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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共中央转移至陕北后，毛泽东曾在红军大学做过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演讲，后在此基础上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因西安事变影响，只写了五章，未能按原计划完成）。正是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中，毛泽东曾言及“削足适履”的古代成语，用之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必须根据实际的斗争形势及条件来开展，必须正确研究、把握和运用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避免照抄照搬教条化的战争书本理论，导致实践中的严重挫折或失败。
毛泽东指出：“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
在这里，毛泽东用源出于汉代道家典籍《淮南子》的“削足适履”来严厉批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认为他们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与把握流于形式，如同一个人为了将“大脚”塞进“小鞋”而把脚削小，只知机械地运用关于战争的“条令”或书本知识，而不懂得真正的军事智慧和能力唯有从战争实践中来获得的道理。
《淮南子》一书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撰著的道家巨著，有着“绝代奇书”的称誉。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便博览中国古代典籍群书，对这部“汉人著述中第一流”的道家论著并不陌生。而且《淮南子》“奇峭俊拔，沉博绝丽”的文采也为喜好作文的毛泽东所欣赏，给其留下深刻印象。
刘安等人在《淮南子·说林》中曾云：“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除小害而致大贼，欲小快而害大利”，意在批评常人由于贪婪养生之物而伤害生命的短视行为，认为这是“削足而适履”的因“小”失“大”的愚蠢做法。
毛泽东对《淮南子》中“削足适履”的说法很认同，尤其是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与“长征”的战略性转移之后，更是切身感受到不从中国国情、中共党情与红军军情出发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就难以真正认识和把握其中正确的客观规律，无法在残酷的军事斗争里不打败仗，战胜敌人。
正如《淮南子》所说“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在毛泽东看来，以往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往往在军事上犯严重错误的根由即在于此。因为他们不是从“战争”本身出发来研究“战争”，而是脱离实际地盲目照抄照搬苏联“军事条令”、书本知识，根本不懂得“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俄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指出，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们只知道说苏联“军事条令”、书本理论也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但却完全不明白“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更不懂得应从本国的战争实际出发去对这种“流血的经验”形成清醒深刻的理性认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连续两次使用“削足适履”这一成语，就是出于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夫所以养而害所养”的实践错误对中国革命发展造成的严重损失的痛切不满之意。也因此，他大声疾呼：“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强调：“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否，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否真正在战争中最大程度上实事求是地做到“知彼知己”，既能“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也能“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
从《淮南子》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削足适履”这一成语所凝聚的中国古代先贤的实践理性智慧，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思想的光泽，相反，经由毛泽东富有时代新意的阐释运用，它重新获得了勃然的生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也许，这也正是对“绝代奇书”《淮南子》所具有的跨越古今时空的思想魅力的最好展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