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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错的

生命的距离:因为这点距离,一个人会成为疯子。另一个呢,永远是好人。

我想,我必须去找一找路先生,向他详详细细地解释清楚。一下午来,我摆不开这件事。我像穿了双挤脚的鞋子,或系了条差不多就快断了的裤带。这桩事就如个影子,即使我不注视,它依然存在。像一根刺签在我心上,老拔不去。太阳照在窗前,一下午了!不,我一离开路先生,一说完那句话,便像雾掩住的山,那么张皇失措。原来我被自己不小心的几句话带到雾里来了。

一个下午我把自己关闭在小楼上。

一个人做错了事再也没法补偿。路先生本是个十足好人,他那么善良地问我好,问我久无消息的弟弟的近况,问我毫不在意自己衰老的父亲半年来的生涯,而我,我是多么恶毒呀,我说了那几句话,更罪过的是,我说完了那几句话时,至少正说那几句话时,还很得意!有什么值得得意?为的是我的讽刺天才还是别的?想想真难受。我向自己说:“不要想吧,傻东西。”可是,不成,只有那么老想着,我好像才可以得救。只有令自己受点苦,才可以减少一点不安。年轻人,年轻人,就是这么一个心,没办法的事情!

路先生实在是个好人。

他那个白得透明的脸,同样半透明的细长手指,他的柔顺的头发,细致端正的前额,他的手杖,他的帽子,他的外衣,一切凑拢来便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慈祥。每个早晨他的轻呢外衣飘动在公园的柳树绿色小风中,令我想起许多生命成熟的正经人。他一切好,只有左耳下有个樱桃大的小瘤,好像和生命或身份不大调和,悬缀在那个地方。

他那么关心地问我父亲:“他一定很好,乡下的水流使他更平静,平静使他不想写什么信,春天了,水涨了,没了那个小石阶的最下两级,石级在水里将隐居不少日子,直到秧针发黄。鲤鱼的肚皮已经白了,它们的眼睛也不那么显著了。已经大得会大胆来触动钩上的饵,会舔洗衣人的腿了,他可以看鱼,直到它们游到很远的河里,唵,他会沿着河边,走到开满的蒿花同菜园上,哦,马兰可以吃了,牛啃着芦芽,白蝴蝶打着圈子,蜜蜂呐,多呀,多,他可以在你那个最小的妹妹吃了饭都半点钟了才回家。”

他慢慢地说,简直一沟水似的,春天的溪水,那会完结?不激动不用奢侈的词句,那么温蔼地说下去,我听着,看着他的脸,直到他说:“时候还早,你没有事吧?坐下,谈谈,石凳上,或草地里,年轻人,随便一点,不用拘谨害出病来!白鹭,嗳,那个白鹭,——”我忙打断了他,一个字,一个字,丝毫不踟躇地如数把想了半天的句子说出,他才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不待他有开口机会,我扭头便走了。

我走得很快,根本没意识到草磨滑了我的鞋底,自然更不理会他如何处理自己。

我很快,轻飘而又严肃地走了。我说过,我很得意地走了。

他一定待在那里,摇摇头,点着他的手杖,突然感到衰弱,全身依靠手杖扶他回去。半白的头发,原来梳得很好,一定会被手指搔得乱蓬蓬的。他一定想:年轻人,还要革命,这就是“革命”,争的是自己说话动手机会。

他会不知如何走进他的房间里去,若不是那些路已经太熟。

他的外衣垂下了,不再飘扬。

他半天忘记抽烟,直到手捉住烟斗。

他应当会油然而兴叹起:“老了,人老了,什么都凝固在习惯上。”因此也还找个理由原谅年轻人的冒失。

虽然我没有看见,这些全是我设想的。但我可以断定这些小小细微情节,什么也不会错。我想来这是照例的,一切又都是命定的。

我能不难受吗,使这样一个年高有德的父执如此难堪?我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一时之间真叫鬼迷住了。

我就那么幽闭在小楼中,小楼又幽闭在大树的风雨之声中。我看见一只细腰长脚蜂在檐口椽上营窠,看它飞了来,又飞了去,不知道多少次。

我想,我秉承父亲的遗传,二十几年来都是极良善的。我并不可惜这点良善的本真一朝被那几句傻话给毁了去,我只想,怎么办,使这个长者不怪我,不必因几句傻话见怪,一切还依旧照常,在老年人的梦里,还记起“东床坦腹”的故事。我的几句话也正出于无心!

我上午出去本想买点樱桃的,琳的小几上有个大白盘子,装了千百颗水和唇的味合制的珊瑚珠子,该是多么好看,琳是路先生最小的女儿。但是,我没有买樱桃。我想,不成不成,这一切都完了,鬼教我犯了罪,于是,什么都完了。一点不祥之感又一直把我送回来,送到这孤寂的小楼上,使我着急发疯。

樱桃在白色大盘子里,她一个一个地吃。甜东西吃得太多了,便泛酸,她忽然皱了皱眉毛,又柔声地笑了,露出两排白牙齿。她穿过一件樱桃色的上衣,走到什么颜色里都极其鲜明,轮廓绝不模糊。她有一把伞,底子颜色也像一盘樱桃。她是因此而喜欢吃樱桃,或因樱桃而挑上这种颜色,我没有问过;但我似乎从此便常惦记这种浑圆的果子。春天一来,我更等着。

看她吃东西就是一种幸福。那是她人格的一部分,身份一部分,像路先生的外衣一样,那么优美。不过不相同的是或使人爱好,或使人尊敬。难道这是我的事?分别这个不同,有什么意思!

小楼,该死的教育我的小楼啊。

我用左手支住额角,看着肘部,它渐渐瘦了。我的眼睛花了,拿开手,我的眼睛更花了。我怎么办?这时节若有个无线电收音器,上面说:“国货公司毛巾好,爱国的人应该买一条。”也许就救了我。宗教条规或政治信仰在世界上还能发生作用,就是为这种失去主意的心而预备的。

我想抽一支烟,拿起火柴。

暗蓝色和黑色,土红色,干枯或浓得像鼾声的笔触组成的饰画。骑士,狮子,一行图案字,火柴在我的手指间沉思了,不假思索地一划,紫石英一样的火烧在我的手指间,杨木棒上蜡脂翻着沫,我的烟毫无道理地点上了,我的嘴唇不置可否地含住它。浓烟从两个鼻孔里流出来。

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简单。

不行,我的苦痛快超过我的罪恶了,还得去,得去向路先生解释一切,请求他原谅。我需要这点勇气,我一向做事做人很果决,我拉开门,认真地走出去。并且,我还打量要带一包樱桃去,两磅重一包。

一路上,我直温诵我要说的话,又想着我要送琳的那个礼物,在吃那个时也正嚼到我一点过去的生命,过去的梦,我需要的正是这么一件事。

我走得很快,比上午还快,以致一气走过六条街,伸手叩路先生的门环时,才知道是到了。可是我没有买好樱桃,我油然记起我从好几家水果店走过,红红的,都有一筐筐樱桃。

但我决不管它了,只要能向路先生解释清楚,樱桃生在树上,或放在筐里,或向一个人口中送去,对于我全是一样的。

路先生见我来了,一把就握住我的手,我不遑顾别的一切,只觉得他的手更较往日柔滑,也较往日温暖。我一直引他到那个小花园里。

我用力压下感情,平平静静地向他解释自己那点莽撞处。

“今天上午,我心情很不好。夜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用个大棒子打我一顿,又好像用米达尺,完全和我七岁受的处罚一样。他老了没有,打得重不重,我痛不痛,在什么地方打的,当时有谁在场看见,我一概记不清楚,说不分明。只记得他打了我,梦也只是这么一点,那是一定的完全真的。我醒来又睡着了,这梦还又重复了一次,我很难过。我纳闷的是新做了什么错事,犯了什么罪,值得老人家处罚。”

他似乎要说什么,我用动作止住了他。

“我心里很难过。究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梦。伯伯知道,父亲一生就打过我一次,在我七岁时,用一个紫檀牙板,我鼻子碰在桌沿上,出了血,吓得他忙着替我止血,又忙用牛皮糖哄我。这事情一直当成母亲说笑的资料,一直到她死。此后这件事就不复有人提起了。

“我很难受。这个梦自然也莫名其妙,但我的难受无疑是从这里发源的,我很难受,您大概从我的衣裳上便看出来,所以您才拉住我说话,在公园里。”

他以为我的话还很长,似乎纵不说也明白那是什么,不愿让我说下去。他怕我把难受再上一次色,更难于消磨。他要我坐下来歇歇,我连忙接下去说,还提高了声音。

“我一整天都不知所措,伯伯您不明白,我心乱极了,但不是因为那个梦了。我难受到极点,而您偏偏不断地说我父亲,父亲,父亲!

“我因此看着您,在您身上发现那个不必要的,您的左耳下的那个肉瘤,我说,这是多余的。”

我真是错上加错。我也许想把这几个字轻一点说,含糊一点说。但终于又响亮又清晰地说出。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他一点都不为此有动于衷。但我不相信,他一定变了一下颜色,很快的,像天上一角扯个小闪。这可不是多余的。我说的话太多了。但怎么办,真正要说的一个字也还没有提起,我应当怎么说下去,就到那个题目上来?

“您那个肉瘤不住地动。我越看,它越动。哦,您原谅我。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厌恶。我的厌恶由此而生,但是像蒲公英的花,开足了便离开根,满天飞。我的厌恶已经脱离原因而散播。我全身都浸在颤抖里。我实在忍不住,才说了那几句话。”

他掏出烟斗,装好烟,抽上了。微笑着说:

“你说了些什么呢?你实在并没有说什么呀。”

“我好像说过,你耳朵后的那个东西,在你是多余的。”

“本来是多余的!”

他的眼睛,他的烟,他的花白而柔软的头发,他的手杖,他的飘扬的外衣,一切都似乎在告诉我,他没有说谎。他和我一样,并不特别看重那个肉瘤,尽管相书上称这个东西主寿,还是多余的。我开始觉得脸上发热,喉头微痛,我不知怎么好了。可是我并不窘。在他面前的人决不会受窘。

我实在并没有说什么错话吗?我是不是这时起始来说几句错话呢?

在柳树的风雨之声中,在蓝天底下,我们一同喝茶,直到天黑。琳知道我来了,不一会儿便走了来,大盘子里高高堆着好看又好吃的樱桃。我们喝茶,抽烟,吃樱桃,我说了不知多少傻话,算算看,几乎全说到了。

原来我并不是在路先生面前说错话难过,只是从无机会说一阵子傻话。

实在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也许我有过比这更大的愉快,但不能像今天这样子。——虽然一点隽永深切的悲哀已经像水浸蚀河岸将要扩大开来。

路先生谈起我父亲许多的事,有些我知道得极详细,有些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他谈我们那个村庄,那条河,也是一样。

临了,他跟我说,不要再一个人住在小楼上,最好搬个家,最好搬到他们那里去住,有一间小房子空着,只要装一盏灯就行了。等我想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要想,好像一定要弄清楚了他说这个话的用意,完全弄清楚了,才能够决定一样。末了,自然说“好”。他似乎还怕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带回去做成梦,拍拍我的肩膀,取下烟斗说:“明天我要去割这个瘤。十多年了,以前天天想割,近来似乎懒了下来,不常想了。明天,明天一定要割,舍不得也要想办法割去。你事情不忙,和琳儿陪我去。”

离开了路先生,父女两人也许要把我当个题目,说许久笑话,琳还是一面吃樱桃一面笑。这可不关我的事了。无意中我摸摸我的下巴,摸到一粒小小东西:是粒樱桃核儿,淡黄的隐隐还可以看出一点绿影子,一点遗迹,属于春天的。我的这一粒是琳吐的。她大概看我傻,把吃剩的樱桃核儿,大半吐到我身上脸上,别的都落下去,只这一粒还固执地干沾在下巴上。我简直能记起它们怎样落下去,一粒一粒地落到草窝里。脸上的感觉也一时忘不了。路先生一定明白看到,但他什么也不说。父女两个都似无意又极有意!

我的心,似乎有个小小抽象的锚抛在抽象的石滩边,泊定了。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发热时和神经病的关系。

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RV34bYRfMA5zXrNdQ/zYY6WPS/UnUqHY41neZpsCRzDeRatVuLvMWc68/9iCKy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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