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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跟我们谈谈你的青春期吧，它跟你在《再见，哥伦布》里所呈现的美国社会的关系；你和你家人的关系；以及你是否感受到父权的重压，如何看待这种重压？
典型的青春期有着疯狂的爆发和暴风雨式的成长，相比之下，我的青春期或多或少是一段蛰伏期。在圆满度过朝气蓬勃的童年之后——我的童年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戏剧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我经历了一段相当冷静的时期，直到一九五〇年离家去上大学。大学里庄重的基督教氛围并不比我自己接受的那种犹太家教宽松，但我可以无视和对抗那些条条框框，而不感到被一贯忠于家庭的感情所困扰，我能够重新燃起高中时代几乎被搁置的对探索和思考的兴趣。从十二岁上高中到十六岁毕业，我大体上是个有责任感、举止得体的乖孩子，我生长于斯的社区自觉有序，我（倒是自愿地）受其规范的约束，也多少受缚于从我那有着正统宗教信仰的祖父母那里流传下来的清规戒律，尽管传到我这儿时已经相对弱化了。我也许是个“乖”孩子，部分原因是我明白，在纽瓦克我们那片犹太教区，除了做乖孩子没有太多其他选择，除非我想偷车或者挂科，但这两件事都在我能力范围之外。所以我既没有闷闷不乐地对现状表示不满，也没有大喊大叫地反叛——或者像天真无邪的小学时代那样出类拔萃，我成长的环境仿佛低设防监狱，只要我顺从听话，我就能像那些不给狱卒惹麻烦的囚徒一样享受到些许自由和特权。
青春期最棒的是男性间的深厚友情——不光因为从关系紧密的家庭解放出来的孩子能从中收获温暖可信的情谊，更因为它让孩子们有机会畅所欲言。在那些马拉松式的长谈里，我们常常粗声粗气地讨论渴望的性冒险，开各种无法无天的玩笑。通常，谈话在一辆停好的车里进行。我们——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人——挤在一辆车里，汽车单个的金属外壳其大小、形状跟一间牢房差不多，也像牢房一样，将我们与普通的人类社会隔离开来。
那些年，我享受到的最大的自由和快乐，可能都来自那些汽车里往往持续几个钟头的对话，还有我们对话的方式。我少年时最亲密的伙伴——四个和我一样聪明、有教养的犹太男孩，日后全都成了成功的医生——回首当年的漫谈时，也许不一定会这么想。但我觉得我们从那些集模仿、报道、闲话、争论、讽刺和传奇故事于一体的漫谈中汲取了很多养分，我乐于将那些漫谈和我现在从事的工作联系起来，也把我们在车里为逗乐想出来的东西视为某种类似一个部落从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民间叙事。而且，我们正是通过那些千言万语，来报复当时正塑造着我们的文化力量，或试图阻止它靠近。我们不偷陌生人的车，坐在从我们的父亲那儿借来的车里，谈论能想象的最疯狂——至少是在我们的街区，我们的车就停在这里——的事情。
“父权的重压”在传统意义上被看作是压迫和约束的化身，但我在青春期时几乎不需要与之抗衡。除了因为我的一些小错，我父亲很少责备我。如果一定要说压力，我的压力不是来自他的说教或独断，反倒来自他毫无保留的以我为荣。我为了不让他或者我母亲失望而努力，我从来不惧怕他的拳头或惩罚，而是怕他们伤心。甚至在我长大以后，开始找理由反对他们的时候，我也从未担心过会失去他们的爱。
促成我平静地度过青春期的原因，也可能跟我读高中时父亲在经济上遭受的严重困境有关。他为了还清债务努力工作，显现出持久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他那时四十多岁，一下子成为我眼中悲壮与英勇的化身，几乎有亚哈船长和威利·洛曼的影子。潜意识里，我也问过自己他会不会崩溃，让全家人跟着他受苦——不过事实证明，除非真撞上石墙，父亲是打不垮的。总之，我的青春期正始于那段前途未卜的困难时期，当个普通的“乖”孩子也许就是我能为全家和睦稳定做的贡献了。直到很久以后，当我重新当上教室里的征服者，又开始所有叛逆行径、异端倾向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父权压力原本该有的沉重。当然，我说的这些，大多只是对那时候自己的一个心理推测，尤其现在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青春期时，极少破坏我们家赖以生活和维系家庭关系的权力平衡。
性作为权力和征服的工具。你在《波特诺伊的怨诉》中发展了这样一个主题，并做到了一种对色情文学的亵渎，同时指出有关性的担忧深具强迫性和巨大的限制作用。请告诉我们，你这部戏剧性的寓言是来自什么样的现实生活经历，还是说，它是你思考或想象过程中的一次探险？
我是否“做到了一种对色情文学的亵渎”？我从未这么想过。因为一般来说，色情被认为是一种言语上的亵渎，在人们的想象里，它亵渎的是男女用以表达相互间深刻吸引的神圣举动。其实我想色情文学更像是一种人们对性器官本身执着关注的投射——这种执着的关注只含有那些考虑性功能时自然产生的基本感觉，除此以外，不含有任何情感。色情文学之于性关系这个总领域，就仿佛一份建造手册之于一整个家园。如果木工活能像性爱那样，此时此刻笼罩着一层魔法般神秘的（可打破的）禁忌的光环，那么我的说法就更准确了。
我认为我并没有“亵渎”色情文学。相反，我把色情文学对身体的核心痴迷处理成一种色情装置或者玩物，赋予它孔洞、分泌物、肿胀、摩擦、释放以及所有性构造那些深奥难解、错综复杂之处。然后，我将这种痴迷放在一个完全世俗的家庭背景下，在这个背景下，权力与服从以及很多其他问题都能置于广阔的日常视角而不是狭隘的色情文学透视镜之下。也许，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被指责为亵渎或玷污了色情文学以其偏狭和痴迷的手段所构筑的包罗万象的神圣宗教，在色情世界里，这一宗教仪式一遍遍上演。和任何宗教仪式一样，这类仪式极其严肃，几乎没有表现个体或个体特质的空间，也不允许任何人为失误或意外。事实上，《波特诺伊的怨诉》的喜剧成分很大程度上来自完全为了表现个体的意外灾祸，这一意外让一个原本可能成为主礼神父的家伙在不顾一切冲向神坛、脱掉衣服的过程中饱受困扰。他所有赤身裸体进入色情世界这一神圣领域的尝试都不断遭受挫败，因为根据亚历山大·波特诺伊自己的定义，他就是个犹太笑话里的人物——犹太笑话和色情文学可不同，它描绘一个完全世俗化的世界：去神秘化、去浪漫化、不带任何哄骗。尽管波特诺伊向往成为狂热的色情信徒，他的每句话、每个姿态都不由自主地违背了正统的性交主义者最推崇的信条。
我无法为你将《波特诺伊的怨诉》追根溯源到任何一个单一的经验，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也许你想知道我是不是拥有关于“性作为权力和征服的工具”的第一手资料。答案是：我怎么可能没有呢？我也有欲望、性器、想象力、压抑、软弱、意愿和良知。而且，大约在大众六十年代后期对性传统开始攻击的二十年前，我就已在强敌把守的性爱领土上登陆，力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有时我想，我们这一代男人就像诺曼底登陆的前锋战士，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孩子们踏着我们血淋淋的尸体上了岸，怀着胜利的喜悦冲向肉欲横流的巴黎，那是我们曾梦想解放的城市，在我们艰难地向内陆匍匐前进，向未知的黑暗处射击时。“爸爸，”小家伙们会问，“你们在战争中都干了什么？”对此我谦虚地认为，他们从别处获得的答案，要比从《波特诺伊的怨诉》中得到的糟糕得多。
你作品中现实与想象的关系。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权力形式（家庭、宗教、政治），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创作风格和表达方式？或者说，写作有没有帮助你从这些形式中解放出来？
鉴于主题可能被看作是“风格”的一个方面，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作为强制力量的家庭和宗教在我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特别是在《波特诺伊的怨诉》及之前的作品中。《我们这一帮》直指尼克松政府的强制欲望。这些主题本身肯定会“影响”我对待它们的方式以及我的“表达模式”，很多其他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当然，除了对尼克松的讽刺，我从未尝试过有意识、有计划的破坏性写作。意在对权力进行挑衅、亵渎的攻击向来只是我作品的个别“话题”，而非统领我写作的总目的。
举例来说，我二十三岁时创作的一个短篇《犹太人的改宗》，就体现了一种尚在最单纯阶段的忧虑，体现了我对我所亲历的普通美国犹太人生活中来自家庭亲情的压迫和来自排外的宗教信仰约束的忧虑。一个名为弗里德曼的好孩子迫使一个叫宾德尔的坏拉比下跪
，然后从犹太会堂的屋顶朝着广阔的空中纵身一跃。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故事显得简单粗糙——简直像一场白日梦，但它和我后来写的亚历山大·波特诺伊一样系出同源。波特诺伊就是年长版的幽闭恐惧症患者小弗里德曼，但他无法像我在《犹太人的改宗》里创造的主人公那样让母亲和拉比屈服，奇迹般地摆脱捆绑、束缚他的枷锁。讽刺的是，早先故事里的男孩虽然屈从于他周围真正有德行的人，但他至少能短暂地反抗那些权威。而波特诺伊较少受这些权威的压迫——他们对他的生活并没什么指手画脚的权力——他的压迫其实更多来自对他们始终怀有的愤恨。因此，他最强有力的压迫者其实是他自己，这一点构成了本书颇具荒唐意味的悲怆感——也是本书和我之前一部作品《当她是好女人的时候》的共同点，后者同样着眼于一个成年人对孩提时代长期被滥用的权威的愤怒。
关于我是否能够将自己“从这些权力形式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含有一个假想，即我所经历的家庭和宗教仅仅是权力压迫，但事实复杂得多。我从未真正尝试通过作品或直接在生活中剪断自己和我成长的那个世界的纽带。现在的我可能跟那些日子的我——像小弗里德曼那样无权无势、基本上没什么别的明智之选——一样忠于我的出身。但这是经过对那些纽带和联系进行了相当仔细的研究之后的忠诚。事实上，我依然珍惜我与当初塑造我的传统力量之间的纽带，它们经受住了想象力的猛烈攻击和漫长的心理分析带来的考验（以及随之导致的冷血心肠），目前看来将伴我终生。当然，我也通过对这些纽带的考验，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它们，并在此过程中对考验本身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我们这一帮》把尼克松总统推下了神坛，还从一个有关堕胎的声明中提取主题。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强烈地感觉到政治权力作为道德强制所带来的压迫？你对此压迫又作何反应？你是否感觉你常用的荒诞元素是对抗此压迫的唯一途径？
我想我最强烈地感到政治权力作为一种道德胁迫是二战期间我在新泽西长大的时候。对于一个美国小学生，人们唯一的问题是他是否相信国家的“战争行动”，对此我全心全意给予肯定。我为去参战的表兄堂兄们的安危担忧，给他们写长长的满是“新闻”的书信，试图给他们鼓气；我和父母每个星期天按时收听加布里尔·希特的广播节目，满怀期待他能带来好消息；我跟进晚报上的作战地图和前线战况；周末还参加邻里组织的废纸盒和锡罐回收活动。战争结束时我十二岁，在随后的几年，我严肃的政治立场开始第一次成形。我的整个家族——父母、姨母姑母、叔父舅父——全部是虔诚的新政民主党人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一九四八年总统大选时投票给了进步党候选人亨利·华莱士，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他和罗斯福很像，也因为他们大体上是下层中产阶级，对劳工和底层弱者充满同情。我可以很自豪地说，理查德·尼克松是我家厨房里公认的骗子，而大多数美国人被蒙在鼓里，要到二十多年以后才看清这个人。约瑟夫·麦卡锡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学——那时我开始认定政治权力是一种不道德的强制。我通过为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竞选服务来表示反抗，并为大学文学杂志写了一首愤怒的自由体长诗来抨击麦卡锡主义。
越战的那些年是我一生最“政治化”的时光。那时，我白天写小说。表面上看，小说和政治毫无关联（尽管有段时间，在《当她是好女人的时候》里，我让主人公用她特定的措辞来掩盖她报复性的毁灭行为，以此暗示我们的官方语言，比如“拯救”越南人民的话语背后其实是系统性的毁灭）。我所说的“政治化”，是指一些比在写作中谈论政治或直接的政治行动更能说明问题的经历，好比捷克斯洛伐克或智利那些国家普通人的经历：每天都能意识到政府作为一种强制力量，在人们思想中持续存在，远非一个制度化、仅实施必要操控的不完善的体制可比。和捷克人或智利人截然不同的是，我们不需要为个人安危担忧，可以畅所欲言，但这并不能减弱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道德失控、极端自私的国家的感觉。我那时早上读《纽约时报》，下午读《纽约邮报》，晚上看七点和十一点的新闻——例行公事一般——就像我为生活所需定期摄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那段时间，我对美国战争使命的感觉，不是对国家局面的担忧，而是和早先对二战时轴心国目标的感觉如出一辙。当时甚至开始觉得“美国”这个词几乎不再代表我出生成长并心有所属的地方，而是一个外国侵略者的名字，那个侵略者征服了我们的国家，我只有尽我所能地拒绝与之合作。忽然之间，美国变成了“他们”——伴随着这种失落和无力感而来的是反战运动特有的充满敌意的情感与论调。
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这一帮》并没有运用“荒诞元素”。相反，这部作品试图通过它独有的一种风格来物化理查德·尼克松的道德品性中的荒诞元素。他这个人，而非对他的讽刺，是荒诞所在。当然，美国政治中有很多其他惟利是图、无法无天的人，但即便是约·麦卡锡也比这家伙更有人样。通常，人们还是要求领袖起码要有“人情味”，但尼克松（或者说当代美国）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这样一个即便并非精神异常，也明显很有欺骗性的人，居然能够赢得人们的信任和赞同。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和普通选民所推崇的形象大相径庭的人物——在任何一幅诺曼·洛克威尔的插画作品里，尼克松都有可能被描绘成一个老古板的巡视员或者孩子们爱取笑的刻板的数学老师——居然能在读《周六晚邮报》的全美人民面前蒙混过关，假装自己是一个 美国人 。
最后，我认为与外在的势力“对抗”或“斗争”并不是我作品的核心。《我们这一帮》是我过去十五年里写的风格迥异的八部小说之一，在这部作品里，我最关注的是表现力，是呈现问题，而不是带来变革或者“表明一种立场”。这些年来，作为小说家，我所从事过的所有严肃的“对抗”行动，与其说是针对那些试图控制世界的权威，不如说是针对我自己想象力的约束系统和表达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