤凰不如鸡”；既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又有“后生可畏”的说法。这类说法常将初学汉语且无中式思维习惯的“老外”弄得“云里雾里”，一脸疑惑。但是在精通辩证思维的中国人眼中，上述这类说法不但丝毫不矛盾，而且正是看问题深刻的一个重要体现。换言之，在不同情境中、不同人身上，某些看似相同的表象背后其实隐藏着截然不同的道理。所以，妥善的解决办法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样方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中国人注重辩证思维而轻视形式逻辑思维，其根本原因在于先哲很早就发现客观世界中有许多事物是相反相成的，他们很重视这一规律，并且认为只有辩证思维才能更好地反映和驾驭这一规律。
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在哲学、中医、军事、书法绘画和烹调术上将辩证思维运用得最为出神入化。但是，在西学未“东渐”之前，经典的中式辩证思维只注重相反相成的两种事物或同一事物内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的相互转换关系，却缺少批判性思维。同时中国虽有一些先哲颇重视辩证思维，但是在做人、考评一个人、评价一部书、评价某件事以及制定一些管理制度等时，很少有人真正用辩证思维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往往喜欢“走极端”。
向往中庸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另一大特色。中庸思维是指个体从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出发，用恰到好处的“分寸”把握自己所面临的一个或多个问题，以使问题获得正确且圆满的解决。顺理成章地，对于“过”与“不及”的思维方式，中国人一贯持批评态度，表现出中国人一贯具有克制自己欲望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庸思维方式也是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推崇的思维方式。
据《杂阿含经》第九卷中记载，佛陀说：“精进太急，增其悼悔；精进太缓，令人懈怠；是故汝当平等修习摄受，莫着、莫放逸、莫取相。”这颇类似于孔子所讲的“中行之说”，表明印度的佛教文化中实际上也蕴含着中庸思维。
西方哲人也多推祟中庸式的思维方式，主张“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其典型代表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说，伦理德性，它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在这里面就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例如一个人感到痛苦和快乐，可以多也可以少，两者都是不好的，而是要在应该的时间，以应该的方式去表现，这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在这里过度和不及产生失误，而中间就会受到称赞。德性就是中间性。
可见，中国先哲所力倡的中庸式思维方式，实也是印度哲人和西方多数哲人所力倡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中庸思维实为中外多数哲学家所认同。
虽然一些中国人内心非常向往中庸思维，但由于中庸思维对人的心理素质要求很高，又需要一些管理制度的支持，所以，并不是人人都善于运用中庸思维。因此，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两种不良做法。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社会管理领域，许多中国人喜走极端，较少运用中庸思维。例如，在中国古代，中国人喜走极端的思想典型地体现在“三纲”思想中。按“三纲”的逻辑，“君为臣纲”是只要求为人臣者要想方设法服侍好自己的君主，却不要求君主善待自己的臣子；“父为子纲”是只要求为人子者要想方设法服侍好自己的父母，却不要求父母善待自己的子女；“夫为妻纲”是只要求为人妻者要想方设法服侍好自己的丈夫，却不要求丈夫善待自己的妻子。这是典型的偏执一端的做法，其后果便是：一方面，君权、父权、夫权的无限扩大，导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昏君、昏父、昏夫；另一方面，臣子、子女、妻子几乎没有基本的人权，沦落为君王的奴隶、父母的工具、丈夫的附庸，由此导致了无数人间惨剧的发生。
根据冯友兰的概括，人们对中庸思维主要有四种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中”有“不彻底”之义。如一事有十成，坚持“中”的人做这件事大概只做五成，若做四成，就是不及；若做六成，就是太过。所谓“适可而止”，就有“不彻底”之义。
第二种误解是：“中”有模棱两可之意。如对某事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坚持“中”的人一定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对或都不对，于是，他把两方面的意见先各打个五折，然后斟酌两方面的意思，而取一个折中的意见。所谓“执两用中”“折中”或“两面讨好”就是此义。
第三种误解是：“庸”是“庸碌”之义。持这种观点的人以为儒家教人行庸道，是叫人庸碌无为，不敢有所作为。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第四种误解是：“庸”是“庸俗”之义。艺术方面的创作或鉴赏本是雅事，而行庸道的人多认为这些雅事是“雕虫小技”，做这些雅事会使人玩物丧志。行庸道的人所做的事，或他们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往高处说是些“伦常日用”；往低处说，几乎都是些柴米油盐之类的事，使得中国人较西方人要“俗气”。
既然中庸思维实为一种非常优秀的思维方式，并且得到中外多数哲学家的认同，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在待人处事时，就不应因惧怕“中庸”的难以为之而干脆放弃它或误解它。在这个问题上，合理的态度应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同时，中庸思维还告诉人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若想达到最佳效率，就必须将其做到“最好”，既不可“60分万岁”，也不能“90分就心满意足”。
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其实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型文化，致使古代中国人将主要精力放在思考“怎样更好地做人”这一问题上，从而使得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涂上了厚重的人生智慧色彩，善于以人为思维对象进行“人化思维”。如要做好一个人，必须妥善处理好自我与他人、他物的关系，由此导致中国人的思维具有整体思维的显著特点，善于将事物看作是运动的、普遍联系的；做人的智慧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由此导致中国人喜欢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比喻或类比）；等等。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上述特色或长处本身就隐藏着其最大不足：不善于运用以客观事物为思维对象的“物化思维”。具体地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人事瞬息，江河不废，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古代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念。我们祖先感受到人事代谢，而在静穆的自然中得到寄托。与此相反的是，欧洲的古人则感到江河日流、日月常新，而在“自我”德性的观照中得到坚定不移的准则。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形态，所以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先历史、伦理而后自然，欧洲古代则先“自然哲学”而后“自我”（伦理、社会、历史），由此而致使两种文化产生种种的区别。因此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主体是以自身为对象的内向型、伦理型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外向型、认知型思维。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主体内向型思维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道家重视自然，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但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中，道家并没有形成外向型的认知思维，而同样表现为内向型的伦理型思维，即在自我体验、自我知觉中实现与自然规律的合一。《老子·十九章》的“见素抱朴”，《庄子·天地》的“体性抱神”，都是在自我直观或直觉中实现本体超越的。
中国先哲偏爱伦理型思维，这或许与中国的经济地理环境有一定的相关性。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与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关注，而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在此种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有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科学的倾向。科学技术也被人们视为“奇技淫巧”，受到歧视与压抑，这使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强烈的伦理型特征，而缺少认知型特征。
“分析”与“综合”都是思维的基本过程与方法，不过，“分析”与“综合”相对，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考察的方法。中国人过于强调整体思维，由此导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缺少分析思维传统。进而导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现一种“混沌”状态，喜欢对客观事物做一种笼统而不精细的把握，显得不够准确，具体表现有四点：
1.对许多问题喜欢做模糊性处理。这典型地体现在中医上。中医理论、中医治疗方法与中药等主要是靠许多优秀中医通过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与深刻思辨获得的，但这些中医领域的先贤并未用科学语言将医理做清晰阐述，也未将中医诊断过程和治疗过程做可操作性处理，更未有意地去剖析中药的主要成分，化学结构式、分子式、分子量与药代动力学等，结果导致中医至今仍停留在经验水平，未真正进入科学的庙堂。
2.用词多歧义。对一些核心术语多未做明确解说，导致不同的人常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术语，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地方所用同一术语的含义也不尽相同，这既增加了“鸡跟鸭讲”式的无谓争论，也为今人阅读古籍增添了不少麻烦。
3.立辞多独断，缺乏详细的论证。古人在阐述或论说其思想时多只将结论直接说出来或写下来，至于得出此结论的过程则未有详细论述，在记载上喜欢用的体裁是语录体或格言体，如《老子》《论语》《二程集》《朱子语类》和《传习录》等皆是如此。这导致中国传统思想至少从外在形式上看缺乏严密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体系（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传统思想从实质上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4.与英语等西方语种相比，中文里的名词完全没有语法形态上的变化，它们完全不受“性”或“格”的限制；中文里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的变化，动词也没有“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变化，就连名词、动词、形容词本身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区别，很多字都可以不加区别地用作名词、动词或形容词。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在抱怨汉语不能用来传递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也不是说人类思想情感中存在一片广阔的领域，假若用汉语，是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表达清楚的，而只是认为，这样建构起来的一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模糊性或含蓄性的特点，使得中国人在彼此交流时，往往要“听话听音”，否则，你就难以领会对方的真实想法。
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直觉，喜欢笼统朴素的整体性与朦胧猜测的模糊性，其中虽蕴含系统思维的萌芽，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少逻辑思维的传统。这并不是说，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无迹可寻。事实上，先秦时期本有很重视逻辑，类似于今天逻辑学的“名学”，可惜的是，因名学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主流，到秦汉以后便中绝了，致使中国传统文化里缺“逻辑”这门学问，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也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
中国人多有崇尚权威的思维习惯，对前人尤其是先贤的观点多采取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的态度，这使得许多中国人缺少独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进而导致中国人少创新思维。这并不是说，中国一向没有独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传统。事实上，《孟子·尽心下》就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遗憾的是，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这种批判意识、怀疑精神或批判性思维随后未受到人们的重视。
当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科学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但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要培养一个人成才，一个关键因素是培养其科学的思维方式。提高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改变中华民族思维方式里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与恪守常规的落后心理，继承中华民族思维里的积极因素，是关系到启蒙愚昧、解放思想的重要方面。在指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与不足之后，今后我们若想发展出健全的思维方式，还须做到以下几点：
整体思维虽然有助于先哲们从整体上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使先哲们形成了用“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习惯，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在没有经过对事物进行科学的分解，没有对事物的细节进行精确研究之前，只凭直觉大谈事物的整体性，这种缺少分析思维的整体思维带有明显的不足。
模糊思维是指思维中关于对象的类属边界及其性态的不清晰、不确定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指思维中在关于客观事物相互联系与相互过渡时所显示出来的“亦此亦彼”的思维现象。它表明思维主体对思维对象的量的规定或质的规定不甚明晰。像日常生活或小说里描述人长相的“浓眉大眼”一语，“浓眉”到底浓到什么程度，眉毛的准确数量是多少根，“大眼”大到什么程度，眼睛的长与宽分别是多少厘米，这些量的规定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是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形态，二者之间有较大差异：
第一，逻辑思维靠概念系统进行，没有概念，逻辑思维就无法进行；直觉思维往往要抛弃概念，直接面对事物，直接诉诸心灵。
第二，逻辑思维追求形式性、规律性、严密性，否则，逻辑就不能成为逻辑，逻辑就失去了它的力量；直觉思维一般不经过逻辑推理，以其突然性与穿透性见长，它往往直接通过事物的现象而直达事物的本质，且往往不能预期，只能巧合。
第三，逻辑思维的推理一般环环相扣、等级转换，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也往往有颇强的说服力；直觉思维是顿悟式的思维，它虽能直达事物的本质并让人获得正确的解答，但往往不能向人呈现出其清晰的思维过程，操作性不强。
第四，逻辑思维靠一环扣一环的推理来展现自己，其思维轨迹往往是线式的；直觉是在对一个事物的直观感悟中完成的，其思维轨迹一般是跳跃式的。
中国先人重视直觉思维的重要作用，这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过，只是一味强调直觉，强调受教育者要在践履中去体验与顿悟，强调一个人“触心”要能“警悟”（王夫之语），以致忽视逻辑思维，这又有一定的偏颇，也使得中国古代的教育带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操作”，易流于“空泛”。
[1]汪凤炎，郑红. 中国文化心理学（第5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2]燕国材.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