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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年8月24日，周日，圣巴托罗缪之日。这天，巴黎的街巷潮湿异常，“就像是下过一场大雨”——一位路过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说。 [1] 实际上，街巷中闪烁的不是雨水，而是鲜血。
天亮之前，新教军事领袖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天主教徒的英雄吉斯公爵手下的一队士兵杀害了。科里尼的几位主要军官被法国与瑞士近卫队从床上拉下来，解除了武装后拖到卢浮宫的庭院中，长矛穿喉。这一切都是在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许可下进行的。究竟是何种压力迫使法王同意如此做法？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各执一词。
第二天，太阳升起，巴黎城内一片屠戮之景。天主教徒头戴装饰着十字架的帽子，臂缠白色袖章——这两个标志象征着他们认为已不复存在的纯洁，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天主之名追捕着“异端”。全副武装的士兵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新教徒就拖出屋外，不经审判便立行处死。新教徒常常死无全尸，衣不蔽体，被抛至塞纳河中。新教徒的尸体堆在巴黎城中的广场与十字路口，随后被人用小推车弃至河边。鲜血染红了塞纳河河水。一位来自米约的加尔文宗教徒记载道：“巴黎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吃河里的鱼，因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尸臭扑鼻。” [2] 在圣日耳曼城郊，新教徒的尸体被抛入教士井中——此井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人用来扔牲畜骨头的。
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嗷嗷待哺的婴儿被从母亲的怀中夺走，抛至河中；老少全家灭门，主仆同遭毒手。死者的住所遭到洗劫。破晓前，欧塞尔圣日耳曼教堂那令人惶恐的钟声响起，旋即被附近教堂的钟声传播开来。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声、杀人者的呼喝声与火枪开火的声音。法国国王为一场如此失控的大规模屠杀感到惶惶不安，躲在卢浮宫中。人们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不屑一顾。巴黎城已落入誓死铲除异端的最为狂热的天主教徒手中。其他人惊魂未定，躲在自己家中不敢外出。巴黎大部分街道都安设了岗哨，盘查过往行人，逃亡者一旦被揭穿伪装便会被送交刽子手。任何想出城的人都需出示有效的通行证。巴黎各城门连续三天紧闭，新教徒从城里逃脱的机会渺茫。一位来自曼托瓦的天主教医生菲利波·卡夫里亚纳虽然十分敌视新教徒，但作为这次大屠杀的见证人，他深感骇然：
街上举目皆是被剥下的衣服、千疮百孔的尸体。塞纳河中同样如此。死者的性别、年龄与社会地位已无从辨别……一些人在街巷中四散奔逃，另一些人则紧追不舍，口中大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这是一场真正的杀戮。但我们也能见到，一些男女顽固异常，刀已架在脖子上仍不肯为了免遭屠戮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希望成为魔鬼的殉道者，他们因为自己执拗的无知同时失去了肉体与灵魂……
然而，这场屠戮也没有给我们天主教徒带来往日的兴奋与狂喜，因为这一场景委实过于恐怖，过于悲惨……所有人的帽子上佩戴着白色十字架，左臂缠着庆典时佩戴的袖章。当时的接头口令是“天主万岁，国王万岁！”，以便能够辨清敌我。 [3]
这段记述中提到了新教徒有可能选择放弃信仰以保全性命。而其他记述却没有同样的记载，仅仅描述了凶手的残酷无情。一些胡格诺派信徒被投入监狱，晚上即被处死。所有家族成员都难以幸免。这场屠杀持续了一周，死亡人数在前三天达到顶峰，后虽有下降，但直到8月30日周六仍有人被杀。8月28日周四，上文提及的那位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就目睹了一位临产妇女被处死：这是一位衣着华贵、“漂亮迷人”的伯爵夫人。尽管她不断哀求，却仍被剥光衣服，除下首饰，身中数矛后被抛至塞纳河。他写道：“在她倒下的时候，我还看到腹中胎儿在轻轻蠕动。”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一位金银匠的伙计试图从屋顶逃走，却被火枪射中身亡。周六，他又目睹了三位刚刚被屠杀的遇害者的尸体被抛入河中。 [4]
巴黎大批新教徒因这场血腥的屠杀而丧命。他们虽然在巴黎这个拥有大批天主教徒的城市中只占少数，但在屠杀前也有几千人。在这血腥的一周中，有多少人失去了性命？我们无法取信于当时人的估算——因宗教信仰与立场的不同，对死亡人数的估算也相差甚远，一些人认为是一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达十万。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支付给圣婴公墓掘墓人的工资总额，他们负责埋葬被塞纳河顺流冲到夏佑、帕西、欧特伊与圣克鲁的尸骨。据此估算，埋葬尸体总数约为1825具。 [5] 这个数字仅仅反映了巴黎部分遇害者的数量。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数字是至少约三千人遇害。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外省约15个城市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全法罹难者总数增至万人左右。
妇女被开膛破肚，老人被刺穿喉咙，儿童被抛至河中，男人被残忍去势，凶手嗜血狂热：这便是当时的人对1572年8月24日的记载所留下的回忆。巴黎画家弗朗索瓦·杜布瓦逃离巴黎，到瑞士避难，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他的一幅油画反映出的正是一片充满暴力、仇恨、野蛮的凶残杀戮场景。 [6]
然而，时间回溯至屠杀前的一周，我们赫然发现，巴黎城中的气氛截然不同，呈现出一片祥和欢乐的景象。
8月18日是庆祝法王查理九世之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和他的堂弟、新教的希望之所在、年轻的纳瓦尔国王亨利结婚的日子。这场联姻本应能够巩固第三次宗教战争之后圣日耳曼敕令带来的和平。巴黎人在这一天目睹了这场婚礼的盛况：波旁枢机主教在巴黎圣母院前搭建的露天平台上主持了祝福礼。婚姻仪式清楚地表明了两个互相敌对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解意愿：这场婚姻不仅使一位天主教公主与一位新教领袖结为连理，而且婚礼仪式还采取了一位匿名编年史家所谓的“双方都未曾想到的形式”，即两派阵营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7] 举行这场婚礼绝非易事。因为与天主教不同，婚姻在新教神学中并非圣事。法国国王与他的母亲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对解决这一问题都抱有很大决心，希望借此巩固两派人士仍旧十分脆弱的和平共处局面。他们对男方不参加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弥撒，而是与手下侍从在邻近教区等待弥撒结束采取接受的态度。此外，因双方的表亲关系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双方结合需要得到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特许。但是，法国国王决定，在未获教皇特许的情况下照常举办婚礼。
天主教贵族与新教贵族共同参加了婚礼后的奢华庆典。在婚礼仪式结束后，双方于西岱宫中举行了宴会，随后又举办了舞会与化装舞会。其间的彩车游行使这场庆典的气氛达到顶峰。所有的彩车都裹上一层金银，饰有代表着海神尼普顿的海浪波纹。其中最大的一辆彩车上坐有法国国王。坐在其他彩车上的是法国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与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接下来的彩车并未依宗教信仰加以区别，分别是纳瓦尔国王亨利、他的兄弟孔代亲王亨利、世子弗朗索瓦·德·波旁、吉斯公爵亨利以及昂古莱姆骑士。 [8] “这便是新教与天主教的混合”，上文提及的那个匿名编年史家评论道。
和睦、和解——这便是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持续不断的庆典给人的感觉。其中，尤以8月20日在小波旁宫大厅中举办的化装舞会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当时此类娱乐活动多借用古代神话与骑士小说中的题材，这次舞会也不例外。法国国王与他的两位兄弟值守在一个象征“天堂”的大门前，打退了由纳瓦尔国王带领的“游侠骑士”的进攻，并将其打入“地狱”。然后，墨丘利、丘比特与十二女神出现，拯救了他们。这一幕既颂扬了国王三兄弟骑士般的勇敢，又赞美了他们的宽恕与谅解，其所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国王命令释放地狱的囚徒，即其他所有参加战斗的贵族——无论是天主教徒抑或是新教徒，使他们摆脱了邪恶的力量、危险的激情与暴力的倾向。国王无所不能的力量有着使各方化敌为友的魔力，最终赢得了和解的结局。而且，8月21日举行的马上比武大会也不会模糊这一信息：虽然比武大会中，新教徒扮演了基督教的敌人——土耳其人的角色，与国王及安茹的亨利扮演的阿玛宗战士交战，但实际上，这类“土耳其式”的主题在当时宫廷的娱乐活动中十分常见。 [9] 因此，我们不应认为胡格诺贵族的装扮带有某些特殊的寓意。他们头裹包头巾、身穿长袍的目的仅仅是使这一活动增添一丝异国色调。婚庆期间举办的一切庆祝活动都凸显了音乐、歌唱与舞蹈所具有的使人平和的优点。人们因相同的喜悦之情聚集到具有统一力量的国王麾下，敌对的情绪因而得以缓和。
然而，在这欢庆的场面结束仅仅几天之后却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屠杀，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预料到这一如此对比强烈的转变。这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首要谜团所在。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突然的逆转？
8月18日至24日间，海军上将科里尼在22日遇袭，但只伤及右手与左臂。这一事件及其引发的对幕后主使的身份与动机的推测唤醒了长期潜伏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心中的猜忌。但是，仅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解释婚庆与屠杀只相隔不足一周的原因吗？那些得知这一事件的旁观者第一反应是惊讶。法国国王的臣民也错愕不已。利摩日大部分居民从当地领主从巴黎返回的一位密使口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均感“形势急转直下让人始料未及，没有什么消息比这更令人不解”。 [10] 局势的突然变化也一直困扰着时人与历史学家，最终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但我们若一一审视这些解释，便会发现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彻底否定或低估18日至24日之间的强烈反差才得出了各自结论，而恰恰是这一时段中发生的事件让这一谜团更加扑朔迷离。
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他新教徒都难以理解，甚至未曾想到会发生这样一幕，因而迫切想要得到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承人狄奥多尔·德·贝扎是第一批对此事件做出评论的人。他认为这一事件完全不可想象。9月4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心灵饱受折磨，实在看不透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我无话可说。人们告知我的这一刚刚发生的惨剧在思想上是无法接受的，更遑论用声音或文字解释它了。” [11] 贝扎深感惊愕的主要原因是屠杀委实过于残暴，但同时也因为他无法理解事件为何骤然发生。
然而，新教徒们很快就感到有必要寻找一种解释，使大屠杀能够为人所理解。他们将大屠杀置于一个可为人所理解的逻辑因果链中。待惊魂稍定后，他们开始了阐释性的解读，即便说他们做出的并非一种合理解释，但至少使这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件变得顺理成章。新教徒采取的方案是简单干脆地消除8月18日婚礼与24日大屠杀之间无法解释的矛盾。他们抹去了二者之间的一切矛盾点，认定前者是一个陷阱，旨在引诱新教徒。国王、太后及其手下最为狂热的参事预先精心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骗局。这便是新教徒在檄文及论著中由果溯因得出的结论。其中的大部分文字由西蒙·古拉尔收集整理，见于1576年至1577年出版的《记查理九世统治下的法国状况》（ M é 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neufiesme ）一书。依照他们的阐释，法国国王为他的妹妹举办婚礼的目的在于将大批胡格诺贵族引至巴黎以便一网打尽。婚礼完成之后，对科里尼的刺杀行动旨在引发新教徒的愤怒，诱使他们威胁进行报复。如此一来，查理九世便可以此为借口指责他们犯上作乱，继而得以实施他从1565年，即他和西班牙国王的得力重臣、与新教徒势不两立的阿尔伐公爵在巴约纳会面那一年就开始谋划的、彻底剿灭新教徒的计划。自内战爆发以来，一个又一个和平协议（第一次宗教战争后于1563年签署的昂布瓦斯和平协议、第二次宗教战争后于1568年签署的隆瑞莫和平协议，以及1570年签署的圣日耳曼和平协议）仅仅是为了“瓦卢瓦的和平” [12] ，是企图使牺牲者放松警惕的阴险协议。
这一观点清晰明了，论证严密，值得我们研究。它的逻辑虽然夸大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恐怖，却使后者变得可以为人所 思考 ，成为人们可以选择立场的明确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消除了人们无法理解大屠杀的苦恼，并使新教徒可以重新审视1564年至1572年间发生的所有事件。在他们眼中，一连串事件都变成了一个个 迹象 ，证明了法国国王与太后的阴险计划。
但反常的是，这种观点首先是由天主教徒传播开的。它很早就被英国与意大利大使接受，但其传播主要还是因为一本小册子，由教廷贵族卡米洛·卡皮卢皮编写并在罗马出版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对胡格诺、天主及其子民的叛乱所采取的计策》（ Lo stratagema di Carlo Ⅸ ， Re di Francia ， contro gli Ugonotti rebelli di Dio & suoi ）。 [13] 作者的写作立场明显完全不同于大屠杀受害者，他对查理九世为清除宗教异端所采取的“计策”大加颂扬。这种从预谋论角度进行的解释可以同时为双方所用：各方只需出于自身利益对某一事件加以肯定或否定即可。因此，新教徒毫不迟疑便将这一证据为己所用。他们在日内瓦出版了卡皮卢皮的小册子，并在意大利文后面添加了法文翻译。西蒙·古拉尔也将该书部分内容收录至《记查理九世统治下的法国状况》一书中。
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同样面对婚礼与大屠杀的对立之谜。 [14] 随着时间流逝，对这段历史逐渐形成了一种流传颇广的历史书写。它的形成过程过于漫长，在此不便加以赘述。它没有采取消除二者矛盾的方法来破解谜团，而是通过淡化，将其简化为查理九世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一场思想斗争。但这种观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亦即对当时的政治与宗教形势估计不足。依此观点，婚礼与大屠杀之间的矛盾实际反映的是两位掌权人之间的矛盾。法国国王希望和解与和平，而他的母亲则为自身利益使用了阴险手段。卡特琳娜·德·美第奇认为科里尼对国王思想的影响过强，已经能够任意摆布后者，便因嫉生恨，下令在8月22日刺杀科里尼。但是，刺杀行动没有成功。考虑到她这一行为的后果，美第奇便在参事雷斯伯爵阿尔贝·德·贡迪的帮助下向她惊恐万分的儿子施压，而国王最终不堪重负，叫嚷道：“把他们统统杀光，免得留下活口来指责我！”
为了使这种解读具有可信性，太后美第奇的形象需要被丑化：美第奇出身于佛罗伦萨，人们便大胆地断定她深受同为佛罗伦萨人的马基雅维利影响；她相信魔法，人们便推测她具有蛊惑人心的能力；她权力欲十足，人们又认定她阴险狡诈，能够操纵局势。在此仅举一例：在20世纪初埃内斯特·拉维斯主编的经典《法国史》中，让·马里耶若尔这样描述这一系列事件：
卡特琳娜根本没有计划刺杀（科里尼）行动失败之后要怎么办，她落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事发之后，新教徒威胁要进行报复，巴黎居民也开始骚动不安。洛林家族的人全副武装准备自卫。若吉斯公爵为自己开脱，若他指认同谋，若将调查矛头指向美第奇，她就一点儿都不害怕么？她预料新教贵族可能将撤出巴黎，在科里尼的领导下发动一场战争。于是，在美第奇被恐惧逼疯、已无所顾忌的灵魂中，出现了将敌对派将领屠杀殆尽的念头（或是贡迪的建议）。 [15]
这种重构事件的价值在于它解释了发生于8月18日至24日之间的突变，并提出了一种小说式的清晰解读。这或许便是它能够长期留存在集体记忆中的原因。雅尼纳·加里松在1968年与1987年出版的关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两部精彩论著中也采用了这种观点。她认为，卡特琳娜·德·美第奇是刺杀科里尼的主谋，通过“不断纠缠”儿子使他最终同意进行屠杀（在其后出版的关于末代瓦卢瓦王朝的书中，作者修改了这一解读）。 [16] 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所依托的原始资料是一些回忆录作者的不可靠记述。
近些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转向，学界对此谜团提出了另外的解读。让-路易·布尔荣使用吕西安·罗米耶的部分研究作为基础，重新提出了“预谋论”观点，并找到了一种新的严密性。他的观点与新教徒相反，完全洗脱了法国国王与太后的罪名。他认为，国王与太后是被卷入这一悲剧中的，为顺应当时的局势不得不做出妥协。 [17] 而大屠杀是“国际上天主教为对抗法国而实施的一次狡猾的巨大阴谋”的结果。这一阴谋由西班牙国王与教皇策划，并由“驯良的执行者”——吉斯家族、市民与巴黎最高法院成员共同实施。他们在很早前就已开始酝酿反抗查理九世，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是暴君，并且过于纵容宗教异端。 [18] 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清洗实际上是由这些人为迫使国王放弃和解政策而发动起义导致的。让-路易·布尔荣写道：“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由一些身份平常但头脑清晰的人策划的。它的轻重拿捏得极为精妙，恰好能够使国王屈服而又不使其丧失威望。”从婚庆时起便可观察到这一计划的端倪，因为婚庆虽使两派暂时团结，但也不足以掩盖凶兆。“……在官方为制造幻象的表面背后，一场惨剧正在酝酿中。” [19] 简言之，作者认为，婚庆与接下来的大屠杀之间的矛盾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阴谋从8月18日就已经开始。
这一论证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它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强调了针对胡格诺领袖的连续大规模屠杀所具有的叛乱性的一面——国王发出的止屠杀令并未得到遵守。但是，让-路易·布尔荣却丝毫没有将对科里尼及其手下的处决和之后的血腥屠杀加以区别。而且，若仔细阅读保存在锡曼卡斯档案馆的文献，认为西班牙策划了这一事件的观点即会不攻自破，而认为吉斯家族参与同谋的观点也仅仅流于推测。 [20] 蒂埃里·瓦内葛福伦在他撰写的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传记中所提出的就是此观点的一种变体。他相信西班牙插手了8月22日刺杀科里尼的行动，洗脱了国王对于大屠杀的责任，并提出这一责任应当由安茹公爵与吉斯公爵来承担。 [21]
德尼·克鲁泽在一部令人为之一振的翔实著作中虽然同样淡化了婚礼与暴力之间的对立，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认为，处决胡格诺领袖实际上是一场“因爱而生的谋杀”。它与婚礼一样，都是查理九世为了让臣民和解并归附于其麾下所实施的手段。科里尼及其手下威胁到国王的和谐美梦。为了清除隐患，国王便下令将其处决，希望使用暴力挽救本应可以实现的和平，而他的妹妹与纳瓦尔国王亨利之间的婚姻正是和平的象征。 [22] 克鲁泽这一阐释的根据是对当时宫廷中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范式扎实、精妙的学术研究。新柏拉图主义范式吸引了国王及其母亲，促使他们竭尽所能，确保法国能够在爱中和解并凝聚在一起。在作者笔下，巴黎人对屠杀表现出的狂热被视作一群自认为是“天主强有力臂膀”的人所带有的神秘激情，最终导致国王与太后希望破灭。这一分析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想象（imaginaire）在法国国王及周围人的行为中所占的分量。但是，他有意地局限在表象的范畴，无法在理论上找到贯穿这一系列事件的确定逻辑。因此，作者也确切地认为他的研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编年史”。 [23] 此外，作者表示，试图破解谜团、澄清模糊是徒劳的，因为这正是构成文艺复兴时期政治体系的根本特点。
德尼·克鲁泽后来又完成了一部关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专著。他在书中重新探讨了王室意愿和解与大屠杀之间的矛盾这一谜团。 [24] 他运用“必要性”这个政治艺术中的关键概念进行解释，亦即，国王因“必要性”被迫采取临时诉诸武力的解决方法来阻止恶势力。国王对此也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种表面的断裂仍然是为了实现国王重建臣民间和睦的目标。一些出乎意料的悲剧性情况迫使国王与太后采取了“精神分裂式”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顺从天主旨意。大屠杀的惨剧无疑是国王不愿看到的横生枝节，但法国怀着对无法参透的上帝旨意的绝对信任接受了它，持续地追寻着“凡间与天界间极其重要的和谐”。 [25]
德尼·克鲁泽强调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所带有的“爱”的一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第二个谜团上。我们注意到，在决定下令处决被视为最为危险的胡格诺派的同时，国王明确宣布维持1570年于圣日耳曼颁布的和平敕令，似乎使这两个表面无法调和的目标能够相互协调，仿佛清除了胡格诺的领袖就能保证和平一样。
与王室之前几次态度转变相比，这次的转变明显不同，且充满矛盾。法国王室态度多变，有时甚至十分剧烈。1562年1月，当赋予新教徒从事宗教活动部分自由的敕令颁布之后，3月便爆发了针对新教徒的第一次宗教战争。1568年3月隆瑞莫和平敕令颁布后，9月又颁布了取消新教徒一切从事宗教活动自由的圣莫尔敕令。之后，王室态度又于1574年出现转变，转而质疑布洛涅和平敕令，并随之揭开了第五次宗教战争的序幕。1585年又出现更显著的变化，此时，法国的和平局面已经持续五年，而国王亨利三世却不仅取消了新教徒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更取消了他们的信仰自由。
宗教战争的历史自始至终都穿插着多少有些突然摇摆的王室政策：时而倾向天主教，严厉对待新教；时而接受两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国王、太后以及他们身边的主要成员在不同时刻做出的不同抉择造成了这种摇摆。对于这些人中的天主教徒而言，解决宗教分裂只有两种可以接受的方法。第一种解决方法是等待时机，即暂时接受两种宗教信仰并存，直到在天主教内部最终逐渐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和解。包括1598年结束了法国宗教战争的南特敕令在内的所有和平敕令都体现了这种观点：总有一天上帝的恩典会使所有灵魂回归一处，即便这一结局出现的时刻尚无法确定。第二种解决方法是通过暴力手段彻底铲除异端。在御前会议中，这两种选择都得到不同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尚未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党派，他们之间的界限仍十分模糊，只是因为不同事件而结成可变的团体。支持彻底铲除异端的一派为天主教徒中的强硬派，大多臣服于来自洛林地区的吉斯家族的威望。他们从特伦托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了强力支持，同时也依靠西班牙国王在行动与财政上的支援。而其余天主教徒则从1568年起被称为“政治派”。 [26] 他们对天主教的虔诚与前者相比毫不逊色，却努力为宗教分裂寻找一条合法出路，无论它是不是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法。他们主要是一些宫中的重臣以及与宫中有联系的热爱和平的法学家，如让·德·莫尔维利耶与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
查理九世的态度介于两派之间。一方面，他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也因此保留着臣民之间能够维持长久和解的梦想。另一方面，他对新教领袖的不信任使他将后者视为潜在的叛乱分子。依据法国国内外局势是否有利于其中一派论点的可信性，这两个“党派”——强硬派与政治派——也交替获得查理九世的青睐。在国王心中，或许也在太后心中，就像他周围的人分为两派一样，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但是上文中提及的每一次转折，其下一步走向都相对比较明显。但没有哪一次转折表现出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样的自相矛盾。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 双重 目的在于运用武力的同时又要保持两种宗教信仰的和平共处。目前，这一点已毫无疑问。原计划的目的绝非彻底清除巴黎或法国的新教徒，而“仅仅是”扫除“好战的胡格诺”——后者可能煽动新教徒进行叛乱。然而，我们又该如何相信这样一场对有限的几个被认定有罪的犯人的行刑能够不与保留和平敕令发生冲突呢？若将“在紧急与匆忙中做出的决定必存在许多前后不一致之处”作为解释显然不够充分。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研究严酷与宽容的共生关系。前者针对政治叛乱，应毫不留情地镇压；而后者则针对宗教分立，可以通过温和手段解决。处理方法上的双重性反映出的，难道不正是区分直至彼时还紧密联系的政治与宗教这两个行动领域的意图吗？从查理九世及其政论家为证明8月23日至24日夜里所做决定的合法性而运用的论据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国家理性”逻辑的端倪。虽然此时这一逻辑仅作为一种受局势所迫的终极解决方法，尚不是政府的信条，但它也表露出对君权无所不能的肯定——国王在面对特殊局势时能够自由行使公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为处决胡格诺领袖正名的文字。它或许构成了权力观念演变中的重要一步。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谜团，即为什么对部分胡格诺领袖的处决会演变成为巴黎以及法国多个城市的大规模屠杀？法国国王是否能够预料到，处决科里尼及其手下军官会引发被称为“狂热派”的天主教徒的狂暴，进而大开杀戒？对于他们而言，王室对宗教异端态度的摇摆不定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无法容忍的。这些人中活跃的布道者利用充满激情的讲道煽动人们的愤怒情绪。在强硬派眼中，国内两种宗教信仰和平共存的可能是无法接受的。而在首都巴黎，这群人又恰恰为数众多。我们在这里观察到了另一种视角的对立，即政府官员的“政治”视角——政治一词意为他们为解决宗教信仰分裂而在政治上摸索切实可行的临时解决方案——与狂热天主教徒纯粹的宗教视角。二者对冲突的解读之间横跨着一条鸿沟，存在着根本上的误解。这一点在8月24日清晨得到了直接体现：天主教徒将处决新教领袖理解为一个神迹般的征兆，标示着国王最终批准彻底清除新教徒。
但是，仅仅从宗教狂热这一点就足以解释巴黎的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爆发之突兀，以及它的自发、有组织的特点吗？直至今日，人们还称这次屠杀为一次“神秘侵袭”，甚至称之为“大迫害”（pogrom），好像这次屠杀仅仅是一种古老的冲动力量丧失理智地爆发的结果。我们能够满足于此吗？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这是一次经过缜密筹划的行动。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强调，巴黎市民不仅将新教徒视为宗教异端，更将他们当作威胁到自身生命与财产的动乱分子。而且，新教徒聚居在城市中心，这使他们更加令人生畏。为了对抗来自内部的敌人，更是因为国王拒绝这样做，巴黎市民需要有序地实施自我防卫，开展一场彻底扫除敌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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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与屠杀的强烈对比，处决胡格诺领袖与保持和平敕令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所涉范围之广（国王的命令也无力控制局势）：这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三大谜团。因此，它如今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研究对象，扑朔迷离，难以辨别和归类。这一事件就像一场大地震，事件中的所有人都感觉到发生了某些无法逆转的事，此后一切都不复往日。在一封写给法国驻马德里大使的信中，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称这一事件为“决定性转变”（mutation）。奥尔特子爵、巴约纳总督也使用了同一个词。 [27]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最终决定了天主教在法兰西王国的命运，同时，大屠杀引发对君主制下各机构的质疑，也加快了法国向绝对主义政体的演变。
通过书写这一转变及它所处种种局势的历史，我们掌握了相对充足的史料，但解读它们却颇为困难。大屠杀的目击证人很少。幸免于难的人虽然留下了对大屠杀的描述，但所见甚少，因为他们或是逃出城市，或是藏匿起来才得以保全性命：如当时年仅11岁半的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纳——未来的苏利公爵。勃艮第中学校长将他藏在学校里才使他免遭杀害。夏洛特·阿尔巴莱斯特——菲利普·迪普莱西-莫尔奈未来的夫人——也同样如此。她先后四次改变藏身地点，后化装成平民妇女才逃出城去。上文中提到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在返回海德堡之后，于1572年9月7日做了公证证词，但他的记述过于简略。在天主教徒中，被认为是出自卡夫里亚纳医生之手的记述与佛罗伦萨人托马索·萨塞蒂的记述都十分有用。后者虽然事发时并不在巴黎，但似乎掌握了较为翔实的信息。各国大使发出的快讯与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信息，如佛罗伦萨大使彼得鲁奇、威尼斯大使卡瓦利与米基耶、教廷大使萨尔维亚蒂以及西班牙大使苏尼加，但它们都流于片面。国王、太后以及参事的信件仅仅作为事件被许可的版本。当时许多人因害怕惹怒国王而噤若寒蝉，如布莱兹·德·蒙吕克在《评论集》（ Commentaires ）中所言，他们只敢“写下一半实情”。 [28]
新教徒在事发后撰写的记述具有较重的论战色彩。但是，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获知受害者与屠杀者的姓名。例如，西蒙·古拉尔在《记查理九世统治下的法国状况》的第一版中就发布了寻找证人的布告，他也因此得以在第二版中对二者名单进行补充。 [29] 至于回忆录类的文本，如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加斯帕尔·德·索、塔瓦纳领主、米歇尔·德·拉于格里以及让·德·梅尔热的回忆录，都是在大屠杀之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写成的，因而不便使用。历史学家的著作同样如此，如亨利·德·拉波普里尼埃，以及雅克-奥古斯特·德·图。 [30]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超越德尼·克鲁泽颇具争议的提法——他认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事件”和“一段没有事件的历史”，那么，我们就要甘冒风险，为看似明白易懂的情节平添曲折，即便我们掌握的原始资料是残缺的，并且受作者立场所限。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馆的信函与汇编的一部分尚未得到完全分析，阅读这些文本以及利用保存在锡曼卡斯档案馆的档案有助于对这一悲剧、对它的反应及其造成的后果等诸多方面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 [31] 只要承认历史学家采用的可信性标准必然会受到他的工作时间、地点的影响，只要考虑到历史文献并非完全可信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分歧，只要不再一心想要编制一个从8月23日晚至次日凌晨每时每刻都发生了什么的时间表，对这一事件做出可信的重构仍是可能的。此外，研究中搜集到的数据可用于当前史学界蓬勃发展的对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大屠杀的比较研究，因此它们也具有了更高价值。 [32] 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研究王室表述的内容与过程，分析处决胡格诺领袖与大屠杀事件突然发生的条件，最终考察法国国内外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对此的反应程度，以理解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这一重大危机事件，理解这悲惨血腥的一天是如何改变了法国的历史走向。
[1] Rodolphe Reuss (éd.), 《Un nouveau récit de la Saint-Barthélemy par un bourgeois de Strasbourg》, BSHPF , t. XXII，1873，p. 378.
[2] Jean-Louis Rigal (éd.)，《Mémoires d’un calviniste de Millau》, Archives historiques du Rouergue , t. II，Rodez, 1911, p. 236.
[3] Négociations diplomatiques de la France avec la Toscane , éd. Abel Desjardin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t. Ill, 1855, p. 818-820, lettre d’un anonyme（Filippo Cavriana）adressée au secrétaire Concini, Paris, 27 août 1572.
[4] R. Reuss, 《Un nouveau récit》, art. cité, p. 378.
[5] Nathanaël Weiss, 《La Seine et le nombre des victimes parisiennes de la Saint-Barthélemy》, BSHPF , t. XLVI, 1897，p. 474-481.
[6] 这幅油画保存在洛桑州立美术馆。
[7] Relation du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 in Archives curieuses de I’histoire de France , Louis Cimber et Charles Danjou（éd.）, 1 er série, t. VII, Paris, 1835, p. 79.
[8] 即亨利·德·昂古莱姆（1551—1586），亨利二世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之女简·斯图亚特的私生子。（脚注为译者注，下同）
[9] Ivan Cloulas, Henri II ，Paris, Fayard, 1985, p. 357；Guy Le Thiec, 《Les divertissements à la turque des noblesses française et italienne à la Renaissance》, in Joël Fouilleron et Guy Le Thiec（éd.）， La Fête dans I’Europe méditerranéenne （ XVI e - XX e si è le ）,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Montpellier, 16-17 mars 2002, université Paul-Valéry（Montpellier-III），à paraître.
[10] Registres consulaires de la ville de Limoges ，éd. Émile Ruben et Louis Guibert, Limoges, 1867-1897，t. II，p. 388, cité par Michel Cassan, Le Temp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Le cas du Limousin （ vers 1530-vers 1630 ），Paris, Publisud, 1996, p. 253, n. 101.
[11] Théodore de Bèze, Correspondance , éd. Alain Dufour et Béatrice Nicollier, t. XIII（1572），Genève, Droz, 1988，p. 179-180, cité et traduit par Cécile Huchard, Histoire ， érudition, écriture militante ： autour des 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IX de Simon Goulart , thèse de doctoral dactyl.，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II, 2003，p. 383，n. 26.
[12] 这是一部新教对话体诗集开篇的称呼，作者尼古拉·巴诺（？）使用了笔名Eusèbe Philaolelphe。 Le Réveille-Matin des François , Édimbourg（pour Genève?）, Jacques James, 1574.
[13] 关于此书出版时情况请参阅：Robert M. Kingdon， Myths about the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s , 1572-1576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3。威尼斯大使米基耶的报告持预谋论的观点（ La Saint-Barthélemy devant le Sénat de Venise. Relations des ambassadeurs Giovanni Michiel et Sigismondo Cavalli ，publiées par William Martin, Paris, Sandoz et Fischbacher, 1872，p. 34-35）；法国大使拉·莫特-费奈隆认为英国也很快接受了这种观点（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de Bertrand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 éd. Charles Purton Cooper, Paris et Londres, 1838-1840, 7 vol.，t. V, p. 116）。
[14] 关于20世纪中叶前历史学家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论述，请参阅：Henri Dubief, 《L’historiographie de la Saint-Barthélemy》, in Actes du colloque 《 L’Amiral de Coligny et son temps 》（ Paris ， 24-28 octobre 1972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u protestantisme français, 1974，p. 351-365.
[15] Jean-H. Mariéjol, La Réforme et la Ligue. L’édit de Nantes （ 1559-1598 ），1904，t. VI de l’Histoire de France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 dirigée par Ernest Lavisse；rééd. Paris, Tallandier, 1983, p. 146.
[16] Janine Garrisson, Tocsin pour un massacre, ou la saison des Saint-Barthélemy , Paris, Le Centurion, 1968； La Saint-Barthélemy , Paris, Complexe, 1987； Les Derniers Valois ，Paris, Fayard, 2001. 如今的趋势是彻底否定太后美第奇的“黑历史”，参见：Jean-François Solnon， Catherine de Médicis ，Paris，Perrin， 2003, et de Thierry Wanegffelen， Catherine de Médicis. Le pouvoir au féminin , Paris, Payot，2005。关于美第奇本人复杂的个性，参见：Robert Knecht， Catherine de Médicis ，Bruxelles, Le Cri Éditions, 2003。
[17] Jean-Louis Bourgeon, L’Assassinat de Coligny ，Genève, Droz, 1992 et Charles IX devant la Saint-Barthélemy, Genève, Droz, 1995；Lucien Romier，《La Saint-Barthélemy. Les événements de Rome et la préméditation du massacre》, Revue du seizième siècle , t.I，1913, p.529-560.
[18] J.-L. Bourgeon, Charles IX devant la Saint-Barthélemy, op. cit. ，p. 36-37.
[19] J.-L. Bourgeon, L’Assassinat de Coligny, op. cit. ，p. 34.
[20] 布尔荣承认他对于西班牙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因不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而未使用西班牙语文献（ ibid ，p. 92，n. 4）。
[21] T. Wanegffelen, Catherine de Médicis, op. cit. ，p. 357-358.
[22] Denis Crouzet, La Nuit de la Saint-Barthélemy . Un rêve perdu de la Renaissance , Paris, Fayard, 1994.
[23] Ibid. , p. 10.
[24] Denis Crouzet, Le Haut Cœur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Une raison politique aux temps de la Saint-Barthélemy , Paris, Albin Michel, 2005.
[25] Ibid. ，p. 9；关于王室政策表达出的“精神分裂症状”，参见：p.10，399 et 547。
[26] 我们可以认定从这一年起，“politique”一词作为名词，指代一批人。这一群体虽然无法准确界定，却可以通过一个特征辨别，即他们都支持在不同教派间维持至少是暂时性的和平共处。此前，politique一词多作形容词使用，修饰个人。孔代亲王于1568年8月23日致法王信函中所附谏书表明，天主教徒中的强硬派开始抨击那些希望和平的人士，称“这群‘政治派’远比异端更为恶劣，更为危险”。（lettre et remontrances publiées dans Memoires de la troisieme guerre civile , figurant à la fin de l’edition de 1578 des 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neufiesme compilés par Simon Goulart, t. Ill, p.128）
[27] Lettres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 éd. Hector de La Ferrière, Paris, t. IV，1891，p. 114；BnF, Ms. fr. 15555, fol. 47 r°, lettre du vicomte d’Orthe au roi, Bayonne, 30 août 1572.
[28] Blaise de Monluc, Commentaires, 1521-1576 , éd. Paul Courteault, Paris, Gallimard, Bibl. de la Pléiade, 1962, p. 835.
[29] Simon Goulart（éd.）， 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 éd. de 1577, t. I, p. 411，cité par C. Huchard, Histoire , érudition, op. cit. ，p. 285.
[30] 相关史料请参见Nicola Mary Sutherland著作的第17、18章（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and the European Conflict, 1559-1572 , Londres, Macmillan, 1973）以及其法文译本（《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la valeur des témoignages et leur interprétation》, RHMC ，t. XXXVIII, octobre-décembre 1991，p. 529-554），亦请参见Marc Venard的文章（《Arrêtez le massacre!》, ibid. ，t. XXXIX，octobre-décembre 1992, p. 645-661）。Marc Venard对“过分怀疑论”的批评不无道理，他提出：“关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史料与作为其他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并无二致；它们都是片面的，史料的价值也不同，但它们永远是史料。”
[31] 相关史料尚未被全部挖掘，如若弗鲁瓦·德·科蒙记述他在圣日尔曼城郊奔逃的信件（BnF，Ms. fr. 15553, fol. 197 r°，199 r°et 201 r°），以及让·德·莫尔维利耶的Memoires d’Estat（BnF, Ms. fr. 5172）。Pierre Champion研究了锡曼卡斯总档案馆中的史料， Charles IX. La France et le contrôle de l’Espagne, Paris, Grasset, 1939，2 vol.，et Valentin Vásqnez de Prada近期也对该史料进行了研究， Felipe II y Francia. Política，religión y razón de Estado ，Pampelune，EUNSA，2004，但史料中有助于史学家理解这一悲剧的部分尚未被上述史学家完全阐明。
[32] 关于研究的总体情况，可参阅Jacqnes Sémelin撰写的一份令人备受鼓舞的介绍。《Analyser le massacre. Réflexions comparatives》. Questions de recherches/ Research in Question, n°7, septembre 2002，p. 1-42, texte accessible en version électronique sur le site http://www.cerisciences-p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