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完首批国家统考后,我们这些教育系统的后备力量就被分配到了整个荷尔斯泰因州的各个角落。接下来几年中,比尔森成为了我的定居地。这座小村庄里只有几百户人家,我将要任教的学校只有两个班,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一起上小班,五年级到九年级的一起上中班。那栋漂亮的新小楼的侧楼是教工宿舍。我被分配为小班的班主任,但也要为中班上几节课。这份工作令我很满意。我那快退休的同事是位忠实的园艺爱好者,他的劳动成果显而易见。如诗如画的田园美景让我神清气爽,但我总觉得缺些什么。作为一名热衷体育的运动健将,并且“体能教育”还曾是我的主修课,我不能忍受学校目前体育设施不足的状况。
为了弥补这项空白,我首先要去说服镇长。作为学校的赞助人,他对于学校的任何举措都有发言权。找镇长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因为本来我每天都能见着他。这位兼职镇长的主业是农场主,我的牛奶都是向他买的。我索性经常跑到他的奶牛棚里缠着他,喋喋不休地劝说,让他了解校园体育活动的重要性,了解长期有规律的运动有利于孩子健康,也有助于培养集体观念。镇长试图反驳我这个热情过度的年轻教师:“我们不是下午已经安排了树林里的户外游戏吗?”“对呀,可是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才能进行啊!”我争辩道,而且我觉得那点运动量远远不够。我需要一些真正的体育器材,可供孩子们在特定时段内在教室里使用。“这些也不一定非要购买。”我低声下气道。我早就联系了其他学校以及体育协会,同他们商量租赁器材的事宜。功夫不负有心人,镇长总算妥协了。听惯了那套“这咋整啊?”“俺们办不到吧!”之类的官腔,某一天我终于幸运地听到了他嘟囔着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你爱咋咋地吧”。我大喜过望,很快就置办齐了所有的必需品。没过几天,学校里就有了一副双杠、一只跳箱、三个软垫以及各种球类、轮胎、单杠等体育用品。孩子们同我一样对新开设的体育课欣喜若狂。
可这只是个开头。我早就想过要把学校大楼前面那片大草坪改造成一块运动场。这次我不再是孤军奋战了。学生们的父母团结一心,带着铲子、铁锹和镐头一齐上阵。我们刨土、掘地、丈量,齐心协力向着共同的目标奋战;期间一些村民还为我们送来了可口的饭菜。这场集体合作完美得令我无法想象。傍晚,当我们带着自豪的心情欣赏大家挥汗的战果时,我觉得大功告成了:原先那片草地上出现了一个跳远沙坑,一个跑道和投掷道,还有一个漂亮的游乐场。不用说,现在体育课俨然成了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们最热爱的课程。已经小有成就感的我常常想起那些前辈教育家们:奥尼尔、裴斯泰洛齐、马卡连柯……天啊,他们实现了多少自己的梦想!现在我发现,如果真认定了某件事是重要的,连我这个无名小卒也能把理想变成现实。有那么一阵子,我沉浸在自己的小成就中沾沾自喜。不过好景不长。
我始料未及的问题出现了,学生们竟然无法适应我的友善宽容。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的男孩依旧怀念以前的“严加管教”。他们已经习惯于服从耳光及棍棒,只有在高压下才会循规蹈矩。当我们首次出现了意见分歧时,他们对我那套现代教学法的热情便急剧降温了。我需要让他们完成一些有悖于他们意愿的事,但我绝不想靠武力强迫,可光同他们磨嘴皮又实在无济于事。双方因此陷入了僵局。年长一些的男孩们认为他们即将被这个难缠的女老师开除。我们的关系无可挽救地破裂了。很快,我觉得自己面对这样令人不知所措的局面实在力不从心。我那位快退休的同事此时又占了上风,幸灾乐祸地看到他的种种偏见都被言中,对我的困境袖手旁观。我闷闷不乐,又像童年时期一样开始生病。我被迫两次住进医院,虽然做了切除扁桃体和鼻膈膜的手术,却依然长期遭受着咽喉疼痛的折磨,嗓音变得沙哑。
我陷入了情绪的低谷。我做错了什么?我只不过想在家长和孩子中唤起大家对美好事物的兴趣。然而事与愿违,随之而来的只有争执、口角与怨愤——一个我无法控制的局面。后来,和大多数类似规模的小型学校一样,这所学校在两年后被解散了。我便利用这个机会,为我的教学生涯放了一年的长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