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婚恋对象的渡边与永泽
（译序）

林少华

这篇《挪威的森林》译序，即使不算总序而只以“个序”计，也是第四篇了。上一篇是十多年前的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二日（癸已正月初二）脱稿的，“时青岛瑞雪纷飞炮竹声声”。也是因为“爆竹声中一岁除”带来的欢快心情，一口气拼凑了一万五千余言。作为译序，乃迄今最长的一篇。序中依据村上本人的“创作谈”介绍了他写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同时概括了日本学者和村上作品主要英译者、哈佛大学杰伊·鲁宾教授研究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也不揣浅薄地谈了我自己远不成熟的看法或感想。因此，接下来写这篇序理应轻车熟路才对。然而必须说，之于另撰新序，轻车熟路有时候既是便利条件，又未尝不是一种先天制约。无他，盖因不能重复。这不同于回乡省亲，搭过的车不能搭了，走过的路不能走了，须另辟蹊径重起灶炉，而这好比把所有脑浆置换一遍，实非轻而易举之事。

好了，不发牢骚了，没有谁愿意听一个老者发牢骚。既然出版社责编有令，写总还是要写的。不过就不再那么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让我随想随说好了。

村上春树有一本同样由上海译文社出版的名为《村上广播》的随笔集，其中有一篇题为《像恋爱的人一样》，文中饶有兴味地谈起最佳恋爱年龄段：“恋爱最佳年龄段大概在十六到二十一岁之间。个人差异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但若低于这个，难免显得稚气未褪，看着让人发笑；而若过了二十一岁甚至年届三十，必有现实问题纠缠不放。倘年纪更大，就多了不必要的鬼点子。”这意味着，恋爱年龄的最佳节点是十八九岁，也就是大一大二期间。而《挪威的森林》的主要出场人物恰恰是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又都在谈恋爱或怀有恋情——“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极为纷纭复杂的境地”。

是的，这本书写的是恋爱故事，一个“纷纭复杂”的爱情故事。出场的主人公大学生差不多刚刚入学。男大学生：“我”（渡边）、永泽、敢死队；女大学生：直子、绿子、初美。敢死队倒是置身于恋爱之外——只跟一个同班女生幽会过一次，结果“大为沮丧”地回来了，向“我”请教如何跟女孩子说话才好。也不能说他完全不解风情。记得吧，他放假回山梨老家前送渡边一只萤火虫：“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遗憾的是那以后就没了下文，再未返校，但愿他回老家后送给哪个女孩子一只萤火虫讨得对方的欢心。那是个家境极为一般的有些迂腐的老实男孩。你别说，还真有看上敢死队的女生，而且至少三个，三个中国女孩。也罢，趁机看一下中国男孩女孩眼中的渡边永泽他们好了。

若干年前，我通过微博做过一次“微调查”。调查主题很简单：作为理想的婚恋对象，《挪威的森林》中你选谁？选项有直子、绿子、玲子、初美和渡边、木月、永泽、敢死队。

“评论”很快达148人次，其中明确表态者122人。122人中，男性组：选绿子70人，选初美11人，选直子8人，选玲子6人。女性组：选永泽12人，选渡边8人，选木月4人，选敢死队3人。显而易见，绿子遥遥领先。作为译者也好作为男性也好，对此我不感到意外。颇为意外的是女孩们的选择：永泽票数居然超过渡边。须知，永泽可是有人格和道德污点的人啊！那么女孩们喜欢他什么呢？概括起来，A喜欢“他对自己事业的态度”；B喜欢他“活得明白”；C喜欢他那句名言：“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鄙懦夫干的勾当。”甚至有人说曾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度过人生艰难阶段。

相比之下，喜欢绿子的理由丰富得多也有趣得多。例如率真自然、热情奔放、生机勃勃，“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跳到世界上的一头小鹿”。再如，“活泼可爱能干，关键是还很漂亮”/“身上汇集着一个少女所有的乐观、好奇、调皮的生命力”/“这个活泼可爱的妹子在无聊的生活中点亮了我”。还有的说得那么感性，简直让人看得见他的笑脸：“选绿子啊，那么暖洋洋的姑娘！”不过也有男孩相对理性：“绿子那个状态，如果放在三十过后的人身上，就不合适了，有点儿二百五。二十多岁的残酷，就在于不得不去直面人生黑暗的现实，无人能免。绿子的洒脱有赖于旺盛的性欲、充沛的体力和不怕死的闯劲儿。渡边是早熟的，他早看清了青春迟早要挥霍一空，因而提前进入中年人的静观静思状态。”总的看来，男孩们选择大体不出所料。

而女孩们的选择——刚才说了——颇为让人意外：渡边居然在永泽之后，而且票数落后三分之一。本来我以为渡边会和绿子同样遥遥领先。即使现在也不很释然。如果说，永泽在渡边眼里最大的美德是诚实，“绝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那么在我看来，渡边最大的美德是善良、内省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感、责任感。这是他内心深处一抹温暖的光照，也是人性、人格中最可宝贵的情愫，他也因此可爱和吸引人。即使对被大家视为笑料的室友敢死队也不失温情。当敢死队高烧四十度在床上要死要活地翻滚的时候，渡边又是自制冰袋又是拿冷毛巾为其降温，连衬衣也给对方换了，好不容易弄到的两张音乐会门票因之作废，和直子当晚的约会彻底告吹。甚至，交谈当中敢死队因为回答问话而口吃得更厉害，渡边也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尽管为逗直子发笑而时常讲起敢死队，“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还有，去绿子家那天不远处发生了一场火灾，两人坐在天台上面对滚滚浓烟喝啤酒，绿子还要弹吉他唱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而“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不是正当行为”。

至于对待直子也更不用说了。终于等来的第一封来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与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感到的性质相同的悲哀。”不是十几遍几十遍，而是几百遍之多！可见他对直子的感情多么真挚、深切，多么不舍。后来明知直子病得不轻也无意放弃，第二次去阿美寮时明确提议“两人一同生活”。搬出学生宿舍而租房单住之后，这方面考虑得就更多了，不料玲子的来信把他的期望变成了绝望。“但我绝不抛弃她，因为我喜欢她，我比她顽强，并将变得更加顽强，变得成熟，变成大人——此外我别无选择”。甚至对绿子坦言“我不能放弃这种责任……即使她并不爱我”！直子死后，渡边徒步流浪了一个月。白天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穿行不止，晚间不问哪里钻进睡袋便睡。

……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熟知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原因，同三十年前我翻译的时候相比，对这段话有了格外痛切的感受，简直感同身受。每当想到自己的亲人、所爱之人曾在自己身边“这样活过”——尽管他们并没有说“希望你能记住我”——未尝不悲哀得难以自已，未尝不记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是的，懊悔无可追回。无论对于渡边，还是对于我，抑或对于任何人。

说回渡边。从这段话不难再次确认，渡边是深深爱着直子的，是他的“所爱之人”。惟其如此，才对直子怀有责任感，才为她的死那么悲痛、那么愧疚和懊悔。相比之下，永泽对初美的死是怎样感觉的呢？“由于初美的死，某种东西消失了，这委实是不胜悲哀和难受的事，甚至对我来说。”不妨认为，永泽的悲哀和难受的原因，较之初美本人的死，恐怕更是“某种东西”的消失。所以渡边才和他断交，“我把信撕得粉碎，此后再未给他写信”。应该说，渡边的这种善良与柔情，是贯穿这部小说的暖流，是凄风苦雨中的一线青天。

除此以外，渡边身上还可看出三个优点或特点。一是特立独行，二是嗜书如命，三是有幽默感。

第四章开头，渡边决定上课点名也不应声。何苦这样呢？因为他目睹曾雄居学潮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在学潮被警察机动队镇压复课后，居然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叫到名字也当即应声。这让渡边为之不解和不屑：“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肢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唯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结果在班上更加孤立了，谁也不跟他说话，他也不对任何人开口。而正当此时得到了绿子的欣赏，绿子夸他“既冷静，又刚毅”。冷静，或者清醒，不委曲求全，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意味着他做事有自己的底线，有自己的原则和操守。这点也是永泽主动和他交朋友的一个原因，认为渡边和自己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我同渡边的相近之处，就在于不希望别人理解自己……觉得不被人理解也无关紧要。自己是自己，别人归别人。”这其实也是村上笔下几乎所有男主人公共同的性格特征。用村上为中文版《海边的卡夫卡》写的序言里的话说：“他们自成一统，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一言以蔽之，特立独行。

关于嗜书如命，这一优点几乎随处可见。小说第二章就交待了：“我这人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听音乐。”而且看书看到很晚，以致“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他喜欢看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厄普代克、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雷蒙德·钱勒德。“时而合上眼睛，把书的香气深深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看过的书有：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看了三遍。永泽：“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托马斯·曼《魔山》（甚至进山看望直子时也带去了。玲子：“怎么把这种书带到这地方来！”）、福克纳《八月之光》、赫尔曼·黑塞《在轮下》（去绿子家时半夜里看的，“若非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一辈子都不至于重读什么《在轮下》。”）。甚至《资本论》也读了，并且告诉绿子：“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爱看书，喜欢阅读，这也是他和永泽的又一个共同之处，永泽是个“秘而不宣的经典小说嗜好者”。

至于幽默感，这也不难感受得到，试找几例（对话恕不分行）：

Δ “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极了是怎么个程度？”“山崩海枯那样可爱。”

Δ “最最喜欢你，绿子。”“什么程度？”“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天。你说棒不棒？”

Δ 绿子摘下眼镜，眯细眼睛，眼神活像眺望对面一百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

Δ “喜欢我的发型？”“好得不得了。”“如何好法？”“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Δ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

喏，多么风趣机警、俏皮好玩啊！一种含而不露的诗性幽默、知性幽默。无须说，这差不多是村上所有作品、所有主人公无不具有的语言风格。不过较之其他作品的孤寂和清冷，这里的幽默感分明多了一丝暖煦，镀上一层温馨的夕晖。假如你——如果你是大一大二男生——这样对暗恋或正在追求的女生说话，不追到手才怪！

如此心地善良、有道德感，同时喜欢看书、有幽默感而又特立独行、“自成一统”的渡边君，为什么被中国女生排在第二位了呢？那么下面就进一步考察名列第一的永泽是怎样一个男生、一个人物。

同样特立独行和嗜书如命（“经典小说嗜好者”）以及诚实直率这三个特点或优点，前面已多少提及了，下面看看其他方面。首先，永泽是“富二代”。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家大医院，“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岂止是“富二代”，简直是“高富帅”。这还不算，又才华出众，天生具有领袖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并且不陶醉于这种天赋之中，始终自强不息——又是个“超级学霸”。英语、德语、法语早已精通，意大利语也已基本掌握，正开始向西班牙语进攻——在通过外务省公务员考试之后其他人无不只顾庆幸的时间里独自开始学西班牙语。而他要进外务省最主要的理由也与众不同：无非出于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的世界里一显身手，为此要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达到极限绝不罢休。”进而宣称人生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而人生规范就是当绅士，即“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他甚至把努力和劳动截然区别开来，“所谓努力，指的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这样的人当然很狂。作为朋友交往不久就告诉渡边：“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唯独我与你，其余全是废纸屑！”喏，这岂不成了三国“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的现代版！他最后给渡边的忠告是：“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也就是说，永泽是人生强者、事业成功者。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尽管永泽和渡边有重合部分（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但总体上属于不同类型的人。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渡边善良，有道德感；而这点不适用于永泽。恐怕正因如此，村上才说永泽在道德意义上破产了，跌落了。在我看来，至少在道德感的边缘摇摇欲坠。其明显表现是他毫不珍惜初美对他的一往情深。尽管没有“同任何人结婚的念头”，却仍然和初美交往（当然他也直言相告，没有欺骗初美）。问题更是与初美交往当中不断拈花戏草，甚至当着渡边的面“居心不良”地奚落初美。前面那项“微调查”结果中，永泽作为婚恋对象得票超过渡边——莫非女性组、女孩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一次课间休息有女研究生向我咨询择偶标准，我说首要一条是善良。善良关乎品性，引用木心之语，“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在这个意义上，《挪威的森林》既是青春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多棱镜——通过渡边、永泽、敢死队和直子、绿子等个性鲜明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反映出青春或成长过程的多重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给人以心灵震颤和情感共鸣。同时带来严肃的思考，让人从中看到自己、确认自己，进而修正自己的人生运行轨道。并且提醒读者不必拘于一格迷于一途，暗示了多种选项，用玲子写给渡边的信上的话说，“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于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应该敞开胸怀，迎接未来。如此这般，村上没有让这本“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村上语）落入常规性套路，而写出了严肃文学的深度与质感。是的，较之泪水本身，小说落墨的更是被泪水灼伤的樱花瓣和三叶草，而这反而使男女主人公获得了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强大生命力。

此外自不待言，作为文学作品，《挪威的森林》还给人以别样的审美体验。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自然景物抑或场面再现，无不显得那么美，那么诗意盎然，那么富有抑扬顿挫而又一气流注的节奏感。请看，请听：

A 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

B 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只小动物。

C 那湖水一般深邃澄澈的眸子和羞涩似的嗫嚅着的小嘴唇倒是和以前一样，但整个看来，她的娇美已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风韵。往日那娇美中时隐时现的某种锐气——使人为之颤慄的刀刃般的锐气——已经远远遁去，转而荡漾着一种给人以亲切抚慰之感的独特的娴静。

D 玲子从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光线幽暗的檐廊里，仿佛确认音质似的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她不胜依依地侧耳倾听各种音质效果。弹奏吉他时的玲子，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赏一件爱不释手的时装的妙龄少女，两眼闪闪生辉，双唇紧紧合拢，时而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

A例，物我一体，浑融无间，节奏分明而不放纵，诗意充沛而有节制，寥寥几笔而气氛尽出，琅琅上口而错落有致。

B例描写绿子，一如其名，简直是春光本身。灵动，清新，别致，栩栩如生。恕我饶舌，有人说拙译不忠实于原文，明明是“绿”，却偏偏译为“绿子”，岂非蓄意篡改？不错，“知法犯法”。所以“知法犯法”，是因为考虑到节奏和习惯因素。作为日本人的名字，“ミドリ”很习惯很自然，而在中国语境中，光秃秃一个“绿”，日常生活中叫起来岂不有些怪异？文学翻译的忠实，究其根本，是意境的忠实、审美的忠实、节奏感的忠实。当然，作为人名译法，此乃特例，不宜效法。

C例是描写直子之美的，描写得自出机杼。喏，“使人为之颤慄的刀刃般的锐利”，谁这样形容过青春少女我行我素一往无前的美感？不妨说，作者的笔也像一把锐利的刀，一刀下去，少女之美即跃然纸上。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二〇一七年作者在《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说的话：“忘乎所以地致力于行文，就会产生倏然得以俯瞰自己意识天地的瞬间，仿佛阳光从厚厚的云层中一泻而下。”信哉斯言。

D例描写的是玲子出院在渡边住处弹吉他的举止情态。工致，婉转，抒情，曲尽其妙。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简直是一幅画、一支歌、一首诗！这段译文，也是因为曾作为批评拙译有“美化”原文之嫌的例句而被一再引用，堪称“名译”。因此，为方便对翻译有兴趣的同行和有识之士研究讨论，且将相对应的原文照录如下：

レイコさんはギター·ケースから自分のギターをとりだし、もう薄暗くなった縁側に座って、楽器の具合をたしかめるようにゆっくりとバッハーのフーガをひいた。細かいところをわざわざとゆっくりと弾いたり、速く弾いたり、ぶっきら棒に弾いたり、センチメンタルに弾いたりして、そんないろんな音にいかにも愛しそうに耳を澄ませていた。ギターを弾いているときのレイコさんは、まるで気に入ったドレスを眺めている十七か十八の女の子みたいに見えた。目がきらきらとして、口もとがきゅっとひきしまったり、微かなほほえみの影をふと浮かべたりした。

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名著《史诗》前言中写道：“关于想像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审美位居其首。审美光芒，关乎美，关乎艺术，关乎修辞，关乎诗意。甚至数学都看重美——英国数学家哈迪（G·H·Hardy）宣称美是首要标准，丑的数学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地的。数学尚且如此，何况文学、文学翻译！不少读者来信或网上留言都说《挪威的森林》行文优美，读来令人忘倦，令人沉醉。青岛曾有一位刚上高中的女高中生来访时说她读了一百遍，说着说着就情不自禁地在我面前琅琅背诵起来，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作为译者，还有比这更让人欣慰和幸福的场景吗？

记忆中，这本书是我一九八九年寒假在广州暨南大学校园寓所翻译的。实不相瞒，并非我眼光独到的主动选择，而是时任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社科院外文所李德纯先生热情推荐的。他把我拉到漓江出版社的一个年轻编辑面前，极力推荐说《挪威的森林》多么美妙，我的中文多么美妙，译出来市场前景又多么美妙。可惜我当时的经济景况一点儿也不美妙，站讲台穿的衣服大多是在学校后门地摊买的，无论如何都需要赚点稿费补贴生活开支——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便是在这种既不美妙又未必多么猥琐的心态下翻译《挪威的森林》的。

记得那年广州的冬天格外阴冷，借用村上的说法，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冰箱全都朝我大敞四开，或者全世界所有的冷雨落在了广州所有的草坪。我蜷缩在一栋教工宿舍五楼一间朝北房间的角落里，身上裹一件像是用深蓝墨水染成的半旧混纺鸡心领毛衣，时而望一眼窗外路上绿子般说说笑笑的港澳女孩的亮丽身影，时而搓一搓冻僵的手指，对照日文一格格爬个不止。翻译当中也放音乐了，不过我放的音乐，一不是《挪威的森林》，二不是《佩珀军士的寂寞之心俱乐部乐队》。说来难以置信，我放的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和《平沙落雁》。我觉得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超越日常性凡俗性的旋律非常契合自己的心境，使我很快在书中世界里流连忘返，仿佛直子绿子和“敢死队”们用一条看不见的细线拖着我的自来水笔尖在稿纸上一路疾驰，但觉人世间所有美妙的语汇美妙的句式纷至沓来，转眼间便乖乖填满一个个绿色的方格。

说来也巧，翻译村上《挪威的森林》那年，我和书中主人公渡边君正好同岁！记得吧，《挪威的森林》开头第一句：“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一九五二年出生的我翻译这本书时是一九八九年——三十七岁的我坐在书桌前的座位上，对照日文写下“三十七岁的我……”

不，还有一个三十七岁——村上写下“三十七岁的我……”时也三十七岁。喏，村上在《挪威的森林》“后记”中记得一清二楚：“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村上一九四九年出生，一九八六年岂不也三十七岁！难怪有人说书中的渡边君即是村上君。村上本人也承认“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你看，我、渡边君、村上君，同是三十七岁，多巧！果然无巧不成书。

尽管同是三十七岁，但作者译者写下“三十七岁的我”时的处境大为不同。我的处境刚才说了，那么村上的呢？村上在后记中写道：“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张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的寂寞之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而在大约三十年后的《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中说得更为具体了：

小说《挪威的森林》前面那部分是在许多场所写的：希腊各地的咖啡馆桌、渡轮的座位、机场候机厅、公园树荫下、低档旅馆的桌子上。所用四百字原稿纸那么大的东西，到处携带毕竟不便，就在罗马一家文具店买来很便宜的笔记本（即过去说的“大学NOTE”），用BIC圆珠笔在上面写蝇头小字。周围座位吵吵嚷嚷烦不胜烦，或者桌子摇摇晃晃把字写歪，或者咖啡洒在本子上，又或者半夜对着旅馆桌子遣词造句时间里一壁之隔（墙壁很薄）的房间男女高潮迭起，总之兵荒马乱焦头烂额。如今回忆倒像是不禁莞尔的写作花絮，但当时可是相当令人气馁。由于找不到固定住所，那以后也只好在欧洲各地颠沛流离，在种种样样形形色色的场所继续写这本小说。洇着咖啡等莫名其妙的 污渍 的厚厚一打笔记本，至今仍在我手上。

但不管是怎样的场所，一个人要写小说的场所都是密室，都是可移动（portable）的书斋——我要说的总之就是这一情况。

而我要说的是，如此写成的这部小说读起来居然如此一路畅通。结构因势利导，情节水到渠成，运笔行云流水，诗意纷至沓来，非惟力致，亦天分使然也！

作为中文版，拙译于一九八九年七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新世纪之初移师上海，是为沪版。沪版印次，不知几多。其间一再修订，时间分别为一九九六年四月、一九九八年二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〇〇〇年三月、同年九月、二〇〇一年三月、二〇一三年二月，此次修订为第八次。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或独上高楼，或灯下缠绵，蓦然抚额，沟壑纵横矣。而静思往事，如在目底，一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此谨向为这本书提携和帮助过的师长、朋友和读者致以由衷的谢意。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八日夜半于窥海斋
时青岛寒星数点冷月无声

【附白】 值此新版付梓之际，继荣休的沈维藩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姚东敏副编审和我联系，希望重校之余重写译序。十五年前的译序，侧重依据自己接触的日文第一手资料提供原作的创作背景，介绍作者的“创作谈”和相关学者见解。此次写的新序，则主要谈自己的一得之见，总体上倾向于文学审美——构思之美、意境之美、文体之美。欢迎读者朋友继续来信交流。亦请方家，有以教我。来信请寄：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浮山校区离退休工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