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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贤下士，勤政为国，这是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形成的中国古代“尚贤”政治传统，也是中华古典政治理念中极具历史价值及意义的思想菁华。《淮南子》作为系统总结与阐发西汉统治阶层治国经验的“帝王之书”，对源于三代政治的“尚贤”理念及传统既有深刻的历史继承，也有鉴于秦汉王朝更替剧变条件下的新的理论反思和表达。这在《淮南子·氾论》所记载的“一沐三捉发”的成语典故中就有着突出反映。
《淮南子·氾论》有言：“禹之时以五音听政，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淮南王刘安等人在《氾论》中对大禹之时的政治发展进行了理想化的理论呈现，认为大禹不仅善于治水，更善于治国。究其根由，就在于他能够尚贤为本，勤于礼贤，虚怀若谷，广纳谏言，能够秉持“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的政治态度及精神“以待四方之士”“以劳天下之民”。因此，天下的贤能之士与广大民众都衷心爱戴且拥护大禹，愿意“达善效忠”，共同促成大禹之时政治的良好发展，社会的繁荣稳定。
因此，“一沐三捉发”（也可作“一沐三握发”）这个俗语通过对政治家生活细节的特殊表现，用一次沐浴须三度握其已散之发来充分表现其国事为重，求贤若渴，谦恭下士，勤于延揽人才的政治作为和精神。
《淮南子》对大禹“一沐三捉发”这一典故的使用，源于其对《吕氏春秋》的历史继承，后者在《谨听》一文里便曾论及“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二书对“一沐三捉发”所体现的古代“尚贤”政治传统的由衷推崇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在汉人著述中，“一沐三捉发”不仅被用来描述大禹之时的善政良治，而且也被用来表现西周礼乐政治的人文蕴含及精神。在与《淮南子》一书产生时代相近的《韩诗外传》《史记》中，“一沐三捉发”还被用来表彰周公姬旦重贤用士、勤政为国的政治胸怀及精神。
周公是大禹之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为儒家宗师孔子所深心钦仰，视之为精神偶像。《淮南子》中关于周公政治事业与成就的记载颇多，同样将其看作是汉代统治阶层理应取鉴与师法的历史典范。《韩诗外传》与《史记》都围绕“一沐三捉发”的典故，记载了“周公诫子”的故事：“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尽管与《淮南子》所记载的核心人物与事件有所不同，但其中体现出的根本治国理念却内在相通，都深切着眼于治国者尚贤为本、任贤而治的理论意图。
从《吕氏春秋》到《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一沐三捉发”的理论阐发，无不凸显出“人才为治国之本”“用人为理政之要”的核心理念。国家兴亡，人才为重，这是三代以来中国古典政治发展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也不断得到后世王朝兴衰的实践验证。大禹、周公因“一沐三捉发”的尚贤精神而成为政治伟人，与此相反，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统治者却因将“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而成为政治暴君。一成一败、一兴一亡之间，高下优劣立见。
正如《淮南子》所力倡“无故无新，惟贤是亲”，“一沐三捉发”这一俗语典故深刻凝结着中国古典政治最具人文精神的“尚贤”理念，表达出几千年来中华先贤对于“公天下”的理想政治发展的热切憧憬与追求。因为“尚贤”即是国事为重、民本为先，意味着政治事业所具有的公共性内涵及特征。如大禹、周公一般的贤明君王，都须自觉卑身礼贤，不以权位骄人，而以天下国家兴亡为己任，竭心谋求长治久安之道，那么后世治国者又如何不应师法先圣，同样以“一沐三捉发”的精神治国理政呢？
西晋顾荣曾云：“文王日晏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哉？诚以一日万机，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在中国古代思想家而言，“一沐三捉发”的背后隐含的是治国者“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政治理性。只有勤于“求贤”，善于“听政”的治国者，才能始终保持冷静处事、审慎决策的政治理性，有效避免与应对国家政治发展中难以预料的风险危机。
善用人者，善成己业；善守业者，必重用人。《淮南子》“一沐三捉发”的成语典故，以中国古代政治先贤的理想来警示现代治国者：“尚贤”不只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态度与理念，更是一种政治家自我深刻省思和定位的实践行为。只有“用贤求治、与贤共治”，治国者才能真正成就彰显自身历史价值的政治事业，也才能真正在国家政治发展史上留下最能令后人深思感怀的深刻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