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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发后，一直闭门在家，看书成为打发现在的时间、期冀以后的日子最好的法子。断断续续，一直在读《布罗茨基谈话录》和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两本书中都有关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篇章，对这位“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两人都有着充满深厚感情的回忆。
其中布罗茨基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65年2月15日，阿赫玛托娃曾经寄给他两支蜡烛。那时候，布罗茨基二十五岁，阿赫玛托娃对他这样一个年轻诗人非常赏识，一直给予关怀和鼓励。在《个人印象》中，记录了阿赫玛托娃和以赛亚·伯林的对话，她说：“我们是以二十世纪的声音说话，这些新的诗人谱写新的篇章。”并说：“他们会让我们这一帮人都黯然失色。”这里所说的“他们”和“这些新的诗人”中，首先包括布罗茨基。这时候的布罗茨基正被流放，在偏远的荒野之地，接到这样的两支蜡烛，心情可以想象。
更何况，这是两支什么样的蜡烛啊！布罗茨基回忆这两支蜡烛：“来自锡拉库扎，极其的美好——它们在西方制造：透明的蜡烛，阿基米德式的……”
我无法想象透明的蜡烛是什么样子，尤其是燃烧时红彤彤的火焰升腾在透明的蜡烛上的样子，因为我见过的蜡烛都是白色或红色的，从来没见过透明的。我也不知道阿基米德式的蜡烛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锡拉库扎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来自那里的两支古典式的蜡烛，无疑是珍贵的礼物。对于正在受难中的布罗茨基，其珍贵不仅在于感情的古典，同时也在于燃烧的蜡烛给予他光明的希望。
对于没有大规模停电体验的人，如今的蜡烛，只成了婚礼现场和夜餐厅的一种情调的点缀，袅娜摇曳的烛光，美化或幻化着人们似是而非的想象。如果再稍微文化一点，对于我们中国人，蜡烛有心和竹子有节一样，成为感情和气节的一种古老的象征；西窗剪烛，也成为一种情感与希望的期待。
蜡烛，对于俄罗斯人，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人们而言，曾经是珍贵无比又痛苦无比的回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全城停电的夜晚，蜡烛萤火虫般的点点闪动的微光，不仅照明黑暗，也辉映着炮火的闪光；曾经刻印进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中和诗人的诗行间，也刻印在那一代俄罗斯人的记忆里。
蜡烛，在阿赫玛托娃那里，也曾经是诗的一种意象。
记得在《安魂曲》中，她写过这样的诗行：
蜡烛在我的窗台上燃烧，
因为悲痛，没有其他理由。
这是只有阿赫玛托娃和布罗茨基那一代人才有的记忆。蜡烛，便不止于诗的意象，而成为生命中的雪泥鸿爪，一个时代抹不去的印迹。蜡烛无语而沧桑，燃烧着一代人的悲痛，这样的诗，便具有了史诗的意味。
在遥远的流放之地，接到这样两支蜡烛，便和岁月静好的平常日子里，意义不尽相同。莎士比亚写过一句台词：“人变了心，礼物也就变轻了。”同样可以说：世道变了，人心始终如一，礼物也就更显得重了。
于是，事过经年，这两支蜡烛的细节，晚年的布罗茨基记忆犹新。
往事重忆，旧诗新读，别有一番滋味。尤其在武汉封城一月有余的日子里，读这样的诗句，不由得想起武汉城中那些救灾救难的来自全国的医护人员，还有那九百万的满城普通百姓，特别是那些为救灾而死去的医护人员，和因病毒入侵而死去的芸芸众生。尽管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但在灾难之中普通百姓所遭受的痛苦是相同的。“因为悲痛，没有其他理由”，真是痛彻心扉。燃烧的蜡烛，便燃烧着我们共同的心。
夜静心不静，写下一首打油诗，以抒读后之感：
闭户锁门伤岁华，
读诗阿赫玛托娃。
春风不解江边疫，
冷雨犹开纸上花。
樱树花前月空落，
安魂曲后夜哀笳。
一联蜡烛悲痛在，
垂泪替人多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