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世纪 90年代，学术界出现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较有影响的如“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又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学者们对地域文化的重视与兴趣明显要比以往增强许多，关注的领域更加细化，研究更为深入。

文化是人类千百年来积淀的精神文明。就地域文化而言，它是地域人群的知识、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的积淀、集合和体现。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由此衍生发展出来的种种地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精神蕴含在遍及全国的繁星璀璨般的地域文化上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时至今日，这些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仍在继续滋养着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仍在为我们构建新时代的精神家园而发挥着积极有益的作用。因此，温情对待、系统研究、深入发掘、用心传承、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这笔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今学者以及一切文化爱好者理应认真做好、大有可为的事情。

高旭长期以来从事《淮南子》研究，这本《大河明珠——〈淮南子〉与淮河文化研究》是他最新的学术成果，收到书稿后，我既为他感到高兴，也为地域文化研究在他的学术工作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而欣慰。高旭的《淮南子》研究，如他自己所说，不只是以《淮南子》这部中华道家经典为根本，而更是面向“淮南子文化”“淮南文化”“淮河文化”有所深化拓展。我想，这也是他研究《淮南子》的学术逻辑发展的必然。任何一部中华经典，都绝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必须要仰赖于一方的水土人杰方有可能，《淮南子》这部被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先生誉为“绝代奇书”的旷世巨著更是如此。没有“淮河”这条大河的润泽、“淮南”这方热土的孕育，恐怕很难有《淮南子》的诞生。可以说，《淮南子》是产生于“淮河文化”“淮南文化”所代表的安徽优秀地域文化的丰沃土壤之中，是中华地域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珍品。

从高旭的书中，我们能借助《淮南子》研究，走进更为丰富多彩的“淮南子文化”“淮南文化”“淮河文化”，充分领略安徽优秀地域文化的别样风韵。仔细翻阅这本书后，结合我自身的地域文化研究实践，对于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有四点切身的感受颇想一吐为快：

一是坚定了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信心。如同高旭对安徽优秀地域文化的重视与研究一样，我这些年来的学术中心任务之一也是在“辽西走廊文化”所代表的辽宁省优秀地域文化的研究上。尽管辽宁的地域文化与安徽地域文化有别，但都能从其实际发展中看到良好的态势，即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地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和学界的重视，产生了较多的成果，展露出繁荣发展的气象。时代需求和研究环境、氛围的变化，为学者们专心从事地域文化研究创造了难能可贵的条件。地域文化研究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没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很难写出真正有分量、有力度、有价值的优秀著作。现在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大好时机，学者们应该对地域文化研究充满信心，相信只要秉持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在沉淀积累中不断努力创新，定会有更多的学者在地域文化研究领域里收获硕果，实现自我的学术价值。

二是深化了对地域文化研究的方法意识。研究地域文化要善于探索其中的学术规律，尤其是应善于从研究经验里概括总结出特定的方法论，以此为基础和前提，不断提升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品质。地域文化研究的方法可以是多元的，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能切合自身实际的实践方式，但始终坚持在研究过程中反思方法，探寻最为适合特定地域文化研究的方式与途径，却是任何从事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必须具备的理论意识。高旭在这本书中对此有着初步的探索，尝试从单一的经典思想研究模式转变为学术、思想、文化、实践并重的多维研究模式，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优秀地域文化的创造性、现代性的传承发展，应该说这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学术实践，值得肯定。地域文化研究不应局限于高校的、学术的“象牙塔”内，而是应与特定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之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也才能使地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三是丰富了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实践方式。高旭这本书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专著，而是他近两年来围绕“淮南子文化”“淮南文化”“淮河文化”代表的安徽优秀地域文化所写文章的结集，但是这些文章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具有不同于专著长论的特点及作用。其中的不少文章已在各种重要报刊发表，对地域文化研究和普及来说，能够产生出比一般专著长论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关注、了解与认识到地域文化所具有的精神魅力。这本书与高旭已出版的关于《淮南子》研究的学术专著相互补充，共同初步构成了他研究安徽优秀地域文化的学术著述体系。善于拓展学术研究的实践方式，这也是本书值得肯定的优点之一。

四是有助于地域民众的文化自信。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可以说“一方文化塑造一方人”。地域文化在人的“文化成长”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个人的文化成长之根。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就是他的不可能。”高旭的著作以一种新的方式宣传了“淮南子文化”“淮南文化”“淮河文化”，无疑有助于地域民众的文化自信。

以上四点是我翻阅高旭这本地域文化研究著作后的最大感受，同样是我对自己从事地域文化研究所获得的认知。总而言之，地域文化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致力有得。希望高旭能够在本书的基础上，继续尽心于“淮南子文化”“淮南文化”“淮河文化”所代表的安徽优秀地域文化的学术研究，能够在地域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收获更多。在此，还想说的是，文化既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资源。地域文化是独特的文化资源，可以很好地与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相结合。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是互动的，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原材料，文化产业又带动地域文化的发展，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进而推动地方社会发展与进步。研究、宣传地域文化是学者的使命，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服务也是当今学者的责任。希望高旭今后能在此方面作出更多的思考和尝试，实现“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理想追求。

我与高旭有师生之谊，他在读硕士时，便表现出优秀的学术潜质，敏而好学，善于思辨，富于才情。后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继续深造。近年来，在《淮南子》和安徽地域文化研究领域颇有所得，先后出版专著2部，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自然辩证法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国际汉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数年前，高旭曾赠我他出版的诗集《水梦繁华》，我甚是喜爱。他在题记中写道：“千万年来，存于世间者非我一人；千万年后，泯于世间者亦非只我一人。但千万年中，世间之‘我’，仅此一人。”这既是对生命的感悟，也应是学术上的追求。作为现今地域文化研究的同道者，我期待高旭能有更多更好“我”的研究成果问世！

崔向东
2021年 3月于忘忧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