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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蜀汉名相诸葛亮《诫子书》有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其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一成语源出于汉代道家典籍《淮南子》，后者《主术》一篇即言：“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澹薄”一词也可作“淡泊”；因是教子论学而言，故“明德”亦被诸葛亮改作“明志”，从宽泛之“德”落实到年少之“志”）。虽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在两书里的实际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所差异，但所强调的思想要旨都侧重于不重名利、轻看得失，简朴生活、安静自足的人格修养意蕴，内在彰显出中国传统道家的人格智慧及美学精神。
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将自己一生的阅历经验用《诫子书》的“家书”“家训”方式流传后人，意图让其子孙有所效法和取鉴，涵养出高洁不污、清廉自守的人格品质，既能有益于国，也能自立于世。在他看来，“君子”为学处世，必要“淡泊明志”，方能“宁静致远”，因为无论是“淡泊”之“俭”德，还是“致远”之“静”性，根本上都基于高远不俗、自节不苟的人格修养与追求，是先有“内圣”之功而后有“外王”之行的必然结果。诸葛亮一生尽管功业不凡，名震三国，但其教养后人却并不以功名富贵为期，而是以学识德行为上，以实现“君子”人格为理想境界，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名相”气质。
与诸葛亮不同的是，《淮南子》中所言“澹薄明德，宁静致远”，其本义是以“人主”为中心，阐发一种汉代黄老的“君人之道”，要求为君者在治国上注重德性修养，提升政治人格素质，成为善治有为的“仁君明王”。因此，《淮南子》提出“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的思想主张，从“澹薄”“宁静”“宽大”“慈厚”“平正”五个方面论述理想的“内圣”之“德”，以此为西汉统治阶层更好地治国理政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可见，“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在《淮南子》而言，实则指的是“君德”，而非诸葛亮《诫子书》里的“君子”之“德”，二者的思想内涵不完全相同。
但不论面向“人主”，抑或面向“君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均体现出以淮南王刘安、蜀相诸葛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政治家对“清静寡欲、俭约自足”的道家人格理念、追求及境界的内在认同和肯定。从先秦老子、庄子到刘安，“淡泊”“宁静”始终是中国道家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主张，深刻反映出“清净自然”“知足常乐”“无为而治”的人生信念。道家对人生发展目标及方向的设定与先秦儒家、法家、墨家等截然不同，“向内”而不“向外”，“贵身”而不“重利”，因此“不为物役”“游心于世”就成为传统道家人格修养的根本旨趣。诸葛亮从《淮南子》中继承“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汉代道家理念，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变“君德”为“君子”之“德”，赋予其诸葛“家训”新的时代内涵。由此而言，《诫子书》与《淮南子》可被一同视为汉、魏时期阐释中国道家人格智慧及美学精神的重要著作，展现出中国道家人格理想的恒久不变的历史魅力。
诸葛亮与刘安，一为“名相”，一为“名王”，二者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也都是极富治国经验的政治家。在“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格理念上，诸葛亮与刘安之所以能达成历史的“共识”，究其根由，在于中国古人对“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的精神追求。虽然时代不同，所言内涵亦有异，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中充分体现出的先“内”后“外”、“内”“外”一致的人格修养旨趣，却为诸葛亮与刘安共同肯定。在他们看来，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因而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为学处世，只有重视内在修养、完善自我人格，才能行稳“致远”，实干有成。
从《淮南子》到《诫子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所承载的中国道家人格理念及理想，得以深刻阐扬，成为影响后世极为深远的精神传统，融入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时至今日，放眼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几乎无不可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一成语的文化身影。可以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实际上已在历史长河里洗练成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格标识之一，也成为仍然深蕴在每一个现代中国人身上最内在的传统文化基因。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忧患，克难前进，不断自新，屡创辉煌，正是因为有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蕴蓄，以及由此而生的宏厚深沉、安重绵长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