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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文学的一个艺术魅力，在于把一切微茫情绪化作纸上审美。而其集中表现，我以为非《1973年的弹子球》莫属。借用“群像新人奖”评委吉行淳之介评《且听风吟》的话说，“每一行都没费笔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微妙なおもしろみ）”。或者莫如说，所有青春阶段的微茫情绪都被村上赋以“微妙的意趣”，使之升华到文学审美层次——化作纸上审美。
先看故事脉络。《1973年的弹子球》（以下简称《球》）是“青春三部曲”中继《且听风吟》（以下简称《风》）的第二部。《风》中出现的大学生“我”毕业了，没进公司没考公务员，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翻译事务所。结果两人很快发现“一锹挖在了富矿上”，从“猫为什么洗脸”到“患花粉过敏症的作家们”，数量惊人的委托文稿争先恐后涌了进来，轻轻松松掘得了第一桶金。不仅如此，“我”还碰上了无论怎么看都无异于“做梦娶媳妇”的美事：一对双胞胎女郎不请自来地跑来和“我”同居，为“我”烧饭做菜煮咖啡——这点和《风》中的“我”送酒后醉倒的女孩回家并度过一夜可谓异曲同工，都是点击读者心理穴位的“点穴”之笔——然而“我”并不因此欢天喜地心满意足，总感觉好像缺少什么。于是心血来潮地开始寻找两年前玩过的弹子球机。与此同时，鼠从大学退学回乡，住在父亲一度作为书房使用的公寓套间里。因为家里有钱，所以没着急找事做，仍时不时跑去中国人开的“杰氏酒吧”里喝酒发呆。那期间有了每周五见面过夜的女朋友。和《风》不同的是，鼠和“我”再未相见。两人的故事是以两条平行线推进的，互不交叉。不过仍可将鼠视为“我”的分身。
故事本身未必有多少审美元素，情节设计也缺少环环相扣步步惊心的张力和吸引力。较之故事，我觉得吸引力在于微茫情绪的审美表达。所谓微茫情绪，自然不是斗志昂扬、豪情万丈那样的社会主流情绪，也不是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等大众性世俗情绪，而和眼下成为话题的“内卷”、“躺平”等心态也不是一回事。那是一种细腻婉约、扑朔迷离的心理机微和情感涟漪，或者说近乎秘不可宣、妙不可言、深不可测的轻微的喜怒哀乐。倘以宋词为例，不是“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岳飞），而是“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辛弃疾），不是“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苏轼），而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
有人认为，不能表现微茫情绪的文学，不能算是伟大的文学。观点诚然有失偏颇，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中国古代文学，以小说论，这方面当以《红楼梦》居首，小说以外，宋词尤为出色。随便举几个几乎尽人皆知的例子：“更回首、重城不见，隐隐两三烟树”（柳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秦观），“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惆怅双莺不到，幽阶一夜苔生”（吴文英）。孤苦？凄寂？忧伤？怅惘？眷恋？悲凉？是又不是，不是又是，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飘忽不定，虚实莫辨，这想必就是微茫情绪。无可名状，无可直说，大多时候只能诉诸风物描摹，诉诸修辞艺术。应该说，这对作者的文学才情和文字功底是个莫大的考验。就此而言，宋词的汉文学语言真个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千载之下，仍让人心旌摇颤，感动莫名。
由此可见，微茫情绪有可能是最具共通性的情绪——我们既可以为宋词的微茫情绪所感染，又可以为村上的微茫情绪所打动。借用《球》中的“我”开的翻译事务所那句广告词来说：“大凡人写的东西，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说句题外话，这句广告词的确拟得好。假如日后我开翻译事务所，一定把没说的下一句补上：“大凡人写的东西，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也不存在人所不能翻译的。”
好了，不再借题发挥，也不再不揣浅薄地卖弄宋词了。说回村上，看这种微茫情绪在《球》中是如何表达的。
上面说了“做梦娶媳妇”那句俏皮话，不过主人公“我”可不是做梦娶媳妇，而是大白天活生生跑来了两个媳妇即一对双胞胎（208、209）一边一个躺在“我”的大床上。而“我”既没有欣喜若狂，又没有惊诧莫名，更没有来个AA制分摊生活费。他是这么述说自己的情绪的：
两人每星期在浴室里不胜怜爱地洗衫一次。我在床上看《纯粹理性批判》，时而抬眼，便瞧见两人赤裸裸并坐在瓷砖上洗衫的身姿。这种时候，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是真的来到了远方。原因我不明了。自从去年在游泳池跳水台失去一颗假牙以后，便屡屡有如此感觉。
下班回来，常常看见208、209号衫在南面窗口摇来晃去，这时我甚至会涌出泪水。
一般说来，在身边有两个女孩的情况下，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男人很难看得进康德这本深奥的哲学著作，更不至于觉得身在远方和涌出泪水。原因主人公不明了，我们读起来也不明了，却又觉得不难明了。一种近乎疏离感、违和感的感觉或情绪就这样被作者置于若明若暗的微茫地带。不明所以而又仿佛刻骨铭心，不值一提而又似乎举足轻重。
再看鼠。前面说过，鼠有个每周五去对方宿舍见面过夜的女朋友，却不知何故，忽然不再去了，而又没明说为什么不去。
鼠不再同女子相会，也不望她房间的灯了，甚至窗前都不再靠近。他心中的什么在黑暗中游移了一段时间，而后消失，犹如蜡烛吹灭后升起的一丝白烟。继之而来的是沉默、沉默。一层层剥去外皮后到底有什么剩下，这点鼠也不知道。自豪？……他躺在床上反复看自己的手。若没有自豪，人大约活不下去。但若仅仅这样，人生未免过于黯淡，黯淡之至。
微茫也好什么也好，在这里究竟属于怎样一种情绪呢？“侘寂”？“物哀”？“幽玄”？以他这样的年纪，一般不至于。何况“我”和鼠或者作者村上这一代是看美国片听爵士乐喝可口可乐长大的，生活中充满了西方文化符号，充满了“外来语”商标。“嬉皮士”？“垮掉的一代”？也不尽然。勉强说来，大约是一种缺失同一性（identity）的迷茫与游离感，以及力图找回自证性、找回精神归宿的挣扎和悲凉，抑或介于二者之间的不无刻意的超然。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不是颓废，亦非自甘沉沦和低级趣味。
少年时代的鼠在春秋两季的日暮时分总是去海滩看灯塔时的心绪，也写得富有微妙的情韵：
终于走到灯塔后，他在防波堤端头坐下，慢慢打量四周。天空飘移着如毛刷勾勒出来的几缕纤细的云絮，目力所及，无不是不折不扣的湛蓝。那湛蓝不知深有几许，竟深得少年不由得双腿发颤，一种类似惧怵引起的颤抖。无论海潮的清香还是风的色调，大凡一切都鲜明得触目惊心。他花时间让自己的心一点点适应周遭景致，而后缓慢地回过头去。这回他望的是彻底被深海彻底隔绝开来的他自身的世界。白沙滩，防波堤，绿松林。绿松林被压瘪一般低低地横亘着，苍翠的山峦在他身后清晰地列成一排，指向天空。
灯塔，既指向远方，又引领归航。远方，云絮纤纤，海水蓝蓝；身后，沙滩绵延，松林逶迤——少年的心始终在未来与过往之间游移。一方面是对未来、对远方的憧憬与遐想，一方面是对已逝青春和身后故乡的伤怀与守望。而这、这微茫的心绪没有直出胸襟，而大多寄寓在景物诗意描写的字里行间。情节的实际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百般纠结之后，鼠最终决定离开女友和故乡远行。而这未尝不是我们所有人成长期间尤其青春时代的迷惘和感伤。
该说弹子球了：
某一天有什么俘虏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衣、吉恩·皮特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出好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
那年秋天一个星期天俘虏我的心的，其实是弹子球。
1970年玩过的弹子球在1973年俘虏了“我”的心。于是“我”开始寻找那台名叫“宇宙飞船”的早已废弃的弹子球机。毅然决然，不屈不挠。最后在一位西班牙讲师的帮助下得以在曾是养鸡厂的冷冻仓库里与之会面：
我们再度陷入沉默。我们共同拥有的仅仅是很早很早以前死去的时间的残片，但至今仍有些许温馨的回忆如远古的光照在我心中往来彷徨。往下，死将俘获我并将我重新投入“无”的熔炉中，而我将同古老的光照一起穿过被其投入之前的短暂时刻。
你该走了，她说。
她，弹子球机板面上的女郎——“显得甚是文静，好像坐在森林深处的石板上等我临近”，而后害羞似的莞尔一笑，“笑脸真是灿烂”。
喏，过往虚拟世界里的女郎活灵活现，而当下现实世界里的双胞胎女郎却面目模糊。而且“我”和双胞胎女郎，甚至和翻译事务所的合伙人都没有推心置腹的交流，没有共同话语。而和弹子球机女郎却那么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常想你来着/睡不着觉的夜晚？/是的，睡不着觉的夜晚/为什么来这儿？/你呼唤的嘛。找得我好苦/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多保重。”尽管话语不多，却真切流露出相互牵挂、依依不舍之情——现实世界更像虚拟世界，虚拟世界更像现实世界，“我”在二者之间左顾右盼。或者莫如说，较之现实世界，我更执着于虚拟世界。这无疑是一种自我割裂感。当时还没有手机，而在当下的这个手机时代、互联网时代，想必不少人感受尤深。
时间的残片，温馨的回忆，远古的光照，“无”的熔炉，“我”在其间徘徊，流连忘返，或即将进入其中。而对给自己带来可观收入并使自己成为“成功人士”的翻译事务所工作，却一直斥之为“泡沫”：“全是泡沫，白天的泡沫夜晚的泡沫。把一条脏水沟的水移到另一条里罢了。”与此相比，更是虚拟世界、更是弹子球机甚至“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衣、吉恩·皮特尼的唱片”等无谓之物俘虏和打动自己的心，自己宁愿从这些无谓之物即无意义物件之中找出意义来，藉此确认自己的存在感和同一性，从而在众所公认的有意义事物面前，在众人趋之若鹜的世俗价值观以至权威、体制面前保持一分自尊、自豪、一种精神优越感——这点，我想应该是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说得极端些，这是个没有意义只有情调的时代，没有画卷只有特写的时代，没有整体只有碎片的时代，没有史诗只有“段子”的时代，没有洪流只有“流量”的时代，没有燃烧激情只有一地鸡毛的时代，没有悟道志向只有感官刺激的时代。无意义的人、无意义的场所、无意义的信息、无意义的活动和生活充斥着我们时代的时空。正在这种时候，村上这种以正统眼光看来似乎无意义无主题无正解的“三无”小说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引起人们的情感共振和精神共鸣，进而和村上一起发现无意义中的意义、无趣中的情趣、荒诞中的真实、庸常中的神奇，即把包括负面情绪在内的无数微茫情绪能动地升华到审美层面。用我以往的说法，把玩孤独，把玩寂寞，甚至把玩无奈和无聊。从而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一种自尊、自豪以至精神优越感。这里，请让我再次引用日本著名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根据《球》主人公“我”喜欢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并通过同大江健三郎《死者的奢华》的比较，指出“村上的‘我’通过没来由地热衷于无谓之物来确保对于有意义有目的地热衷于某物之人的优越性——‘我’即这一姿态中存在的超越论式自我意识。”
另有两小点顺便说一下。
一点是《球》中出现了直子。这是直子第一次出现。其中直子的笑法很是耐人寻味：“直子摇摇头，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成绩单上清一色A的女大学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边的柴郡猫。她消失后那笑也没消失，在我的心里留了很久，不可思议。”书中也说直子死了，但没说死因，只此一句：“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包括对直子的爱，包括她的死。”直子第二次出现是在四年后即一九八五年的《萤》这部短篇小说中，一九八七年发展成为众所周知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
另一点有些“八卦”。《球》里边双胞胎女郎后来又出现了一次。“村上朝日堂”系列随笔里面有一本叫《村上朝日堂 嗨嗬！》，其中有一篇题目叫《村上春树又酷又野的白日梦》，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的梦是拥有双胞胎女朋友，即双胞胎女孩双双等价地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做了七年的梦。”作为梦固然又酷又野，美妙无比。问题是若美梦成真，村上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喏，他这样写道：“首先开销大。饮食费是普通幽会的两倍，送礼也不能光送一个，要把相同的东西好好准备两份。不但开销，还要对两人时时一视同仁，而这是非常累人的活计。比如坐小汽车幽会，我想就不好一个坐前排一个坐后排。这样一来，势必让两人都坐后排，而这未免煞风景。”接下去村上又说了其他几桩麻烦事。最后认定“似乎比妻妾同堂还要伤脑筋。”小说是虚构，无中生有，随笔写实，大体实话实说。如此看来，别说结婚，就算跟双胞胎女孩谈恋爱都不现实，“比妻妾同堂还要伤脑筋”！幸也罢不幸也罢，这种概率在现实生活中肯定微乎其微。
最后说几句翻译。这本书是我一九九九年从广州北上青岛后翻译的第一本村上。当时我住在海大（时称青岛海洋大学）浮山校区一室一厅小套间里，日语系几个男生大概从学校家具仓库里搬来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书架。房间简洁得就像《球》这本书的文体，灯是唯一的家用电器。我本人也够“简洁”，一个人出门上课，一个人去食堂吃饭，一个人看书备课、备课看书。仿佛全世界只我一个人。那时校园南面还是一大片渔村，夜深时分隐约传来黄海的涛声。北面出门不远就是山坡，稀疏的松树和刺槐下面开着一丛丛金黄色的野菊，我有时折来几枝插进花五元钱从文物店买来的青瓷瓶置于案头。房间静得有时听得荧光灯管的“丝丝”声。那是我人生中一段特殊时光。孤独？寂寞？怅惘？忧伤？说不清楚。现在想来，或许真可能处于微茫情绪的包拢中。
我就在那样的环境和心境中翻译了这本小书，因而特别能体味主人公的心绪和书中氛围。甚至产生错觉，觉得自己不是在翻译村上，而是和村上一起诉说。而今因为再次校对和重写译序，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是我总不忘自夸，我的确觉得翻译得不坏，偶尔失误诚然是有的，但在整个审美情境或艺术情调的传达上，我不得不佩服当时的自己。倏忽二十多年过去，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纵横之志远去，经纶之心渐息，文思每每枯竭，灵感迟迟不得——重校尚可勉力为之，重译断断不敢也。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壬寅九月十七）于窥海斋
时青岛秋高气爽海碧天青
【附白】 值此新版付梓之际，继荣休的沈维藩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姚东敏副编审和我联系，希望重校之余重写译序。十五年前的译序，侧重依据自己接触的日文第一手资料提供原作的创作背景，介绍作者的“创作谈”和相关学者见解。此次写的新序，则主要谈自己的一得之见，总体上倾向于文学审美——构思之美、意境之美、文体之美。欢迎读者朋友继续来信交流。亦请方家，有以教我。来信请寄：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浮山校区离退休工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