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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过去，春天来了。春的时节，万物复苏，生机盎然，触目所及，新意勃发，令人心旷神怡。
古今虽有不同，但在文字传承中对春的感受与赞美却是一致的。两千多年前诞生于江淮大地的旷代奇书《淮南子》便可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淮南子》是一部充满春意的道家自然经典。随手翻去，皆可见有关春之时节的文字与思考。
《原道》开篇即云：“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好一派“春”之图景！自然万物随“春风”“甘雨”而勃生，飞禽走兽各得其生，大千世界丰富多彩。
《时则》中更是细致规划与描述了“孟春”“仲春”“季春”的人类生产与生活过程，认为从天子、三公、九卿、大夫到庶民，日常行为举措都需按照“春令”来进行，必要合乎自然规律。春天是万物新生、农业耕作的重要时节，因此尤其要“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农功”，“禁野虞，毋伐桑柘”，严禁对自然生态进行急功近利地索取，而是要充分保障其恢复发展。春天是劳动人民的时节，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景象也在兴“农工”，“修利堤防，导通沟渎”，“后妃斋戒，东乡亲桑，省妇使，劝蚕事”中徐徐呈现……春天也是为政者“为民兴利”的起点，后者不仅要“迎岁于东郊，修除祠位，币祷鬼”，为国家能够迎来一年的好年景而祭祀祈祷，更要“命有司发囷仓，助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大行仁政而“布德施惠”。
正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天文》中所记载的二十四节气中明确以“春”为名者有“立春”“春分”。《天文》云：“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春分则雷行”，视春天为一年四季中农业耕作的特殊节点，认为春天是“以长百谷禽鸟草木”的好时节。
天地自然，以春为贵，人类个体的身心修养，也是如此。《精神》中提及“养形之人”通过身体导引动作的锻炼，善于在“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中，达到沟通内外、调节身心的目的，“使神滔荡而不失其充，日夜无伤而与物为春”，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与物为春”的身心修养，形象而生动地诠释出一种道家自然主义的养生理念，充满“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生命智慧。
如果说“与物为春”着眼于人类个体，那么《览冥》所说“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则是期待国家政治的理想发展，寄托着汉代新的大一统王朝政治的发展追求。“春令”不仅代表着一种不可违逆的自然规律，而且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蕴含，《时则》在“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的论说中，对此已深刻阐明。也因此，《主术》将行“春令”而为治，看作是为君者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并突出了其中“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的民本主义精神。与此一致，《说山》指出：“春贷秋赋，民皆欣；春赋秋贷，众皆怨。得失同，喜怒为别，其时异也”，告诫为政者要重民为本，避免与民争利而伤民为虐。《氾论》更进一步，认为：“天地之气莫大于和……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而这种体现于“春分”“秋分”自然生成中的和谐之道，同样是“圣人之道”所内蕴的天人相通的政治智慧。
春在《淮南子》中既是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也是文学的、哲学的、军事的。《缪称》中说“春女思，秋士悲”，赋予春以鲜活的人生情感内涵，使之成为一种艺术化的文学意象。《道应》承袭《庄子》中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认为人类的生命视野理当广大而不狭小，不应等同于“蟪蛄”之类的短视寸光。《诠言》深入揭示出春所具有的“道”论意蕴，认为：“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德，所杀者非怨，则几于道也。”《兵略》则让春又别具军事意味，不但阐发用兵之道具有“若春秋有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的哲学内涵，而且主张“将军之心，滔滔如春，旷旷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充分体现出用兵之术的实践意蕴。
春天的到来，既如《泰族》所云，是“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的自然佳时，更如《人间》《修务》所言，是“民春以力耕”“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的劳作时光。正是在春去冬来、冬去春来的岁月往复中，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社会得以发展进步，文明得以昌明兴盛。一部《淮南子》，可谓是春的礼赞！在思春、论春、颂春的奇文华辞中，《淮南子》仿佛也具有了千古之春意，如参天古树一般，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勃然生机，继续伫立于江淮大地的热土之上，福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