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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一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具多元性、包容性、会通性的理论巨著之一。作为一部“纪纲道德，经纬人事”（《要略》）的“帝王之书”，《淮南子》始终贯彻体现出淮南王刘安与汉代“淮南学派”在学术著述和治国思想上所坚持的“百川归海”的黄老道家理念。《淮南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全面继承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学说，将其熔铸于一炉，再创汉代黄老新道学的理论体系，正是这种极具开放性的“百川归海”精神的充分反映。在很大程度上，“百川归海”的根本的理念精神，内在形塑了《淮南子》“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要略》）的博大宏深的黄老道家理论品格。
《氾论》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这是“百川归海”这一古代成语在《淮南子》中的源出之处。其本意是指所有的江河最终都将汇入大海，比喻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或大势所趋。在中国古代成语的演变发展中，“百川归海”也可作“百川朝海”“百川会海”“百川注海”“百川赴海”等。
《氾论》成为“百川归海”一词的源出之处，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因由。在《淮南子》二十一篇中，《氾论》所体现出的政治革新精神最为显著，极力主张“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的治国理念。与此政治革新精神相一致，《氾论》在治国思想上反对固守一家之说，囿于学派界限的狭隘观点，积极提倡博采诸子之长、会通百家之学，试图以此达到实现自身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为西汉统治阶层贡献出一种能够“通治”天下的较为理想的国家治理方略。
在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看来，诸子百家之学各有长短，就如《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古代经典互有得失一样，统治者如要在治国思想上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就必须“兼用而财制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合会通，再创新说。因此，“其美在调，其失在权”（《泰族》），坚持折中综合，就成为统治者秉持“百川归海、百家务治”的理念精神，革新治国学说的基本原则。也因此，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尽管始终坚守“道家为本”的学术立场，但对儒、法、墨、阴阳、兵、农、名、纵横等其他诸子百家之学并没有片面排斥，而是肯定“百家异说，各有所出”（《俶真》）的历史合理性，并提出“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齐俗》）的开明主张，认为诸子百家之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有益于国家“治道”理念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根本的学说宗旨与政治诉求具有内在的共通性和一致性。
刘安与“淮南学派”为了阐明自身这种“百川归海、百家务治”的黄老治国理念，还多方譬喻，以作生动解说：“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伐楩楠豫樟而剖梨之，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泰族》）。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以“技艺”为喻，还是以“烹牛”“伐木”为喻，其中均深刻体现出殊途同归、“合道一体”的核心理念，而这也即是“百川归海、百家务治”所彰显出的开放包容、广取博收的理论态度。基于这种认识，刘安与“淮南学派”明确指出：“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泰族》），将诸子百家之学能否有益于治国理政，实现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视为对其进行深层理论汲取与整合的根本依据。
由上可知，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能够将《淮南子》一书撰著成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汉代道家论政巨著，与其“百川归海”的理论胸怀与气度密不可分。身为一代名王、天下奇才，刘安在位于南北交通要冲的淮南国都寿春广招四方英才，勤于论道著述，这种开放贤明的“养士”之风，也从自然地理、政治素养和文化理想等方面为《淮南子》最终能够形成“百川归海”的黄老治国理念及精神提供了颇为有利的现实条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凡可称之为“巨著”者，无不具有海纳百川的思想特质，《淮南子》之所以能被现代著名学者胡适誉为“集道家的大成”的“绝代奇书”，也正是根源于此。
追古思今，“百川归海”不论是作为一种体现汉代黄老精神的治国理念，还是作为一个充满智慧意蕴的古代成语，都十分值得我们重新审思与阐扬。在现代条件下，深入发掘与继承《淮南子》“百川归海”的思想精神，既能让我们由衷对前贤所遗留下来的伟大历史文化遗产心生敬意，也能让我们在努力推动国家社会更好发展的前行途中更增民族文化的深厚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