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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其余鱼”是出自《淮南子·齐俗》中的成语，也是一个与中国道家先贤庄子有关的历史文化典故。
《齐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子的好朋友魏国的相国惠施途经“孟诸”这个地方，队伍前呼后拥，“从车百乘”，好不煊赫威风。庄子看到后，却深不以为然，故意将自己碗中没有吃完的鱼倒掉，以示对这位爱慕虚荣、浮华不足的朋友的讽刺和批评。
《齐俗》中记载的这则庄、惠故事，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中也有提及。无论是早出的《淮南子》，还是后有的《颜氏家训》，在使用“弃其余鱼”的成语典故时，都意在比喻为人应该节欲知足，而非贪心不止。
从“弃其余鱼”中，我们实际上能够感悟到深刻的道家人生智慧与精神，因为它不仅告诉我们，人生要能知取舍、守本心、善处世，而且也警示我们世俗物欲无有止尽，如若不知反省，只会丧性失情，迷心不返，变为浮华物欲的奴隶，找不到自己人生真正的快乐和意义所在。
庄子和惠施是极好的朋友，都极富辩才，平生交往颇多，二人之间也有相知相得之谊。但惠施长期从事政治活动，身为魏国的高官，功名利禄之心很重，虽然能与庄子这样的布衣之士相交游，但毕竟人生理念及生存环境有着很大差异。因此，惠施与庄子之间在精神层次上存在一定的距离，二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目标与状态迥然不同。
在庄子看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有道之士必然能够“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对世俗的富贵功名有着超脱性的彻悟与放弃，不再将其看作是人生真正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反，有道之士深刻懂得老子所言“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人生哲理，能够不“以物为事”，最大程度上节制欲望，舍弃浅薄的虚荣之心，将自己身心的善待畅适视为最根本的人生价值理念与追求。庄子之所以会“弃其余鱼”，并非是出于狭隘的嫉妒心理，羡慕朋友的权势地位、荣华声威，而是在内心深处表达出一种深刻的“不认同”，叹息朋友仍然在精神上局限于贪恋物欲、心迷利禄的人生困境，身在其中而不知反省和解脱，如此以往，只能是身为“悲人”，难逃为人之“累”。
庄子认为，人生真正的快乐来源于自我身心的自在解脱，而非世俗的“富贵寿善”“身安厚味”“美服好色声音”。如果人们只知将自己的快乐寄托在这些物欲化、功利化的外在享受上，那必然是“苦深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的消极状态，导致身心疲累，无法轻松自适，获得真正的精神愉悦。因此，“从车百乘”的惠施，在好友庄子眼中，虽然看似享受到了物欲化的“俗乐”，但他却根本体验不到来自人生内在需求的精神“至乐”。
“弃其余鱼”，庄子所“弃”的不是“鱼”，而是“余”！身为现实世界中的普通生命个体，庄子也无法摆脱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同样需要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问题。但是庄子深刻地明白，过度贪慕追求那些超出于自身生存需求的外在物欲，最终只会“异化”自我的精神生命，将自己变为“欲壑难填”的物质奴隶。庄子用道家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精神为自己的现实处世行为画出了一条理性的“边界”，用“弃”“余”作为根本的人生取舍之道，以此实现精神自由与独立的生命理想。也由此可见，尽管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惠施常与庄子并提而论，但实则庄子的人生境界要远高于前者，二者之别犹如“鲲鹏”之于“燕雀”！
庄子曾与惠施还有过“濠梁之辩”的著名公案，这也是一个与“鱼”有关的故事。“濠梁之辩”看似是二人围绕“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论辩游戏，但如深入思之，却可发现，惠施所说庄子“非鱼而不知鱼”的看法，真正意义上反映出他与后者精神层次与境界的差异性！因为庄子讨论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或逻辑议题，而是他所信仰与坚守的道家人生理念。如果没有“弃其余鱼”的“知足”智慧，庄子又如何能与濠梁之“鱼”实现天人合一、人鱼相融的自然“物化”境界呢？只有不著于物、不迷其心的有道之士，方能与“万物”为友，体会到一种超脱性的精神快乐，获得源于“磅礴万物以为一”的价值充实感。
我们今天重新玩味《淮南子·齐俗》中“弃其余鱼”的成语典故，从中既能感悟到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家先贤明悟人生、善于取舍的智慧所在，也能在千载之下，依然感受到他们素洁自守、洒脱不俗的人生风采！这实在是令人不由心生钦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