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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人的人格心理观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有相当大的现代意义：一是中国人心中的人格的含义；二是人格形成学说；三是人格分类思想；四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现实人格及二者脱节的原因；五是中西方人格观的比较。
在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看来，人是纷繁复杂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像儒家所讲的君子和小人，虽都是人，却有截然不同的人格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本土文化所讲的人格，不但有人品之义，还有个性之义。
人品一词为中国文化所固有，它的含义有两个：一是指人的品格；二是指人的仪表，如《古今小说》卷十九：“薛宣尉为建阳知县，人品虽是瘦小，却有学问。”
中国人讲的个性主要指一个人与其他人相区别的属性，一个人以此而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因此，在中国文化里，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仍是人，只不过在他身上找不到某些明显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个大众凡人而已。由此可见，中国人讲的个性，实际上相当于西方心理学中所讲的个性差异。
葛鲁嘉对中式人格概念的分析：中国本土文化里的人格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一是指人所独具的品性，也就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它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二是指人的品性与才能所呈现的不同等级，它使人与人区别开来。
先哲为了增进人们对人格的认识，也对人格做了分类。因不同人所持的分类标准不同，于是出现了不同的人格分类思想。
“君子”意指“有才德的人”，“小人”意指“无德之人”。因此，所谓的“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是指主要以德行高低（兼顾才智大小）为标准，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类型的一种人格类型说。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具体标准主要有：仁、义、礼、智、信、忠、恕、诚、勇、孝、中庸、文质彬彬、和而不同、谦虚和自强。依儒家文化的解释，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心理素质和言行表现是泾渭分明的，一个人在做人的过程中，能从整体上较好地体现出这十五种素质就是君子；反之，凡是基本上不具备这十五种素质的人就是小人。“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首倡者是孔子，其后经过历代学人尤其是儒家学人的不断完善，对中国人的做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许多中国人的做人风格。
《黄帝内经》根据中医的长期临床观察与实践，综合考虑人的外貌、体质以及心理与行为特征，将人格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和阴阳和平之人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总结如下：
表8-1 《黄帝内经》五种人格类型
中医关于人格类型的划分方法正确与否至今难以确定，因为《黄帝内经》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些实际上的证据，其结论主要是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基本上没有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方法，缺乏实证依据，所以应谨慎看待中医的人格类型说。
刘劭，三国时魏国人，著有《人物志》一书。在该书里，他对人的才能、性格、智勇以及鉴定方法等做了系统的研究。他的人格类型说对后世中国人进行人才选择和人才任用的影响甚大，成为后世中国人选择人才和任用人才的重要依据之一。
刘劭认为性情是一个人的本源。人性各异，而人所受的洗染也不同，故而世上有不同的人才，这表明，刘劭划分人才类型的依据是人的性情差异。他将人才分为十二种类型。
清节型：此类人才品行高尚，举止仪容能成为人们的榜样。
法家型：此类人才能够制定法律、改革制度，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
术家型：此类人才精通变化之道，能提供奇妙的智谋策略。
国体型：此类人才兼有情节型、法家型和术家型三种人才的才能，并且都很完备。
器能型：这类人才也兼有清节型、法家型和术家型三种人才的才能，但并不完备，品德仅能成为一方诸侯国的表率，其法制仅能治理一乡一邑，其术略仅能处理某些具体的行政事宜。
臧否型：这是由清节型派生出来的一种类型。这一类型的人不能宽宏大量，喜好判断好坏，热衷于分辨是非。
伎俩型：这是由法家型派生出来的一种类型。这一类型的人不能高瞻远瞩，缺乏长远打算，专门施展政治手段以期达到某种目的。
智意型：这是由术家型派生出来的一种类型。这一类型的人不能创制法则以便社会遵循，而遇到事变时则运用权术，随意处理，因而他们是智谋、权术有余，但公正不足的人。
文章型：这种人善于著书立说、撰写文章。
儒学型：他们能够传授圣人的学业，但不能任职施政。
口辩型：他们善于言辞、辩说，往往对答如流。
雄杰型：这种人才胆略超众，才略过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军事才能。
刘劭根据“阴阳五行生成说”，类推出人的五种人格：木——温顺而果决，金——果敢而充实，水——恭敬而平和，土——宽柔而严实，火——明畅而光芒。在此基础上，刘劭将人格分为十二种类型，并对每一种人格的总体特征及其优缺点于以精辞界说。如下表所示：
表8-2 刘劭的十二种人格类型表
刘劭还特别看重人才中的人才，即英雄，他根据智与勇搭配的多少，将“英雄”分为英才型、雄才型和英雄兼备型等三种类型。
英才型的人以智见长，像张良之类的人才就属于英才型；雄才型的人以勇见长，像韩信之类的人才就属于雄才型；英雄兼备型的人兼有智与勇，像刘邦之类的人才就属于英雄兼备型。
探讨古代中国人的人格心理观时，有一个问题不能不予以重视，那就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现实人格以及二者脱节的原因，因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区别何止十万八千里。
理想人格是指表现出一种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并被生活于该文化中的人们所崇尚、所效法的人格。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蕴含的理想人格具有以下特点：
1.理想观念：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格平等意识。
2.理想目标：“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
3.理想人格的性质：“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
理想人格的设立，给古代中国人的人格修养指出了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在中国历史上也的确曾经激励不少人为此而奋斗终生。但是就事实来看，理想人格毕竟只是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而与理想人格相区别的古代中国人的现实人格呈现出如下特点：
1.现实观念：“刑不上大夫”的人格不平等意识。
2.现实状况：方圆人格。
3.现实人格的性质：“君为臣纲”的依附性人格。
造成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相脱节的根源是多种多样的，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
从一定意义上讲，“内圣外王”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无论就理论而言还是就事实而言，“内圣”与“外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融会贯通的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不是同一维度上的概念：“内圣”重在“德”的维度（当然也涉及“聪明才智”），并且往往是先修“私德”，然后再将之拓展为“公德”；“外王”重在“智”的维度，当然有时也涉及“德”，所谓“以德服人”是也。虽然“私德”与“公德”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是可以相互影响与转化的，但是这个转化并不那么容易。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道、释诸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虽然内涵不尽相同，不过，究其实质，实际上都推崇单一的“内圣外王”式的理想人格。由于这种理想人格的标准定得如此之高，以至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便严格按照先圣设计的修身路线去做且将一生的时间都用来研习修身的功夫，也不见得能大功告成。因此，“内圣外王”式的理想人格除了对极少数人产生真实的影响力以外，对芸芸众生并无多大的实际吸引力。于是，表里不一致或言不由衷的心理与行为方式也就随之产生了，从而导致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脱节。
若想将理想人格变成现实人格，那么就要求人们既要有较高的德性，也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后者是实现理想人格的现实基础。说得明白点，就是一个人不但要有为理想人格而奋斗的志向，更要有能力去实现理想人格。但是，事实上，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一种泛道德文化，过于强调人们要进行德性修养，而将求知的事情一贬再贬，这就使得人们空有想践行理想人格之志，却没有能力去践行理想人格，使理想人格的实现失去了现实基础。
中国主流的人格观一向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的。由于孟子肯定人性本善的层面，因此，从善性里流出的一些概念都被认为是正面的、理性的，像仁、义、礼、智、信等。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而“原罪说”是基督教一个最基本的教义，所以西方主流的人格观一向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从原罪里流出的一些概念都被认为是负面的、非理性的，像邪恶、贪婪、狠毒、背约、奸淫等。
中西方人讲的“自我”在人格结构中所占比重与所处位置也有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中国人深受孔孟思想的影响，而孟子力倡人性本善，注重人禽之别，同时，中国人强调“自制”，主张以大我克小我。因此，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观念里，虽然“超我”的成分占有一定比例，但“自我”的成分所占比例更大，基本上排除了“本我”的地位，没有给“本我”一个起码的生存空间。
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深受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影响，多相信人性本恶，于是，多承认“本我”的存在，给予其足够的“合法”地位，因此，在西方人的人格结构或“我”的观念里，“本我”所占的比重最大，“自我”所占的比重次之，“超我”所占的比重最小。
中国人讲的良心或道德自我，犹如藏在人脑内的“圣人”，显得既完整又崇高。在王守仁看来，人人胸中本都有一个“圣人”，只是许多人或是缺乏足够的自信心，或是被物欲所累，从而将自己胸中的“圣人”给遮住了。所以，若将中式人格结构画成同心圆来表示，那么，“良心”或“道德自我”一般处于正中位置；若将中式人格结构画成金字塔来表示，那么，“良心”或“道德自我”一般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
西方人所讲的良心的含义较之中国人所讲良心的含义要小得多。如在精神分析学派的论著里，虽也将道德自我看作人格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在整个人格结构里，“超我”只占一小部分。在弗洛伊德呈现给世人的著名人格结构图里，“本我”占绝大部分，其次是“自我”，占最小部分的是“超我”，且只处于“偏安一隅”的位置。
中方国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不过，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与西方文化里所蕴含的人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文化里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非常关注群体或社会的人格，而轻视甚至压抑个体的人格；西方文化与之恰好相反，其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非常关注个体的人格，而轻视甚至忽视群体或社会的人格。
尽管孔子和孟子等人倡导独立人格，受其影响，其后也有一些人推崇独立人格，并身体力行之，可惜，它并未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封建专制思想相呼应，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向鼓吹依附性人格，导致多数中国人丧失了独立人格，与此不同，西方文化向来重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倡导“不自由，毋宁死”的理念，使得西方人一向追求独立人格。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力倡通过个人道德上的修养功夫来促进人格的发展，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西方文化对自我成长或人格光辉的发扬，主要是靠知识的修养与宗教的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人格主要是一种道德人格，于是，对于理智人格和审美人格，中国人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西方文化力倡一个人的人格要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在西方的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和超我都有其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