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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这次旅程，还要尽可能详细地把我最初进入这个城市的情况讲出来。这样是为了你可以在脑海中进行这样一个比较：我的开端是如此艰难，后来却在此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那时候我一身工作服，因为体面的衣服还没有随行李运到。这一路上风尘仆仆，我全身上下肮脏不堪，口袋里鼓鼓囊囊，塞满了污浊的衬衣和袜子。既举目无亲，又无处可以投宿。因为赶路、划船和缺乏休息，我感到累极了。此时我腹中空空，身上只剩下一元荷兰盾和一先令铜板。而且这个一先令铜板还作为船费给了船夫。他们起初不肯收，因为我帮着出力划船，但是我坚持要他们收下来。有时候一个人在只有少量钱财时，反而比钱多时来得慷慨些，也许是怕别人认为他身上没钱的缘故吧。
我来到街上，毫无目的地四处溜达，就这样来到市场附近。在那里看到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面包。我经常把面包当作一天的食物，于是就过去问他是在哪儿买的，按照男孩的指点，我立即跑到第二大街的一家面包铺，询问可有波士顿常见的那种饼干，结果这里没有那样的饼干，问有没有三便士一个的长面包，回答还是没有。
因为我没有想到也不知道货币价值有所不同，而且费城物价比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铺子里有什么面包，我就请他给我三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很大的松软面包卷，三便士能买这么多东西，我十分惊讶，不过还是马上接了过来。口袋里放不下，我就两腋下各夹一个，一边嘴里吃着另外的一个，一边在街上走。
我就这个样子从市场街一直走到第四大街，经过我未来的岳父里德先生的门口。你母亲，当时的里德小姐正好站在门口，看到我这么一副古怪模样，肯定觉得非常滑稽可笑，我想自己也确实十分滑稽。我转了一个弯，过了板栗街，在胡桃街又逛了一段，继续不停地吃着面包卷。这时，我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我乘坐来的那只船的附近。我跑上码头大喝了一阵河里的凉水。我的肚子已经被一个面包圈填饱了，这时我看到同船来的一位妇女和她的孩子，她俩正在那儿等船继续赶路。于是，我把另外两个给了她们。
我吃过东西，恢复了精神，又跑到街上去了。这时候，大街上有一些穿戴整齐的男女老少纷纷朝同一方向走去。我就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样来到市场附近的教友的大会所。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向四周观看了一会儿，当时没有人演讲。由于前一天晚上的劳累，又缺少睡眠，我感到非常困倦，很快就呼呼地睡着了，一直到散会的时候还没有醒。有一位善良的人将我叫醒了。因此，这个会所是我踏进费城后第一个睡觉的地方。
我走出来又朝码头那边走去，一路上留意观察行人的表情，直到碰到一位面容和善的年轻人，于是我走上去向他打招呼，向他询问什么地方可以为外来人提供借宿。当时我们正在“三水手”招牌附近。他对我说：“这里就有一个招待外地人的店铺，不过，这地方的声誉不佳，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领你去一个好点的地方。”他带我到了位于清水街的“弯曲接待店”。我在那儿吃了一顿午餐。在我吃饭的时候，竟有人怀疑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这家伙闪烁其词地向我提问，似乎觉得我样子很古怪，而且年纪又很轻。
饭后，困劲又上来了，于是我要了一张床，和衣躺下。一直睡到晚上6点钟有人叫我起来吃晚饭。晚上我又很早就上了床，酣睡到第二天上午才起床。我起来之后，就尽可能地将自己打扮得干净体面，然后到了安德鲁布莱福德的印刷铺。我在店堂里看见了安德鲁的父亲，正是在纽约曾经见过的那位老人。他是骑马来的，所以比我先到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招待我吃早餐，但告诉我目前不缺帮工，因为最近又雇了一人。不过，现在镇上有一位叫凯谋的先生新开办了一家印刷铺，他那里可能会雇用我。要不然的话，可以暂时住在他家里，他会不时地给我一些零活干，直到我找到正式工作。
老人和我一起到了那家新印刷铺。我们找到了凯谋先生，布莱福德先生招呼道：“老朋友，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年轻的印刷工人，干你这一行的大概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吧。”凯谋问了我几个问题，并且递给我一个排字版看看我如何操作。后来，他说虽然一时还无事可做，不过他很快就会雇用我。
他以前从未见到过布莱福德老先生，只是以为他是城镇上的一位好心的居民，还就他目前的生意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和布莱福德先生聊开了。布莱福德并不透露自己是镇上另外一家印刷铺老板的父亲。听到凯谋说预期不久就可以把城里绝大部分的印刷事务承包下来，就巧妙地提出许多问题和一些小小的质疑，把对方的全部意图都诱了出来：他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关系，靠了谁的势力，以及他今后做生意的方法，凯谋先生对此毫无戒心。我站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立刻就看出他们俩一个老谋深算，另一个则是初出茅庐。布莱福德走了之后，我对凯谋讲出老人的真实身份，他不禁大吃一惊。
我发现，凯谋的印刷铺里只有一架陈旧的印刷机和一套老掉牙的小号铅字。他正在用这套铅字排列一首怀念阿奎拉·罗斯的《挽歌》。阿奎拉·罗斯是州议会的秘书，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人，品德高尚，在镇上极受人们的敬重，而且诗也写得很不错。凯谋也喜欢写诗，不过水平一般。实际上很难说他是在写诗，因为他作诗的方式十分特别，完全不用写文稿，当诗在脑子里形成后，直接用铅字排版，因此他只需要一副字盘。可是《挽歌》差不多要使用所有的铅字，因此谁也无法给他帮忙。
我想尽办法修理这台印刷机，使他随时能够使用（他从未用过这台印刷机，而且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使用），并且答应只要他的《挽歌》写完，就来帮他印刷。在此之后，我回到布莱福德的印刷铺，他暂且给我些零活做做，我就食宿在那里。过了几天，凯谋派人来叫我去排印《挽歌》。这时，他又搞到了一副字盘，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需要重印。
于是，他就让我着手印刷。我发觉两个印刷铺老板并不适合经营这项业务。布莱福德原来学的不是印刷，而且还不识字。凯谋虽然有学问，但也只会排字，根本不懂印刷工作。他原来是法国的一位宗教宣传家，善于在大众面前演讲过激的言论，现在没有确定的宗教信仰，又什么教派都沾点边。他完全不懂世故，我后来还发现在他性格里很有点无赖气。
我在布莱福德家里借宿，凯谋对此很不高兴，因为我在他手下干活。他自己有一间房子，不过里面没有安置家具，所以无法让我住在那里。因此他就在里德先生家为我借了一个地方，他也是租用里德先生的房子。这时候，我的箱子和衣服已经运来了，所以就把自己装扮了一番。在里德小姐的眼里，我的样子可谓仪表堂堂，与她第一次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时的模样已判若两人了。
此时，我已经在镇上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些爱好读书的年轻人，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欢乐的夜晚。我勤奋工作，省吃俭用，开始积蓄了一点钱，生活得很愉快，尽可能将波士顿的烦恼忘记。只有我的朋友科林斯了解我的情况，除了他以外，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现在生活在何处。他每次收到我的信，都不透露出半点风声。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使得我回家的日期比预计的提前了许多。我有一个姐夫罗伯特·荷麦斯，他在一条行驶在波士顿和道拉瓦之间的帆船上当船长，那时正在距离费城40英里的纽卡斯尔。他听到了关于我的消息，于是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十分诚恳地劝我回家，并且提到我突然出走使波士顿的亲友们都十分挂念和担心，希望我能够相信他们对我的善意。如果我能返回故乡，什么事情都会解决。我回了一封信，对他的劝告表示感谢，并且详细地讲述了离开波士顿的理由，使他相信我对这件事的所作所为并不像他所了解的那样不近情理。
碰巧当我的信送到时，荷麦斯船长刚好跟当时的总督威廉·基思在一起，就跟他谈起了我，并把信给他看了。总督看过我的信后，听到我如此年轻感到十分惊异。他说，看来我是一个前途无谅的青年，应当加以鼓励。并且认为费城的印刷业的水平很差，要是我能够自己开业，肯定会生意兴旺。他还愿意让我承包政府的生意，并且力所能及地为我提供便利。我当时对此自然一无所知，这些都是后来我姐夫在波士顿给我讲的。
一天，我和凯谋正在窗下工作，看见总督先生与一位衣着考究的绅士（后来才知道他是卡斯尔的弗伦奇上校）穿过街道径直向我们的铺子走来，接着我们听见了叩门声。凯谋以为是来拜访他，急匆匆跑下楼去。可是总督却只问到我，他以一种我以前不大习惯的彬彬有礼的方式，将我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很想和我认识，还善意地责怪我为什么到费城却不让他知道，并且要我和他一起上酒店。他和弗伦奇上校正准备到那儿去品尝一种上乘的白葡萄酒。我真是受宠若惊，而凯谋更是目瞪口呆。
然后我就跟着总督和弗伦奇上校到了第三街拐角的酒店，总督先生一边品尝着马德拉葡萄酒，一边建议我自己开个印刷铺，他认为有很大的希望获得成功，并且逐个分析其中的理由。他和弗伦奇上校都保证我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力的影响招揽军政两方面的生意。我提出不知道父亲是否愿意协助我的时候，威廉爵士说他马上给我父亲写一封信，向他讲明在此开业的优点，他认为肯定会说服我的父亲。
最后就这样决定了，我将乘最近的班船回波士顿，给我父亲带回总督的信。在此期间，我照常到凯谋的店铺去上班，不向外泄露这个计划。从此，总督先生不时派人来叫我去他那里一起进餐，这真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而且，他和我交谈时友好亲切、随便谦和（那时我感觉这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1724年4月末，有一艘小船开往波士顿。我向凯谋告了假，说去看一个朋友。总督交给我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对我大加赞赏，极力劝说父亲让我在费城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保证我能在这里发笔大财。我们的船从海湾驶往海面时不幸触了礁，船身裂开一个大口子，这时候海上狂风大浪，我们只得进行人工排水，大家轮流值班。经过了两星期，我们才安全地到达波士顿，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乡7个月了。
我的亲友们一点也没有听到关于我的消息，因为我姐夫荷麦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提到过我。我的意外出现使全家人无比惊喜，大家见到我都非常高兴，非常热情，只是除了那个哥哥以外。于是，我前往印刷厂去看他，那时我的衣着比我在他那里当学徒的时候漂亮多了。我穿了一套崭新的衣服，英俊潇洒，衣服上挂了一只怀表，口袋里装了差不多5英镑的银币。他很勉强地接待了我，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就转过身去继续工作。
店里的伙计们都过来问长问短：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个国家怎么样？你是否习惯呢？如此等等的问题。我于是对他们大大吹嘘了一番费城的生活，还描述了我在那儿的愉快时光，并且特别强调我还准备回去。其中有一个询问那里用的钱是个什么样子。我就从袋里拿出了一大把银币，放在他们的面前。这真是一幅光辉灿烂的图画，这种银币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在波士顿通用纸币。我又趁机让他们见识了一下我的怀表。因为我哥哥一直阴沉着脸，怒气冲冲，所以，最后我给了他们一枚8便士的银币，让他们买点酒喝，就告辞离开了。
我的这次造访使哥哥极为不快。后来我母亲劝他跟我和解，表示希望看到我们兄弟俩和睦相处的时候。他说我在他伙计面前用这种方式使他下不了台，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侮辱，永远不会原谅我。但是，他这可是大错特错了。
收到总督的来信，父亲显然很惊讶。但是过去了好几天，他对于这件事还是只字不提。这时我姐夫回来了，父亲拿信给他看，问他是否认识总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父亲认为他要是让一个三年之后才成年的孩子独自开业，无论如何不够明智。荷麦斯对这个计划极力表示赞同，但是父亲认定这计划行不通，最后断然否决了它。然后他给威廉爵士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感谢他对我的照顾和栽培，谢绝了他现在要帮我立业的意愿。因为在他看来我还太年轻，担负不起经营这个行业的责任。而且，为准备开业还需要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
那个时候我的挚友科林斯正在邮局供职。他听了我对新地方的介绍，异常兴奋。决定也要上那里去闯荡一番。当我还在等我父亲做出决定时，他先从陆路出发了。他在罗特罗岛留下所有书籍，因为他搜集了许多关于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书籍，打算等我去把它们一同带到纽约，他计划在那儿等我。
虽然父亲没有同意威廉爵士的建议，但却十分高兴，因为我能够从如此有声望的人那里获得这样一封推崇备至的信。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够依靠勤劳和谨慎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体面，他同样感到欣慰。看到我们兄弟俩难以和解，他于是同意我回费城去。嘱咐我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争取赢得当地人的尊敬，切记不可嘲讽诽谤。
他认为我有这些不好的癖好。他还答应，只要我坚持不懈地辛勤劳作而且生活节俭，到二十一岁时我就能有足够的积蓄自己开业了。假如到那时候我的事业并不那么顺利的话，他可以帮我一把，除了一些用以表示父母关怀的礼品之外。这一番话就是我这次返乡之行的全部所得。当时，我即将上船再次向纽约驶去，这次倒是得到了父母亲的同意和祝福。
单桅帆船停靠在罗德岛的新港码头。于是我就去看望约翰哥哥，他已经在那儿定居数年，而且结了婚。他亲切热情地招待了我，因为他一向很爱我。他告诉我他欠了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名叫弗农的朋友三十五英镑，哥哥要我替他还了这笔钱，先将钱放在我这儿，直到我接到他的通知叫我如何把款汇寄时为止。因此，他给了我一张汇票。这件事后来带给我很多不安。
在新港，又有几位去纽约的旅客搭上我们的船。其中有三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仪态端庄、通情达理的费城妇女和两位结伴而行的年轻女子，前者好像是一位主妇，后者好像是带着的仆人。我对妇人谦恭有礼，非常乐意地为她效劳，这使她对我有了一些好感。所以，当她看到那两位年轻女人一天天地主动和我接近时，她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小伙子，我看你孤身一人，你好像还不大懂得世道，或者说是不懂得有些年轻人容易上当的圈套，真为你感到担心。相信我，这是两个坏的女人，我从她们的言行举止中就看得出来。假如你不当心，她们会陷害你。你跟她们素昧平生，为了对你的幸福表示友好的关心，我出于友情，为你的安全感到担忧，我劝你不要和她们来往。”她看到我并没有像她那样认为这是两个很坏的女人，她就给我讲述了几件她的所见所闻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留意，不过，我现在相信她说得非常有理。我答应听从她的相劝，感谢她的一片好心。
当我们到达纽约时，那两个女人告诉我她们住在什么地方，请我到那里看望她们，我当然没有去。也真是幸运，因为第二天船主发现丢失了一把银勺和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从他的舱房里偷走的。船主知道这两个人是妓女，就领了一张搜查证搜查她们的住宅，在那里找到了赃物，这两个小偷也受到了应得的处罚。所以，我想躲过这两个人的圈套比躲过航行中的礁石，对我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到了纽约后，我找到了科林斯。他已经在那里等了我一些时候。我俩从童年起就很要好，经常聚在一起读同一本书。但是他的条件比我好，读书和钻研的时间比我多，而且他对数学极有天赋，因此在这些方面我远远不如他。我在波士顿的大多数空闲时间，都是同他在一起消磨掉的。他一直都是一位勤奋好学、思维敏捷的优秀少年。他的才学曾经受到当地几个牧师和绅士的敬佩。他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位有所成就的大人物。
不料就在我离开波士顿的这段日子，他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从旁人和他自己的口中，我知道自从他到了纽约后，每日都喝得酩酊大醉，且举止行动十分乖戾。他自己也亲口对我说，他在纽约赌博输了钱。这样，我就只得替他付了房租，还得担负起他前往费城的路费和在费城的生活费用。这使得我难以承受。
当时纽约的总督伯内特（伯内特主教的儿子）听到船长说有一位年轻旅客带了很多书籍，于是就请船长把我带去见他。这位总督非常客气地接待我，带我参观他的藏书室，那是一个藏书量很大的图书馆，我们谈了许多有关书籍和作家的事情。伯内特先生是第二位对我青睐有加、使我备感荣幸的总督。能够得到总督的赏识，对于我这样一个穷孩子来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事。
我们继续向费城前进。我在路上收到了弗农的那笔钱。幸好有了这笔钱，要不然我们恐怕不能走完旅程。科林斯想先找份会计工作，虽然他带有推荐信，但是人家可能是闻到他身上的一股酒气，或者是看到他举止古怪，使他一直没有成功。因此就继续和我在一起，膳宿费用由我负担。他知道我刚获得了弗农的那笔钱，因此就经常向我借，说他一有工作马上就全部还清。可是他已经借得太多了，我不禁担心起来。假如弗农要求把这笔钱汇过去，我可怎么办呢？他还是经常不断地喝酒。我们也为了这件事争吵过多次，因为只要他稍有醉意，脾气就变得暴躁不安。
有一次，我们跟几个年轻人在特拉华泛舟，轮到他划船时，他就是不肯。他说：“你们划吧，我要回家去。”我说：“我们才不帮你划呢！”他说：“你们非划不可。不然咱们就在水上过夜，随你们的便吧。”旁边的人说：“还是我们来划吧，这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一想到他最近的所作所为，一时也恼怒起来，所以就坚决不划。他起誓非要我划船不可，否则就把我扔入河中。他站起来从船板上向我冲过来。当他就要抓住我时，我一手抱住他的腿，同时使劲一扔，把他四脚朝天地扔入水里。
他的水性非常好，我们并不担心他会淹死。在他转过身来攀住船舷之前，我们划了几下把船划到他够不到的地方。当他再次靠近船时，我们就问他到底愿不愿意划船，然后又往前划几桨。可是，他说宁愿淹死也不会答应划船。直到看到他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才把他捞了上来。黄昏时分吹起了凉风，他全身湿淋淋地被我们送回家。
自那之后，我们之间几乎一见面就相互顶撞吵嘴。恰巧，这时他遇见一位西印度群岛的船长，此人受托为巴巴多斯一位绅士的儿子找一个家庭教师，答应带他一同前往。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他答应只要一得到报酬就立即给我汇过来，偿还我的债务。可是，此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回音。
借用弗农的那笔款子，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件事证明父亲认为我太年轻，还不能干大事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是，威廉爵士在看过他的回信之后，说我父亲过于谨慎了。人之间的差异很大，不能一概而论，年长的人未必谨慎小心，年轻人也未必鲁莽轻率。他接着说：“既然你父亲不愿支持你，那么，就由我来帮助你立业。你给我开一张清单，把必须采购的物品都列出来，我派人到英国去采购回来。到有能力的时候，你就把这笔资金还给我就是了。我一定要使这里有一家优良的印刷铺，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情诚恳，所以我完全相信他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在此之前，我一直对计划在费城开业的事情保守秘密，那时我仍然没有告诉任何人。如果有人在当时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总督身上的话，也许会有了解他的为人的朋友对我提出劝告，因为后来我听说他有个人尽皆知的坏名声：信口许愿，从不兑现。然而，我并没有请求他的帮助，我怎么会想到他这些慷慨承诺竟会是空头支票呢？我那时还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呢。
我开了一张清单交给他，排列出一个小印刷铺所需的全部物品。据我的估计约需100英镑左右。他见到了很高兴，并且说要是我能够亲自到英国去挑选，保证每样东西都称心如意，这是不是更好些？他说：“你在那里还可以认识一些人，并且可以在贩卖书籍和文具方面建立联系。”我同意这样做确实是更为有益。于是他又说：“那么，就准备好，搭安妮斯号去。”
安妮斯号是当时来往于伦敦与费城之间唯一固定的船只，每年往返一次。可是，距离安妮斯号下一次启航还有好几个月呢。所以，我还是在凯谋的印刷铺里干活，每天都为科林斯从我这里拿钱而焦躁不安，时刻担心弗农会来提款，幸好过了几年他都没有来催款。
我漏掉了这样一件事：在我第一次从波士顿来费城的旅途中，因为没有风，我们的船只好停靠在布洛克岛。船上的乘客闲着无事，有人便捕捉鳕鱼，并且拖了许多上来。在此之前，我一直恪守不吃荤食。因此在这种场合，我根据我的老师屈里昂的意见，认为捉鱼是一种毫无理由的谋杀，因为鱼过去既没有伤害我们，将来也不会，我们有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杀害它们呢？这个考虑看来很合情理。可是我原先却是非常喜欢吃鱼的，当热气腾腾的鱼刚从炸锅里拿出来时，真是香气扑鼻。
我在原则和嗜好之间踌躇了好一会儿，后来我突然想到在剖鱼的时候，看见有人从鱼肚里取出小鱼，于是想到：“假如你们自己都互相吞食，我为什么不能吃你们呢？”于是，我就痛痛快快地吃起鳕鱼来。现在，我的饮食和其他人一样，只是偶尔吃一顿素食罢了。所以，人类作为理性动物崇尚实用便利，其原因在于实用能为人们的所作所为提供一个理由，或者为之编造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和凯谋合作得挺协调，相处也比较亲密。因为他根本不会想到我准备自己开业。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他旧日的热情，特别喜欢与人辩论，我们经常争论不休。我喜欢用苏格拉底的辩论方法来对付他，先谈论一些看起来离我们的话题很远的事情，逐渐地把他引入窘境，从而使他陷入各种困难和矛盾之中。我用这种方法常常叫他上圈套，后来他变得小心谨慎，总是先问清楚：“你究竟想从此得出什么结论”，不然他就不作回答，甚至连最平常的问题也是这样。
不过，这使得他极为看重我的辩论能力，甚至他郑重其事地对我提出共同合作创立一个新的教派。他来宣讲教义，由我来驳倒那些反对者。当他向我说明他的教条时，我发现当中一些东西正为我所反对，除非允许按照我的观点来解释教义。
凯谋蓄着长长的大胡子，因为摩西法典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不要毁损你的胡子。”并且还坚守一星期的第七天为安息日。对他来说这两点是必不可少的，可我却都不喜欢。不过只要他能够坚持不吃荤食，我也愿意接受这些规矩。他说：“我担心我的身体会吃不消。”我向他保证身体不会受到影响，他的健康会因此而增进。平时他是个大馋猫，我想拿他开心，看他整天半饥不饱的样子。
他答应只要我能够不吃荤，他愿意奉陪。因此我又开始吃起素来，我们坚持实行了三个月。我们让附近的一位妇女为我们做饭烧莱，按照一定时间送过来。我给她开了一张菜单，其中列了四十多道菜，不过在这些菜肴中既没有鱼肉，也没有鸡鸭。我这个古怪的想法实际上很适宜于我，因为这样可以大大节省一笔费用，每星期一个人还用不了十八便士。
从那时起我就十分严格地遵守这个规定过了几个大斋节。一下子从平常食物换到吃斋食，或是从吃斋换到平常的伙食，我一点也没有什么不便。有人说改变饮食习惯应当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我认为这话很难说有什么道理。我能够坚守规定，而且生活得自在快活。
不过可怜的凯谋可遭受了不少罪，因此就厌恶起这个计划来了，一心想尝上一口美味的肉食，因此叫了一份埃及式的烤猪。为此还请我和两个女友来共同进餐，但是因为烤猪肉端上桌太早了些，他无法抵抗那样的诱惑，所以在我们到达之前，他已经把烤猪吃了个一干二净。
在这期间，我跟里德小姐恋爱了。我对她十分爱慕，同时又怀有敬仰之情，而且我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做一次长途旅行，而且我们俩都十八岁刚出头一点，她母亲认为我们俩还太年轻，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操之过急。如果决定结婚的话，那么最合适的时间是我从海外回来之后，创立了自己的事业，那时更为合适。也许她觉得我的前途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牢靠。
这一时期，经常和我来往的朋友是查尔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和詹姆斯·拉尔夫。他们全是好学之士。奥斯本和沃森在镇上一位公证人手下当文书，这人是很有名望的产权转让事务律师查尔斯·布罗格登。拉尔夫则在一家商号里做职员。沃森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年轻人，而且信仰虔诚。其他两人对宗教信仰比较淡漠，尤其是拉尔夫，他和科林斯很相似，经常搞得我没法安宁。他们俩的这些言行带给我不少麻烦。
奥斯本通情达理、正直、坦率，对朋友诚恳而又热情。只是在讨论文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对别人的意见提出批评。拉尔夫头脑聪明，口齿伶俐，言行举止风度优雅，我想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善于辞令的人。这两个人都十分爱好诗歌，因此自己也时常写几首小诗。我们四个常常在礼拜日一起到舒伊尔基尔附近的树林，一边漫步，一边朗诵诗篇，探讨诗人的作品。
拉尔夫打算对诗歌进行研究，他完全相信自己会因此成就功名、发财致富。他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诗人，在开始写诗的时候也和他一样必定会有许多不如意之处。奥斯本却想方设法要他相信自己缺乏写诗的天赋，劝他不要想入非非，还是踏踏实实地把精力多放在自己的本行。他说在经商方面，虽然拉尔夫目前没有资金，可是只要勤勉和守信用，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代理商。以后逐渐积累资金，最终实现独自经营。我很赞成这种观点，因此把写诗作为一种有益的消遣，以此提高语言表达能力，除此以外，并没有更高的奢望。
于是，我们商议下次见面的时候，每人要朗诵一首自己的诗，大伙儿相互评赏，纠正错误，共同提高诗歌写作水平。因为我们的目标在于语言的运用和表达方式，而不是个人的创作，大家一致同意改写赞美诗第十八篇，就是描述上帝降临的那首。在我们聚会的日期快到时，拉尔夫先来找我，对我说他的诗已经写好了。我只得告诉他还没有写，因为一直没有空，也没有多少诗兴。他给我看他写的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大大称赞了一番，感到这首诗的确有许多长处，可以说十分优秀。
可是他说：“奥斯本从来就不承认我写的东西有什么长处，而是出于嫉妒心理，总是想方设法对它加以指责，不过你倒没有这样的成见。因此我想要你拿着这首诗，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交出去，我将假装没有空，什么也没写。看看他这回怎么说。”我同意了，把它誊写了一遍，使它看起来像是我的作品。
我们又聚在一起了。沃森首先朗读了他的诗，其中有些佳句，但是也有不少毛病。奥斯本接着念了他的作品，听起来可比沃森的好多了。拉尔夫对此公正地做了评价，既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也称赞了感情表达得真切优美。他自己没有拿出诗作，而我则迟迟不肯拿出来，装出请求他们宽恕的样子，说还没有来得及加以修改。但是他们要求我必须拿出来不可，不允许有任何借口。所以，我就读了一遍，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来沃森和奥斯本都认输了，两人齐声称赞。拉尔夫仅仅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做一些修改，但是我替原诗辩护。奥斯本又来反对拉尔夫，说他的批评比他的诗高明不了多少。
于是拉尔夫就不再和他争辩。当他们两人一起回去时，奥斯本对被当作是我的作品更加赞不绝口，他说刚才还没有完全说出自己的感受，因为怕我会认为是当面奉承。他说：“谁想得到。富兰克林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坚实有力，如此热情洋溢！甚至较原来的诗篇更加优美。他在日常中似乎并未刻意遣词造句，但说起话来疙疙瘩瘩，错误百出。但是天啊！他写得多好呀！”当我们再次聚会的时候，拉尔夫就说出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于是大伙儿把他嘲笑了一番。
这件事使拉尔夫立志要成为一个诗人。虽然我竭力劝阻他，但是他继续写诗，直到蒲柏把他说服。不过，他后来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散文作家，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他。不过，另外二位我大概不再有机会提到了，就在这里交代一下。沃森应该是我们这四人当中最为优秀的一位，可是他却在几年后死于我的怀抱之中，使我非常悲痛。奥斯本后来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他在那里成了一名很著名的律师，赚了很多的钱，但也过早去世了。我俩曾经认真地约定：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论谁先离世，应当友好地探访另外一个人，向他介绍另一个世界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从来没有履行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