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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是现代社会心理学重点探讨的主体之一，中国文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它对于正确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化问题有何启示？
社会化亦称“教化”，是指个人参与社会生活，通过交互活动，习得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并成为一个社会成员的过程，即从自然人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人的一生，一般分为早期社会化（儿童、青少年期）、继续社会化（中年、老年期）和再社会化。
现代社会心理学所讲的个体社会化问题，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里，也就是所谓的“做人”问题。中国人之所以向来重视“做人”问题，其缘由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多认为个体在诞生之初，充其量只是一个“已具人形的生物性个体”，与禽兽并无本质区别。
那么，如何“做人”呢？中国先哲们普遍认为，人主要是靠自己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做”出来的。这从先哲常以“仁”代“人”的事实中可见一斑。“仁者，二人也”，“二”是泛指，实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人群，一个人只有在与另一个或两个或多个人互动的过程中才能被称作人。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如何看待社会化问题上存在差异。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未诞生前，西方人多相信人是由上帝“制造”出来的，因此任何人都“天赋”地拥有做人的权利。个体在社会化之前已是一个拥有天赋人权的人，只不过此时的个体是还缺少必要的“智”与“德”的个体，在社会化之后，才变成一个拥有更多“智”与“德”的人。既然“成人”的条件如此容易达到，那么“做人”在西方文化传统里就不构成一个重要问题。于是，西方人将目光转向“做事”，使“做事”问题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一个重要问题。这是现代意义的科学最终在西方文化里诞生的深层原因之一。西方人这一“做事”理念的实质是，高扬人的理性而轻视人的德性。
从很大意义上说，中国人讲的“社会化”是一个“质变”过程：个体在“社会化”之前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人”；个体在社会化之后，只有习得了必要的德性，才能真正“成人”，若仅仅是生物性的成长则毫无意义。这个可以说是中西方人对于“个体社会化”看法的一个最大的差异。“做人”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一个人在没有做好人之前，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去做事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伦理道德型特点的深层原因之一。
这种做人理念的明显不足有二：一是易抹杀人的生物属性，进而不易重视和尊重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和基本的做人权利；二是割裂了“德”与“才”间的辩证关系，过于优先考虑“德”在成人过程中的价值，而轻视“才”在“成人”过程中的价值，进而主张“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
因此，若想融会中西方做人理念并扬长避短，当代中国人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就要树立“做人”与“做事”并重的理念。这实际上是一种“必仁且智”的完整的做人理念，它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人人格的完善发展。
生物性个体是怎样变成社会性个体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从理论上看，西方心理学主要有四大派别，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二是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论；三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四是格赛尔的正常成熟论。而在中国文化里，中国先哲大都赞成以“习与性成”的性习论作为理论工具来解释。细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性习论；二是慎染说；三是童心失说。性习论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再赘述，下文主要讨论后两个观点。
慎染，即小心熏染。慎染说，指谨慎对待环境和教化对个体品性的影响的一种观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语，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形象说明。
在中国思想史上，尽管先哲们对“人性”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但是大家都赞成“慎染说”。如以主张“性善论”而闻名于世的孟子在《告子上》一文中就认为，环境对个体品性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荀子也在《荀子·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既然个体所处环境的好坏与其品行的发展息息相关，那么个体就应善待环境和教化，以便利用好的环境和教化来塑造出良好的品行。
这一观点由李贽提出。李贽认为人与生俱来的“真心”是“童心”，童心至真至善是一个人的真我。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真人”的缘由，是这些人失去了童心。他具体描述童心丢失的三个过程：起初，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某些社会现象内化到自己的内心中，使自己内心本有的童心慢慢丧失，这是一个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的感知经验受到了社会心理的影响。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通过所见所闻获得了一些道理，尤其是一些所谓做人的道理，并让这些道理逐渐占据个体的心灵，这就导致个体本有的童心进一步于不知不觉中丢失了，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理智受到了社会心理的影响。再后来，随着岁月的不断流逝，个体的社会阅历逐渐增多，人生经验逐年丰富，懂得去追求名利，去掩盖丑恶，因此，使个体本有的童心又进一步减少了。在此过程中，个体的价值观受到了社会心理的影响。
用现代心理学的眼光反观中国人的社会化理论，有以下几个颇具现代价值的思想：
第一，它所持的是多因素论。在探讨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因素时，中国人一般多持多因素论的观点，即看到了遗传（含成熟）、环境、教育和主体性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显得颇为全面。
第二，重视环境在个体社会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重视环境（包括教育）在个体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大多数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普遍遵循这样一个规律，什么样的环境生成什么样的人格。
第三，推崇“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道理。
第四，突出双主体的作用。中国人在讲个体的社会化时，充分认识到不同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不一样。因此，多数人主张对于自主意识较弱的个体（如儿童），监护人要积极为其选择或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外部环境，以让其更好地社会化，如妇孺皆知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这表明先哲在探讨个体社会化时，未削弱监护人在其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同时，对于有一定自主意识的人们，如成人，又主张他们要善于为自己的人格修养选择或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外部环境，提倡“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这表明先哲也未削弱对作为社会化的个体的主体性（或称独立人格）的培养。换言之，在中国讲个体的社会化思想中，已包含有双主体的思想，至今看来仍非常可贵。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社会化历程或人生曲线犹如一条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此形状的表面寓意是：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人生犹如一个平底深渊或苦海，一般是先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因为中国人多信奉并身体力行“爱幼”的做人法则，在当代中国，许多家庭更是有儿童“宠物化”或“宝贝化”的趋势；然后是从“快乐的童年”逐渐往下滑，进而陷入困难重重的深渊或苦海；在经历了无数次人生奋斗或挣扎后，终于可以远离这个深渊或苦海，不过，此时个体岁数往往已在60岁以上了。换言之，大多数中国人的社会化历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两头较舒服，中间颇艰辛。
对中国人而言，做人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综观古代中国人的做人历程，发现其中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往往都是多元文化并存（如古代中国是儒、道、释等多元文化并存），并且一个人只要从心底认可某种文化，他在做人过程中往往会坚守此种文化理念，通常情况下也多能做到一以贯之。
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在做人过程中多将本该连贯一致的个体社会化历程分为明显的前后两节。在个体未真正进入社会之前，他们受儒家尚德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按儒家的理想来塑造人，要求做一个人至少要做个道德人，往上是做个君子，最高目标是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做个圣人；在个体真正走入现实社会后，迫于生存的需要，或是为了更好适应生活的需要，他们又信奉中国式的实用主义，以现实指标来评价人，要求一个人要做成熟人。
社会化的内容就其大体而言，主要有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和性别角色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个体学会现有政治制度所接受和采用的规范、态度和行为的过程，或者说是个体的政治态度与政治信念形成的过程。
当代中国人在政治社会化方面存在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君为臣纲”思想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素质的培养。二是爱国热情持续高涨。这与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进步有关。
道德社会化是个体将外在道德规范逐渐内化成自己品德的过程。当代中国人在道德社会化方面至少存在两个重要特点。
对于中国古人而言，人们一般都是生活在各式各样的私人家庭中，在家庭与国家间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生活”。因此，古代中国人大都只注重私德的培育，极少人能够真正在“兼相爱”的层面上，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社会已逐渐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向市民社会（陌生人社会）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庭，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生活。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当代中国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都极力倡导要培养个体的公德意识，以便让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做到兼顾公德与私德的培育，不能偏执一方。
儒学自汉武帝时期一跃而升为“唯我独尊”的主流思想之后，此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才灭亡，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进行道德社会化时，一般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其基本内容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弘扬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重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道德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与此相适应，当代中国人在进行道德社会化时，一般是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主，然后再适当融进一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义思想，其目的就是使当代中国人逐渐生成既保持中华传统美德又有社会主义德性的品德。
性别角色社会化是指个体学习自己所属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的过程。概括起来，当代中国人在性别角色社会化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重要特点：
1.从持有“男尊女卑”式性别偏见，转向接受男女平等观念。
2.“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思想，至今仍有较大的生存空间。
3.随着妇女地位在当代中国的逐步提高，“惧内”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4.性别中性化，有愈演愈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