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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公园相比，早春时节的天坛，除了零星的迎春花开之外，没有其他的花开，斋宫里的玉兰，也要等到三月末了，有名的西府海棠，要到四月中旬才能见了。
灰蒙蒙的天坛，这时候靠古树提气。这确实是其他任何一座公园都无法匹敌的。这样的古树，天坛如今一共有3562棵。如果不是天坛建坛六百年漫长时光中人为的战火与天然灾害的纷乱侵蚀，古树的数目，应该更多。
天坛里最为人瞩目的古树，当数长廊北侧的柏抱槐，和回音壁外的九龙柏了。那里的古树，因为太有名，都被铁栏杆围着，人们无法与之亲密接触。对于我，最喜欢的是西柴禾栏门外的三棵古柏。这么多年，几乎每一次到天坛，都会到这三棵古柏前看看，好像它们是我的风雨故人；有时会画它们，总也画不厌，也画不像。
在天坛，柴禾栏门有两座，分列祈年殿围墙根的东西两侧，当初，是为给神厨宰杀烹饪牛羊等祭品提供烧柴用的。这两座门，如今都是天坛的办公之地，西柴禾栏门里放着清洁卫生的三轮车，不对外开放，因此，这里的游人几近于无。门前，三棵古柏，由东到西排列，春秋冬夏，枝叶茂密，郁郁苍苍，如三个威武的壮士，屹立在那里，脚下是草坪如茵，背后是红墙似血，有一股难言而雄浑的沧桑感。特别是春天，草的嫩绿，树的苍绿，墙的火红，瓦的黛绿，色彩对比得强烈而鲜明，我一直以为，最能代表天坛的色调。这三棵粗壮的古柏，树龄都很老了，一棵五百六十年以上，两棵六百二十年以上。在整个天坛，找到这样年头悠久、三棵并排站在一起的古树，很难了。
三八妇女节的中午，我从南过花甲门，沿着一溜儿红墙贴身前行，走到墙尽头的拐角处，就可以看见这三棵古树了。忽然，一眼看见，最里面的那棵古柏前，站着一位姑娘。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始终抬头望着树冠。我站在那里，也一动不动，我不想打扰她。很少见到有游人到这里来，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静静地站在那里，抬头看树。
我看见姑娘动了，围着这棵古柏缓缓地转了一圈，她的手臂不时抚摸着皴裂的苍老树干。那样子，像孩子环绕着老人的膝下，老树因此而变得慈祥，对她诉说着悠悠往事。有风轻轻吹来，枝叶簌簌拂动。中午的阳光，透过枝叶，温煦地洒在她的脸上、身上，因为她在走动，阳光不时跳跃，一会儿顺光，一会儿逆光的，脸上和身上，像蝴蝶翻飞。
我忽然有些感动，为这个姑娘，也为这古树。
姑娘对古树如此敬畏。古树值得姑娘如此敬畏。
只是，如今，我们不少人似乎没有或者说缺少这样对树敬畏的感觉。我们一般愿意膜拜神像，却不知树尤其古树，其实也是神，是自然之神。在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在有五六百年树龄的古树面前，人也是渺小的。
想起古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丁，羞愧于情欲的私缠想跪拜在神的面前忏悔，他没有去到教堂的十字架前，而是跪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也想起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在他的伟大诗篇《变形记》中所写的菲德勒和包喀斯那一对老夫妇，希望自己死后不要变成别的什么，只变成守护神殿的两棵树，一棵橡树，一棵椴树。
在那遥远的时代里，树是那样让人敬畏。在如今的商业时代，树只是一种商品，或观赏品，而不再是一种自然之神。我们再也不会将树称为神木，更不会跪倒在一棵树下，或希望自己死后变成一棵树。
我看见姑娘在这棵古柏前绕了一圈，又走到第二棵，在这三棵古柏前都默默地绕了一圈。
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站住了，客气地向我问好。我和她简单聊了两句，知道她是趁着过节从上海来北京玩的。我刚想问她为什么对这三棵古树如此感兴趣，她却抢先问我：“您知道天坛里还有比这三棵古树更老的树吗？”我告诉她前面不远处有一棵快要倒下却依然活着的古柏，很值得一看。她迫不及待和我告别了。
姑娘不到三十岁，姣好的面容，马尾辫，一身运动装，白色的运动裤，红色的运动绒上衣，外加一件米黄色的马甲，头戴着白色的棒球帽，身上背着棕色的双肩包，和苍绿如同深深湖水的那三棵古柏，和那红墙，和那绿草坪，颜色纷繁，像是盛开的一朵奇异的七色花。
那些天，上海疫情严重，忽然，想起了这位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