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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学者胡适称汉代道家巨著《淮南子》为“绝代奇书”，而《原道》则是这部奇书“二十一篇”里最具道家“道”论“奇”彩的一篇。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正是在《原道》中，全面继承、扬弃、会通和熔铸先秦老子、庄子、黄老之学的“道”论思想，为西汉“大一统”王朝长治久安的理想发展，重新阐释与贡献出一种更为宏阔深远、经世致用的汉代新“道”论。《原道》中关于“太上之道”的哲学思辨、阐论对此便有着充分的理论反映，能较为精要而显明地体现出《淮南子》一书“道”论的要旨、特点、价值和意义。
围绕“太上之道”，刘安等人在《原道》中从四个层面进行理论阐释：
一是总论“太上之道”的哲学要义。《原道》在论及“太上之道”时，概要指出：“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从本体论、生成论的高度论述“太上之道”的至高无上的根本意义。“道”之为“太上”，根由就在于“生万物”“成化像”的世界生成作用，《原道》所言实际上是对老子“道生万物”思想的承袭，而且其强调“道”在万物生成过程里体现出的“不有”“弗宰”的本质特征，也是对老子“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思想的完全接受。可以说，作为汉代道家少有的“道”论专篇，《原道》用简练扼要的文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重申与强调了先秦道家“道”论所具有的世界、万物的生成意义。这也是刘安等人论“道”与老子有“异”的地方，即《原道》论“道”从始至终的关注点、出发点、落脚点，都不在“道”“名”关系的哲学思辨上，而是凸显“道”“物”关系的生成内涵。刘安等人对“道”这种显著倾向于形下层面、实践取向的诠释，与汉代统治阶层迫切需求将老子玄思之“道”落实在国家政治发展之中的理论需求紧密结合。
在很大程度上，“道”的现实运用及效果，成为刘安等人更为关切的内容，也是其系统阐发黄老新“帝王之道”的内在动因。就此而言，“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实则是《原道》对“太上之道”的本质定义，也是其“道”论的核心枢要所在。《原道》作为《淮南子》全书的“道”论纲要，成为先秦老、庄、黄（老）道家三派在秦汉“大一统”条件下深化发展的理论成果，表现出与前者有所不同的精神意趣，究其根由，也即在此。
二是阐明“太上之道”的实践功用。《原道》对“道”的生成意义的阐发，既重视形上的理论阐发，也强调形下的具体把握，因此紧接对“太上之道”的哲学界定，《原道》指出：“跂行喙息，蠉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用世间万物的生灭存亡、演变发展来具体诠释“道”的根本的生成决定的实践功用。《原道》此论，回应了其开篇伊始所言：“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二者的共同特点都在于具体描述“道”的万物生成功用，揭示出“道”独一无二的“创世”意义。与篇首论“道”不同的是，《原道》对“太上之道”的论述更具理论性，哲学思辨意味更浓。实际上，《原道》是从“道”何以“物化”的具体世界图景与“道”何以“生成”的抽象哲学诠释两种视角出发，系统阐发自身的“道”本体论，为《原道》全篇，乃至于《淮南子》全书奠定汉代“道”论的理论根基。尽管刘安等人更为重视“道”何以为“用”、何以能“治”的时代性的实践问题，但却并未忽视自先秦老子以来，道家对“道”的形上思辨与阐发，而是试图以后者为根本的理论观照，重新审视和进一步发掘论述“道”在汉代“大一统”王朝政治发展中丰富的形下意涵，力求使之更能与汉代统治阶层的黄老治国诉求紧密地有机融合起来。
三是诠释“太上之道”的辩证旨趣。《原道》论述“太上之道”，没有简单停留在概念界定与功用把握上，而是更进一步从道家辩证思维出发，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理论阐发。《原道》云：“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着眼“得”“用”、“收聚畜积”“布施禀授”、“旋县”“纤微”、“累”“堕”、“益”“损”、“斫”“杀”“凿”“填”等不同角度，深刻阐明“太上之道”的根本性、至上性、永恒性，突出其不与物同，但又生物自显的本体、本源意义。也因此，《原道》最终回归形上的哲学玄思，试图从最大程度上把握“太上之道”的存在特点及状态，其云：“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从中可见，与老子一致，刘安等人同样认为“太上之道”的本质特点是“无形”“无象”、“虚”而“不屈”、“刚柔”“阴阳”兼具。这种对“太上之道”所具特点的哲学思辨与“楚辞化”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使《原道》论“道”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性，表现出自先秦以来道家所独有的重在“冥思”“体悟”的直觉思维。
四是显现“太上之道”的道治理想。《原道》对“太上之道”的论述虽然较为简要，文字不多，但却极富思想意蕴与文字美感，深刻表达出刘安等人代表的汉代道家所憧憬追求的理想的“道治”境界。“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在刘安等人看来，因“道”而“治”是理想的国家发展理念及模式，因此西汉统治阶层理应深入领会和把握“道”的“用不屈兮”“应无形兮”的治国妙用，从“治道”和“治术”两个层面将“自然”“无为”的道家治国思想充分付诸实践，最终实现一种《主术》所言“太上神化”“唯神化为贵”的理想之“治”。需指出的是，《原道》论述“太上之道”的文字出现在“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同“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执道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这两段凸显道家“游”论的文字之间并非偶然，其实质即是对“太上之道”哲学化表达“道治”理想的理论呼应。因为无论是“泰古二皇”的“得道”之“游”，还是“冯夷、大丙之御”的“执道”而“游”，都是对理想的“人”“道”关系（也即“君”“道”关系）的理论诠释。如果说“游”在先秦庄子那里彰显出的是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境界，那么在刘安等人的“道”论中，则被改造转化为体现“帝王”治国理想的新意涵。能够“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的“太上之道”，其“卷舒”“俯仰”中所隐含的“游”意，于此也便显而易见。《原道》对“太上之道”的哲学阐发里，实际上深刻寄托着“太上”“神化”之“治”的治国理想，这也是刘安身为“王者”，对西汉统治阶层继续发扬光大汉初以来的黄老治国理念，实现道家“治世”的政治期待。
综上而论，如将《原道》视为《淮南子》全书的“道”论纲要，那么关于“太上之道”的哲学思辨、阐论就可看作是“纲要”之“要”，因为后者是《淮南子》论“道”中最具形上的玄思色彩、理论深度的内容。《淮南子》对“太上之道”的思想诠释，根源于老子，对其“道”论有着最为深刻的认同与接受，但《淮南子》重视“太上之道”的世界万物生成过程及具体表象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庄子、黄老道家的影响。立足“形上”之“道”，面向“形下”之“道”，从玄思的“本体论”走向实践的“生成论”，将“太上之道”塑造为内在适应西汉统治阶层治国理政需求的“帝王之道”的哲学根基，这是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赋予《原道》一篇的根本的理论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