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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史上，《淮南子》一书踵继《老子》《庄子》《管子》《黄帝四经》，立足秦汉大一统王朝政治探索发展的历史新条件，系统构建与阐发了自身汉代黄老道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将道家人性哲学、修道哲学与政治哲学贯通为一，深刻表达出“因顺自然，身国同治”的核心思想理念，成为道家哲学思想史上颇具再创造性的理论代表之一，对汉代黄老治国学说走向全面成熟发挥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促进作用。
《淮南子》道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本思路与理念，集中反映在堪称全书“哲学纲领”的《原道》里。《原道》有云：“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趣而归之”，并随后分别结合“人性论”与“治国论”的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具体阐明，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万物之至，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这段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淮南子》道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论精要所在，充分显示出《淮南子》阐释其道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论逻辑与核心思想。因此，在《原道》中，此段文字是体现《淮南子》汉代黄老“道论”的关键性论述之一。
《淮南子》对自身道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论阐发，始终紧扣“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的根本观点，换言之，“自然无为”与“因顺自然”成为其探讨理想的“道家之治”的起点与归旨。作为经世致用，服务西汉统治阶层的“帝王之书”，《淮南子》对先秦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认识与继承，与其说侧重于形而上的本体意蕴，毋宁说更倾向于形而下的治国实践。由此，《淮南子》在理论上坚持深入结合“人性论”和“治国论”两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道家自然主义的内圣外王之学，意图为西汉统治阶层提供一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实践化、工具化的黄老治国新学说。
从“人性论”着眼，《原道》提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基本主张，并围绕“人性”的这种本质内涵，进一步推阐“人性”好“动”而生“性之害也”的实际状态与消极结果。在其看来，“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当人性背离了“清静”的自然本性后，必然会走向智生性躁的发展，最终为俗情嗜欲所困，走上“不能反己”的“失性”歧途，以致灭其“天理”。《原道》对“人性”的认识，根本反映出道家自然主义的哲学取向及理念，虽然基本观点与先秦老庄无异，但其“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的观点，却是对后者人性哲学的历史性的深化丰富，实则表达出汉代道家所持有的“复性”“合道”思想。《原道》强调“反己”“天理”之说，内在意图是为建立汉代道家“治身”为先的“内圣”之学作准备，因此其进而又提出“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的重要原则与方法，将人性哲学与修道哲学相结合，为“复性”“合道”思想的实践化运用指明途径。
在“人性论”的基础上，《原道》紧接着着眼“治国论”来阐发“自然无为”思想，并把后者看作是“人性论”的逻辑延伸与必然诉求。《原道》所言：“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正是从一般性的“人性”自然走向“君治”自然的逻辑发展。从中亦可看出，《原道》一方面承袭了先秦老庄“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强调“处上”“无争”，但另一方面却又变前者消极性的、被动性的“自然无为”为积极性的、主动性的“因其自然而推之”“秉其要趣而归之”，赋予先秦道家“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以更适应于西汉大一统王朝政治发展需要的黄老经世精神。《原道》认为“因顺自然”就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关键要旨所在，而非其他。
从“人性论”到“治国论”，《原道》深刻阐释了《淮南子》贯通人性哲学、修道哲学与政治哲学后所构建起来的汉代道家“内圣外王之学”。“人性”之“静”为根本的主体内因，“处上”而“无争”为外在的治国实践，二者尽管并不相同，但实际发展状态都必须符合与体现出道家自然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却是高度一致的。“治身”和“治国”，归根到底，都在于“因顺自然”这一关键“要旨”。在《原道》而言，也唯有在“因顺自然”的实践过程中，确保“治身”“治国”都能完全体现出“自然无为”的根本理念，统治者才能真正实现“身国同治”的理想追求。
在《淮南子》二十一篇中，《原道》对构建汉代道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论贡献最为突出，影响也最为深远。探其根由，便在于《原道》对先秦道家自然主义哲学的理论把握与创新发展都深具秦汉大一统时代的历史特点，内在反映出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力图“为汉立言”，谋求“兴汉之治”的政治抱负与实践诉求。与先秦老庄不同，身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淮南王刘安会集天下才俊之士共同撰著《淮南子》一书，并非仅仅只为自身的修道养生提供理论指导，而是更要为西汉统治阶层“通治”天下，取得超迈前代的政治伟业而服务。因此，《淮南子》对道家自然主义哲学的理论运用与发展，从始至终都带有显著的黄老经世精神，显露出十分强烈的事功性、工具性的实践意蕴。“自然无为”对于《淮南子》而言，只是其汉代道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论基础，“因顺自然”才是理论关键。从理论到实践，从“治身”到“治国”，通过深入探讨如何有效解决好“自然无为”与“因顺自然”的“体”“用”关系的重大议题，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最终得以在《淮南子》中明确了构建自身汉代道家“内圣外王之学”的根本思路，从而能够进一步拓展丰富中国道家自然主义哲学的历史内涵，并将其在秦汉时代条件下推向新的理论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