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846年6月1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早上7点30分，三台蒸汽机车中的第一台从圣拉扎尔站（Gare Saint-Lazare）驶出，开始了前往布鲁塞尔（Brussels）的开创性旅程。每列火车都由20节敞篷车厢组成，用代表法国和比利时国旗的三种颜色装饰。车上的1500名乘客是应雅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James Rothschild）的邀请来庆祝巴黎-布鲁塞尔铁路开通的，他的“北方铁路公司”（Chemin de Fer du Nord）刚刚完成了从法国首都到里尔（Lille）的铁路建设。

这不是第一条国际铁路。三年前的1843年，比利时人在普鲁士的莱茵省开通了一条从安特卫普（Antwerp）到科隆（Cologne）的铁路。但巴黎-布鲁塞尔线特别重要，因为它开启了法国与低地国家、英国（通过奥斯坦德［Ostend］或敦刻尔克［Dunkerque］）和德语系的国家之间的高速连接。法国媒体宣称它的开通是在法国文化统治下欧洲统一的开始。“邀请外国人来见证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机构，以及所有让我们伟大的东西，这是保持我们国家在欧洲良好声誉的最可靠方式”，批准里尔铁路建设的委员会是这样想的。 ^[1]

第一列火车上载有官方要人，包括法国国王的两个儿子，内穆尔和蒙庞希埃公爵（Ducs de Nemours and Montpensier），陪同他们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的部长、警察局局长和各位名流，其中有作家大仲马（Alexander Dumas）、维克多·雨果和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以及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这个先遣队以闻所未闻的30公里时速从巴黎出发，在炎热的下午到达里尔。游客们的头发被风吹乱，精美的衣服沾上了露天旅行的灰尘，他们在中世纪城墙外的一个临时车站下车，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城里的头面人物、坎布雷（Cambrai）大主教 ^[2] 和手举法国与比利时国旗的骑兵仪仗队。军乐队奏完国歌后，政要们列队走过装饰华丽的街道，那里聚集了如此庞大的人群，以至于国民警卫队需要竭力维持秩序。到处都是小偷，饮料喝光后出现了混乱的场面，还有司法宫起火引发的警报。 ^[3]

罗斯柴尔德在未来的火车站所在地——当时车站正在中世纪的城墙内修建——一个巨大的帐篷里为2000人举行的盛大宴会拉开了庆典的帷幕。60名厨师和400名侍者奉上了丰盛的白酱水煮三文鱼、约克火腿配水果、焗鹌鹑，“摄政王”鹧鸪 ^[4] ，奶油炖豆子、奶酪、甜点和法国葡萄酒，然后是祝酒词：“为法国和比利时的统一干杯！”“为国际和平干杯！”罗斯柴尔德就铁路将欧洲各国联系在一起发表了衷心的讲话。 ^[5]

随着夜幕降临，在广场上举行了“怪物音乐会”，埃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指挥来自当地驻军的400名乐队成员演奏了他的《凯旋与葬礼大交响曲》 ^[6] 。组织者坚持要在管弦乐队中加入12门礼炮，准备在最后的“升天”和弦时开炮。但当那一刻到来时，炮没有响，因为点火器找不到了。尽管有两门炮被用雪茄点燃，使得引线在空气中嘶嘶作响，让一些观众误以为原本就是这样设想的。 ^[7]

柏辽兹被委托创作一首名为《铁路之歌》的康塔塔，歌词出自作家儒勒·雅南（Jules Janin）之手，歌颂国际和平与兄弟情谊，那是铁路所激发的理想。这首康塔塔是为男高音独唱、管弦乐队和几个合唱团谱写的，广场音乐会结束后，在市政厅的宴会上表演了这首歌曲。“这首康塔塔以不同寻常的神韵和清新的声音被演唱，”柏辽兹向他的妹妹南希（Nanci）报告说，“但当我被内穆尔和蒙庞希埃公爵叫去隔壁房间里谈话时，我的帽子和乐谱一起被偷了。” ^[8] 乐谱被找了回来，但帽子没有。

凌晨两点钟，狂欢者的队伍继续前往布鲁塞尔。在他们抵达的第一座比利时小城科特赖克（Kortrijk），全城的人都出现在车站，迎接来自法国的非凡列车。根特城（Ghent）则奉上鸣礼炮的阅兵式。在从梅赫伦（Mechelen）开始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前面的两列火车平行前进，在聚集人群的欢呼声中同时进入布鲁塞尔车站。站台上，法国王子们受到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和他的法国妻子，王子们的姐姐——奥尔良的路易丝（Louise of Orléans）的欢迎。大皇宫举行了宴会，比利时铁路公司也在刚刚运营的北站（Gare du Nord）举办了舞会。车站被改成了舞厅，铁轨上铺了木地板，玻璃屋顶悬挂着吊灯，并从荷兰运来成车厢的郁金香。《国民报》（ Le National ）的记者宣称：“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舞会。” ^[9]

清晨，来自法国的游客开始返回巴黎。330公里的旅程只花了12个小时——是乘坐驿站马车通常所需时间的四分之一，后者是铁路出现之前最快的交通方式。

很快，到处都可以看到铁路穿越国界。欧洲文化的新时代开始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现在可以更容易地在大陆上往来。1847年，柏辽兹将经由巴黎到布鲁塞尔的线路前往俄国进行音乐会巡演。 ^[10]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铁路将被管弦乐队和合唱团、歌剧和戏剧团、艺术作品巡展和巡回朗读自己作品的作家所使用。 ^[11] 国际市场将为绘画、书籍和乐谱的廉价大规模复制打开大门。国外旅行的现代纪元将会开始，使多得多的欧洲人能够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点，并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他们自己的“欧洲性”，即他们与全欧洲其他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是高于和超越他们各自国籍的。

这种“欧洲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将是本书的主题。它试图解释在1900年左右，欧洲大陆各地如何开始阅读相同的书籍，复制相同的画作，在家里演奏或在音乐厅中聆听相同的音乐，以及在欧洲所有的主要剧院演出相同的歌剧。总而言之，欧洲的正典——组成了今天欧洲乃至有欧洲人定居的世界各地的高雅文化——是在铁路时代确立的。至少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存在一种精英的世界文化。它建立在基督教、古典文化、哲学和知识之上，在整个欧洲的宫廷、学院和城邦中传播。但直到19世纪，一种相对完整的大众文化才得以在欧洲大陆各地发展起来。

《创造欧洲人》是一部国际史。它把欧洲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理区域，就像大多数欧洲史所做的那样，它们主要关注文化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构建计划中的角色，而非艺术作为将各民族统一起来的力量。我的目标是把欧洲作为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传递、翻译和交流的空间，从中将诞生一种“欧洲文化”——一个艺术形式、理念和风格的综合体——它的出现将使得欧洲不同于更广大的世界。 ^[12] 就像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经说过的，文明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进步——19世纪欧洲文化的耀眼成就无疑是其中之一——都出现在国际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候，那时人员、思想和艺术创造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 ^[13]

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是对作为第一个文化全球化时代的19世纪的探索——因为那实际上就是欧洲艺术品市场在这个时代的创立所代表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过程——最明显的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害怕融入国际文化会影响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和原创性——但没有人能阻止它。19世纪的重大技术和经济变革（大众传播和旅行的革命、平版印刷术和摄影的发明、自由市场体系的崛起）以不受任何民族国家政治控制的方式充当了“欧洲文化”形成背后的推动力——这种文化是一个覆盖整个大陆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跨国流通空间。

本书的核心是19世纪新发展起来的艺术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中既有关于艺术本身的，也有关于艺术经济学的内容（生产技术、商业管理、营销、宣传、社交网络和打击盗版的问题）。我将专注于与资本主义体系关系最密切的艺术形式，它们有的为了市场而被印刷复制（文学、音乐和绘画的主要利润来源），有的一旦失去国家补贴就会被作为商业经营（比如歌剧）。雕塑和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在本书中不那么重要。最终，是市场决定了欧洲的正典，决定了哪些作品将继续存在，哪些（数量更为庞大的）作品将会失传和被遗忘。

有三个人将是本书的中心：作家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与屠格涅夫保持长期亲密关系的歌手和作曲家保琳娜·维亚尔多（Pauline Viardot，1821—1910），以及她的丈夫路易·维亚尔多（Louis Viardot，1800—1883），此人今天已被遗忘，但在他那个时代是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学者、剧院经理、共和派活动家和出版商、记者，还是把俄语和西班牙语文学作品译介到法语的译者（换句话说，他不是艺术家，但与艺术家所依赖的一切有关）。他们的传记是通过叙事编织而成的，将跟随他们前往欧洲各地（他们先后在法国、西班牙、俄国、德国和英国共同生活过，并在欧洲其他地方广泛旅行），描绘他们认识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是欧洲文化舞台上真正重要的人），并探索那些影响身为艺术家和艺术推动者的他们的问题。

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以不同的方式成为适应市场及其挑战的艺术人物。保琳娜来自一个巡演歌手的家庭，所以她的血液里流淌着商业冒险精神；但她非常善于利用新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女人，她在这个父权主义的时代显得异常独立。路易在他们婚后的最初岁月里担任她的经纪人。作为欧洲主要歌剧院之一的意大利剧院（Théâtre Italien）的主管，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自由市场中运作，但他的商业敏锐性总是受到学术气质的影响。至于屠格涅夫，他出身俄国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的子弟们被认为应该担任公职，靠庄园的收入生活。当屠格涅夫开始成为作家时，他并没有商业头脑。

通过他们的国际关系，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成了重要的文化中介，在欧洲各地推介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帮助这些人为自己的作品建立海外市场。光顾他们在巴黎、巴登和伦敦的沙龙的人们代表了欧洲艺术界、上流社会和政界的名流。

他们的世界属于一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消失的国际文化。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四海为家，可以在欧洲土地上的任何地方生活，只要那里不损害他们的民主原则。他们在“欧洲文明”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以“欧洲人”的身份生活，但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国籍。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名言——“在欧洲的任何地方，没有欧洲人会是完全的流亡者” ^[14] ——可能就是为他们设计的。

[1] Rapport fait à la commission sur le tracé des embranchements dirigés du chemin de fer de Paris à Lille (Paris, 1844), p. 7.

[2] 指皮埃尔·吉罗（Pierre Giraud，1791—1850），法国修士，于1842—1850年担任坎布雷大主教。——编注

[3] Le Messager du Nord, 17 June 1846.

[4] 关于“摄政王”鹧鸪（partridges à la régence），朱尔·古费（Jules Gouffé）的《皇家烹饪书》（ The Royal Cookery Book ，1869年）上记载的做法是：红鹧鸪6只，处理干净后扎牢，上面放几片肥培根，加入密尔博瓦调味汁（用洋葱、胡萝卜和猪油等烹制），文火炖制。在盘子里铺上米饭，放上烹饪好的鹧鸪，每只鹧鸪下面放一只松露，上面放一只倒置的大蘑菇……最后淋上摄政王酱汁（402页）。摄政王酱汁的做法是：0.5磅生瘦火腿切碎，加上2个洋葱、2个小洋葱和1/4磅黄油，入锅煎制，再加入1品脱的浓缩鸡汤，0.5品脱的索泰尔纳甜白葡萄酒，文火煨至洋葱变熟。用纸巾过滤出酱汁，加入3及耳的浓缩鸡汤、1.5品脱的西班牙酱，入炖锅加热至酱汁黏稠，用布过滤（208—209页）。——译注

[5] L’Écho du Nord, 18 June 1846.

[6] 书中提及的音乐、戏剧、文字和绘画作品的原文名称及创作、首演或出版年份，参见本书“附录”。——编注

[7] Guy Gosselin, La Symphonie dans la cité: Lille au XIXe siècle (Paris, 2011), pp. 165–6.

[8] Berlioz,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eds. Pierre Citron, Frédéric Robert and Hugh Macdonald, 8 vols.（Paris, 1972–2003）, vol. 3, no. 1045.

[9] Le National, 15 June 1846, p. 2.

[10] 当时他搭乘火车，最远只能到柏林。但在20年后的第二次巡演时，他就能从巴黎一路坐着火车直达圣彼得堡了。——原注（以下脚注若无特别标示皆为原注）

[11] 许多艺术作品的运送原本需要数量惊人的马匹和马车，但现在通过蒸汽动力就可以相对轻松地移动。

[12] 关于国际文化转移，法语和德语中有非常成熟的书目，但英语中没有。比如：Michel Espagne and Michael Werner（eds.）, Transferts: Les Relations interculturelles dans l’espace Franco-Allemand（XVIIIe–XIXe siècles） （Paris, 1988）; Frédéric Barbier（ed.）, Est–ouest: Transferts et réceptions dans le monde du livre en Europe（XVIIe–XXe siècles） （Leipzig, 2005）; Béatrice Joyeux-Prunel, Nul n’est prophète en son pays? L’internationalisation de la peinture des avant-gardes parisiennes, 1855–1914 （Paris, 2009）; Philipp Ther and Peter Sachel（eds.）, Wie europäisch ist die Oper? Die Geschichte des Musiktheaters als Zugang zu einer kulturellen Topographie Europas （Vienna, 2009）; Christophe Charle,‘Comparaisons et transferts en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Europe: Quelques réflexions à propos de recherches récentes’, Les Cahiers Irice, no. 5, 2010/11, pp. 51–73; Sylvain Briens, Paris: Labora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scandinave moderne, 1880–1905 （Paris, 2010）; Sven Müller et al., Oper im Wandel der Gesellschaft: Kulturtransfers und Netzwerke des Musiktheaters im modernen Europa （Vienna, 2010）.

[13] Kenneth Clark, Civilisation: A Personal View （London, 1969）, p. 160.

[14] Edmund Burke,‘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6）, Writings and Speeches, ed. Paul Langford, 9 vols.（Oxford, 1981–2000）, vol. 9, pp. 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