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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很失望。我拼尽全力做的第一份工作就以失败告终，当初在树窝里许下的誓愿也无从着落。另一方面我又试图自我激励，毕竟在村子里也曾有过快乐的时光，家长和孩子们一定会记住我付出的努力的。这毕竟只是个开始，下一次，我会走得更远一些，一定会的！垂头丧气也无济于事，不如放眼未来，寻求新的思路，我下了决心要重振旗鼓。我想出门远行，旅游总能帮助我从混沌不明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人在旅途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放下责任的包袱，轻装上阵，忘却烦恼，享受当下。
从母亲那儿我得知，我们有些亲戚在巴西的布鲁梅瑙开店，那是一处德国人建立的住宅区。我想去那儿，也许能在店里帮点忙，或者做些别的什么有用的事。没有具体的计划，我只想赶紧上路，接下来的事就到时候再想吧！反正令我坚信不疑的是，里约的狂欢节一定能让我重拾生活的乐趣！那些展现狂欢节盛况的炫目图片总令我心驰神往。现在我想要与其零距离接触，亲身感受这一切。出于好意，我的朋友和熟人没少向我提出各种建议。他们警告我说，里约可不是年轻女孩的福地。我决定自己去感受与判断那里所谓的暴力与脏乱。几位从来不敢轻易涉足未知世界的女性密友对我的勇气钦佩有加。连我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的大无畏精神了。我知道其中的风险，但更知道自己对此有心理准备。迄今为止我的许多冒险活动都得益于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它也许与我当时从东普鲁士开始的逃亡经历有关。如果有过一次被迫破釜沉舟、放弃一切的经历，那再面临第二次、第三次时又能有多困难呢？我还能惨到哪里去呢？
我把家具和汽车都卖掉了，并把其他家当都放在了母亲那里。船票早已买好，行李只带了最基本的必备品。在热那亚，我终于登上了那艘名为“尹立科”的有着白色蒸汽烟囱的大船。两年来的所有忧虑顿时都烟消云散了。我又一次对未来充满期待。
当我倚在船舷栏杆上观察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时，内心响起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次旅途并不是一次孤独之旅。果真，没多久，我就和同舱的一位女士攀谈起来。她随身携带了录音机以及摄影和录像设备，准备探访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我们很快便达成一致，她将先陪我去狂欢节，之后我将陪她去考察。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形影不离，一直拿着那张小地图，在上面规划我们的旅行路线，只不过第二天又会将它重新修改。做一些空头计划而不必去实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我们有一种感觉，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自己就可以主宰时间与生命。可是，当我们越过赤道将冬天抛在身后时，我还是又一次陷入了迷茫，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心之所向。
在里约狂欢节上我们彻夜狂欢，和桑巴队伍一起跳舞，与当地人一起欢笑。也许对于我们这两名年轻欧洲女孩来说，此次出远门没遇上什么麻烦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之后的三个月里，我们游历了整个巴西。我的感受很矛盾：一方面，我痴迷于他们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又无法忍受当地人不可思议的赤贫生活。全家人露宿街头，忍受着炎炎烈日，在脏乱中觅食。到处可见瘦骨嶙峋的孩子，身上爬满蛆虫和苍蝇。从贫民窟走过时，我忍不住落泪，面对如此贫困的世界不知所措。
我当年的誓愿又浮现了出来。我对自己说，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看着人们因为缺乏基本食物和药物而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一面是物资极度匮乏，另一面我们欧洲人却在大手大脚地挥霍，过度浪费我们的资源。可是势单力孤的我在这儿什么都做不了。每每令我心如刀绞的是那些孩子追着我乞讨的时刻，在他们眼中金发的年轻女孩一定是有钱的白种人，他们希望从我这得到资助，可我却囊中羞涩。
在布鲁梅瑙我们专程去拜访了我亲戚，但仅仅逗留了几天。在目睹了贫困乡村的悲惨生活后，这些德国移民的冷漠令人无法忍受。他们讥讽当地人又懒又笨，自作自受，活该受穷！“我们反正已经尽力为当地做贡献了！”我实在庆幸自己很快逃离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德国人。
眼看钱要花光了，我们决定前往智利，我的同行朋友在那儿认识一户人家。我开始在当地的一所德语学校当老师，但没有与他们签合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能够或者愿意呆多久。没过多久，我就万分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签合同，因为我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极其不如意。首先是不公平的待遇令我无法忍受。与其他由德国政府派过来的同事不同，我的工资只是按照本地智利教师的标准发放，这意味着我能拿得到的薪水只有德国同事的四分之一，实在是少得可怜！几个月后，我结束了这份令人不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