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态度是指人们对一定对象相对稳定、内部制约化的心理反应倾向，是联系个体内外世界的桥梁。由态度出发，向内可研究个体的心理状态，向外则可对个体行为进行某种预测。因此，在社会心理学的全部历史和领域中，也许没有一个其他的概念比态度更接近中心位置，有的学者甚至把社会心理学视为研究态度的科学。
态度具有统合性：态度这种心理过程是对其他心理过程的统合。当人们的心理活动表现为一定的态度时，已经不是认知、感情或动机等哪一种心理过程的表现了，而是全部心理过程的具体体现。
态度具有媒介性：态度是一个人的心理世界与外部表现之间的中介过程，态度是行为的准备或潜在行为过程。例如，被自己评价为有意义的工作，也就有兴趣、有热情去做，而我自己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不会去做。行为与心理状态吻合、协调，才会坚持做一件事情。
态度有压力，具有压迫性：态度总是指向并倾注于某个对象，因此，态度会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态度和蔼、真诚、坦荡，会使人有安全感并亲而进之；相反，态度圆滑、缺乏诚意，会使对方有危机感并疏而远之。态度压力是态度变化的心理因素之一。
态度是一元的，表现为从正到负的连续状态（如+3，+2，+1，0，-1，-2，-3），态度的变化也沿着这种从正到负的链条进行，可观察、可测定。
态度的社会本质是讲态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
态度的对象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态度的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种种领域、种种事件等等，有些场合可能不是社会本身，而是自然环境，但也会与社会生活有着种种联系，如诗人对风光景色的赞美态度，就是诗人对生活感受的心理状态，是对生活的“移情”或者态度“投射”；
态度的主体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态度主体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而社会态度是在关系互动中形成的。有些场合，看起来是个体独居时的态度表达，如“自闭”而不与他人往来，一个人喝闷酒、对酒当歌等，但这种“孤立”状态的背后，仍然是社会关系在起作用，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逃脱。自己对自己的态度，不仅是在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而且是对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社会态度在自己心理活动中的某种再现。
从态度的实质看，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概念，是在社会态度的意义上使用的，有时用态度而不用社会态度分析问题，也是指社会态度。
个体态度是属于个体层面的态度，是存在社会关系的个体。群体态度是指群体中多数成员或全体成员对某一事件的共有态度。群体生活的内容和方式，尤其是成就目标的相关性或共有性，决定了成员之间态度上的某些共同性，除了个体的经验作用作为内部参照的标准之外，在一个群体之内的群体所遵循的规范也对个体的态度起到了外部参演的作用。此外，对他人观点的接受程度通过同化和内化的作用也影响着个人态度的形成。
态度的三要素理论最早是由罗森伯格和霍夫兰德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态度是个体以特定的几种反应方式对某种刺激做出反应的预先顿向，态度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
（1）认知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认识所具有的知觉、理解、信念和评价。态度的认知成分常常是带有评价意味的陈述，即不只是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表示个体的评判、赞成或反对。
（2）情感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持有的一种情绪体验，如尊敬和鄙视、喜欢和厌恶、同情和嘲讽等。
（3）行为倾向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持有的一种内在反应倾向，是个体做出行为反应之前所保持的一种准备状态。
从理论上看，态度构成中的这三种成分之间是协调一致的，如果出现了矛盾和不协调，则个体会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调整，重新恢复其间的协调一致，但这三者的协调一致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存在着不协调和不一致。
此外，认知、情感、行为倾向这三种成分，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也不尽相同。有研究结果表明，情感和行为倾向的相关程度高于认知与情感、认知与行为倾向的相关程度，由此可见，在这三种成分中，认知成分的独立程度要更高些，与其他两种成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相对较小。再有，情感成分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和非常明晰的。
态度三要素说也有其缺点，它把态度与行为相提并论，混淆了心理过程与行为的界限。动机是行为的内在动力，也是对行为的一种准备，因此，在分析态度构成问题时，既不可以把动机与行为等同视之，用行为取代动机，也不可以把动机从态度的构成中排除，态度既然是一种综合性心理过程，就应该把动机包括在内。动机作为态度的内在动力，也是对态度的一种发动，因此动机和态度一起形成行为的准备状态。社会态度是由社会认知、社会感情和社会动机构成的，另外，还必须看到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等高层次意识对态度的影响作用。
社会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因素所构成的，它对个体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社会客体通过态度来赋予意义，为个体的行为反应提供具体信息。态度一旦形成，成为一定的心理结构，就会影响对后继刺激的接受，对于后继刺激所具有的价值能够发挥判断作用与理解作用。态度能使个体有选择地接受有利于自己的、合适的信息，拒绝不合适的信息，也可能曲解地接受错误信息而产生错误的认识，形成偏见。
人们的某种态度决定了他的某种期望、某种目标，与其态度相一致的事物将会给他带来满足感，与其态度相反的事物则能唤起失望感或不满足的情绪和情感。
态度具有动机作用，态度将驱使人们趋向或逃离某些事物，它规定了什么是偏爱的，什么是期望的，什么是渴求的，什么是想要避免的。态度的动机功能主要有三方面：
①适应功能。态度促使个体转向为实现自己目标而服务的某一对象。
②防御功能。个体倾向于选择有利于自我防御的态度，这种自我防御有利于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的确立，从而减少内心焦虑，保持内心安宁。
③价值表现功能。自我防御功能强调个体被动保护自我形象与价值，而态度能够成为表现自我价值、表现自己个性的工具。
以上这些功能也可能以一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同时起作用，但有时某一个特定的功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个体形成一定的态度后，由于接受新的信息或意见而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叫作态度的转变。
态度的转变有两个方向，一是方向的转变，另一个是强度的转变。比如对某一事物原来是消极的，后来变得积极了，这是方向的变化。原来对某事物有犹豫不决的态度，后来变得坚定不移地赞同，这就是强度的变化。当然，方向与强度有关，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既是方向的转变，又是强度的变化。
美国学者霍夫兰德等人提出了一个态度转变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发生在接收者身上的态度转变，要涉及四个方面的要素：
（1）传递者：传递者是沟通信息的提供者，也是试图以一定的方式引导人们发生态度转变的劝导者。
（2）沟通信息：态度转变是接收者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与外在的信息存在差异后发生的变化，沟通信息是态度转变的最直接的原因。
（3）接收者：也是态度转变的主体，一切说服的努力，只有为态度主体所接受，才能发挥作用。
（4）情境因素：沟通和说服是在一定背景中进行的，所处的情境不同，个体的情绪状态的差异，都会影响态度转变的效果。
态度变化难易要视两者差距的大小而决定。这说明，要转变一个人的态度取决于他原来的态度如何，如果两者差距太大，往往不仅难以改变，反而会使其更加坚持原来的态度，甚至有对立的情绪。例如，让一个抽烟成瘾的人戒烟是非常困难的。
人们对于各种事物的态度能否转变，都有一定的参照点，这种参照点包括当时情境下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态度、动机、情绪、过去经验等；外在因素包括社会环境中的人、事、物等。这些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个人转变态度的参考点。
能否转变态度，除考虑态度立场差距这一因素外，还要看个人是否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即改变态度与个人切身利益的关系大小。比如，企业中青年工人提升晋级都要有学历，于是青年工人对于学习的态度就必须转变，这说明外在因素已经转化为他们的强烈要求改变态度的动机，从而构成了他们的参照结构，最后转变了学习态度。
要转变一个人的态度，必须引导他积极参与有关活动，比如一个对于体育活动态度不够积极的人，与其口头劝说，还不如动员他去操场活动一下，这样就容易使他发生态度的转变。
通过实践活动转变态度是非常有效的思想教育的手段。青年工人不知道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这就要让他们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通过参观活动他们就可以知道新旧社会的对比，从而增加了对新社会的热爱态度。而如果青年工人参加了不正当的活动，比如偶尔抱着好奇心参加赌博等，这就会使他们的态度向坏的方向转变。
人们都处在一定的团体中，团体中的准则、规范化的规则都可以有效地改变个人的态度。一个工厂有厂规，一个班组中也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样，一个纪律松散的青年进了工厂、班组之后，就要受到厂纪厂规、班组准则的约束，从而也就逐渐地改变了对于纪律和自由的态度。
宣传对态度的转变是有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宣传者的权威：宣传者本身的权威性，如学位、社会地位、职业、年龄等，对被宣传者态度转变的关系很大。②宣传内容及其组织：对于教育程度低的人来说，单方面宣传容易转变他们的态度；而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则听到正反两方面内容的宣传效果为最好。人们最初的态度与宣传者所强调的方向一致时，单方面宣传有效；假若最初态度与宣传者的意图相对抗时，那么两方面宣传更为有效。
1961年，凯尔曼提出了态度变化过程的三阶段说。这三个阶段是：服从、同化和内化。现分述如下：
这是从表面上转变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的时期，也是态度转变的第一阶段。一般来说，这时人们会表现出一些顺从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受迫被动的，这就比如刚进工厂的青年员工因为考虑到奖励和惩罚的利益关系，才在行为上表现出服从的样子。
这一阶段表现为不是被迫而是自愿接受他人的观点、信念、态度与行为，并使自己的态度与他人的态度相接近。同样可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青年员工在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和帮助下，真正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工人，应该自觉地遵守纪律，因而他会同其他职工一样，把遵守劳动纪律当作是一种信念和观点。显然，同化这一阶段已不同于服从阶段，它不是在外界压力下转变态度，而是自愿地进行的。
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他人的观点，从而彻底地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在这一阶段中，接收者真正相信了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从而把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纳入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之内，成为自己态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革命者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信仰，这时就真正达到了内化阶段。无数革命先烈的思想成长历程都可以充分说明这点。
心理学家海德于1958年提出了态度转变的平衡理论。海德认为，人类普遍地有一种平衡、和谐的需要。一旦人们在认识上有了不平衡和不和谐性，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焦虑感，从而促使他们的认知结构向平衡和和谐的方向转化。显然，人们喜欢完美的平衡关系，而不喜欢不平衡的关系。
平衡理论涉及一个认知对象与两个态度对象之间的三角形关系。例如，用符号P来表示认知的主体，用符号O与X表示两个态度对象。O与X是处于一个单元中的两个对象，认知主体P对构成一体的两个对象O与X的评价是带有情绪性的，喜恶、赞成与反对。
通常，认知主体对单元中两个对象的态度是趋向一致的，如喜欢某人，则对某人的工作也很赞赏；不喜欢某人，则认为他的朋友也不是好人。
为此，当认知主体对一个单元内两个对象的看法一致时，其认知体系呈现平衡状态；当对两对象有相反看法时，就产生不平衡状态。例如，喜欢某人，但对他的工作表现不能赞同，这种不平衡的结果就会引起内心的不愉快和紧张。消除不平衡状态的办法就是，赞同他的工作表现，或不再喜欢此人，这就产生了态度转变的问题。
现将上述的P—O—X的关系列成图解形式，以符号“+”表示正的关系，以符号“-”表示负的关系，那么，共有8种状态，其中4种是平衡的结构，4种是不平衡的结构（见下图）。
图2-2 P-O-X关系形式
判断三角关系是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其根据为：平衡的结构必须三角形三边符号相乘为正；不平衡的结构必须三角形三边符号相乘为负。
现举例说明这种三角关系。今有认知主体P（女青年），态度对象为O（男青年，为P的男朋友），X（男青年O自愿去做清洁工的工作）。
对此，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1）P对O与X皆持赞成态度（如图1），这是一种平衡状态。
（2）P对O与X皆持不赞成态度（如图4），这也是一种平衡状态。
（3）P对O持赞成态度，对X持不赞成态度（如图2），这就造成了不平衡状态。在第三种情况下，P要达到平衡的解决办法为：
（1）P改变对O的看法，认为O很老实、肯干。
（2）P改变对X的看法，认为X（清洁工）也是工作的需要。
（3）P劝说O，不要去做清洁工。
由上可见，不平衡状态会导致认知结构中的各种变化，所以，态度可以凭借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而形成和改变。
1957年，费斯汀格提出，认识因素是相对于个体的整个认知结构而言的。人们的认知结构由知识、观念、观点、信念等组成。每一个具体的知识、观念、观点都是一个认知因素的单元。比如“我要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我对某企业的领导很满意”这些都是独立的认知因素单元。个体内的许多认知因素，这些因素之间有的相关，有的没有相关，是彼此独立的。
有相关的认知因素之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关系很协调，另一种情况是关系很不协调。前一种情况像“我喜欢学企业管理，因为企业管理是办好企业的关键”。后一种情况是“文化考试中数学占有重要位置，但我一想到数学就头昏脑涨”。认知因素之间的矛盾与失调会带来心理上的不快感，这时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去减轻或解除这种不协调的关系；而当认知结构内各因素之间是协调的，他就想去保持这种关系。
认知因素之间的不协调强度愈大，人们想要减轻或解除不协调的动机也就愈强烈。一般说，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1）改变认知因素中不协调的双方中任何一种认知因素，使双方趋于协调。比如有的人可以决定“自己今后戒烟”，也可以怀疑“抽烟会生癌”的说法无根据，因为他们认为“不抽烟的人也可能生癌”。用这种方法就能协调认知因素的矛盾。
（2）添加新的认知因素，以缓和双方的矛盾。例如抽烟的人决定今后“改抽带过滤嘴的香烟”。这是一种用新的认知因素来解除或减轻原有的认识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法。
费斯汀格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解决如何使认知矛盾达到统一，从而使得人们心情舒畅。这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提出的解决思想矛盾的方法。
霍夫兰的信息传递理论为社会心理学的态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影响态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信息发出者提供信息的可信度、信息的内容结构、收信者的特点、收信者参与传递活动等。
（1）信度对态度变化有影响。信度指一个传播信源被接受者认为是值得相信和能够胜任的程度。霍夫兰等人提出，信度高比信度低更能引起态度的变化。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用生物医学杂志和大众月刊杂志向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被试宣传抗阻剂的效用，然后测定被试在接受宣传之后的态度变化。在实验之前，先对两种杂志提供的消息信度进行测定，有81%～95%的被试者对前一种杂志提供的消息评价为可信，只有1%～2%的被试对后一种杂志提供的消息评价为可信。在被试接受宣传之后，霍夫兰等人发现，前一种场合有23%的被试态度发生了改变，后一种场合只有6.6%的被试态度有改变。
（2）信息传递结构对态度的影响。信息传递的结构有两种：一种是只有一种意见的单一的传递，另一种是包括反面意见在内的全面传递。霍夫兰将这两种内容结构不同的信息传递录在磁带上，让被试听录音，然后测定被试的态度变化。实验结果显示了这样几种情况：被试的立场与信息传递的内容一致的时候，更多的是接受单一传递；在文化教育水平低的被试中，单一传递更有效；在文化教育水平高的被试中，全面传递更有效；全面传递的说服效果，既受到反宣传的影响，也还在起作用，就是说，全面传递的说服方式有抵制反宣传的效果。
（3）除此之外，霍夫兰等人还发现，当被试积极参与传递活动时，所得到的效果比单纯听广播要好。比如，在收听广播宣传的同时，组织小组进行讨论或评价，宣传内容更容易被接受，宣传效果更好。
态度是人们对待社会事物的心理倾向。一个人或若干个人对事物的态度会影响他或他们自身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而态度的研究又离不开对它进行比较科学的测量和分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运用高信度和高效度的态度量表，可以准确地反映出所要测定的态度，为社会心理学和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数据和资料。
方向性： 态度的每一个层面都具有正反两个方向，从测量方法的观点而言，这种分类法只能算是类别尺度，是质的分类而已，对态度不能进一步地做更量化的分析。
强弱性： 每一个态度层面都有正反两面，而正反两面又各有其强弱度。例如，对家庭计划的认识可以从非常好到非常差；情感层面的强弱，可以从无条件的喜欢到无条件的厌恶；行动倾向的强弱，也是可以从极强烈的支持家庭计划政策到极力地反对或攻击这种政策。
多面性： 是指各层面的组成种类与差异情形。例如，对科学的认识，可能有理论与应用之别。就感觉层面而言，有人对一个女人的爱，可以分为尊敬、吸引、友谊等，但对另一个女人可能说不出理由，只知道喜欢她；就行动倾向的多面性而言，一个人若要支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发展，可能会有不同的行动方式，如在社区开设心理茶馆、开展公益科普讲座等。如果以强弱代表深度，则多面性可以说是代表态度的幅度。
一致性： 就同一事物的态度而言，态度的三种层面之间，大都有一致性的关系存在。如一个人关心农业问题，经常注意到其发展情况，则他的感觉及行动，不但比较朝向赞同的方向，而且支持的程度也比较强烈。属于同一类型的态度大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喜欢小家庭的人可能比较赞同节育政策。
因为态度是一种潜在性变量，所以只能用间接法，从个人的反应来推测。态度测量方法当中，最常用而比较客观的方法是态度量表，而大部分态度量表都只是测量态度的强弱度。
态度量表主要有下列三种：总加法、累积法和等距法。
总加法量表：总加法态度量表由一整套态度项目构成，假设每一项目具有同等的态度数值，根据被试反应同意与不同意的程度给予分值，所有项目分数的总和即为个人的分数，这个分数的高低即代表个人在量表上或连续函数上的位置，以表示其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总加法量表当中，最常用的是利克特量表。
累积量表法：累积量表一般称为哥特曼量表，哥特曼量表是单维的，即量表自身结构中存在着某种由强变弱或由弱变强的逻辑，因此也不会像利克特量表那样形成分数相同而态度结构形态不同的现象。它的每一个量表总分，都只有一种特定的回答组合与之对应，可以直接根据被测者所同意的陈述的数目及他的量表分数，来决定他对这一概念或事物的赞成程度，这也正是哥特曼量表的最大优点。
等距量表：等距量表也称瑟斯顿量表、区间量表，在等距量表中，量表上相等的数字距离代表所测量的变量相等的数量差值。等距量表包含顺序量表提供的一切信息，并且可以让我们比较对象间的差别，它就等于顺序量表上对应数字之差。等距量表中相邻数值之间的差距是相等的，1和2之间的差距就等于2和3之间的差距，也等于5和6之间的差距。有关等距量表最典型的实际例子是温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