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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道家巨著《淮南子》是由淮南王刘安及门下修道有成的众多宾客共同撰著而成的“绝代奇书”，是淮河流域道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古代道家养生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淮南子》丰富深刻的养生智慧里，最能充分体现其道家理念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独特的“静养”之术。《淮南子》的“静养”之术，既深入继承了先秦老庄道家的养生哲学，也充分汲取了先秦以来的生理、医学知识，形成了颇具汉代黄老特色的理论内涵，成为深受西汉统治阶层重视的养生理念及功法。
首先，“达于道者，反于清静”是《淮南子》“静养”之术的哲学根据。自先秦以来，道家养生便以“道”为本、尊“道”为用，认为“道”是生成天地万物、人类生命的哲学本原。《淮南子》同样主张“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蠉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原道》），将“道”视为生命衍生的终极依据。“道”体虚无，“道”性清静，在生命存养上，《淮南子》与先秦老庄道家一致，以“静”为贵，强调“达于道者，返于清静”的核心理念，认为只有“以恬养性，以漠处神”，方能让生命获得最为自然的存在状态，“入于天门”之中，“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减少世俗物欲的消极干扰，保持个体心理情绪的稳定良好，实现“精通于灵府，与造化者为人”（《原道》）的理想的自然主义的养生目标。“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清静以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在《淮南子》看来，正如老子所言，“返于清静”是“达于道”的根本途径，也是养护个体生命的最佳方式。从实质而言，“静养”之术是刘安等人修道养生实践的产物，是其道家生命信仰的重要构成。
其次，“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淮南子》“静养”之术的人性基础。道家谈论人性问题，不喜言“善”“恶”，而惯以“动”“静”议之。《淮南子》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人性本源于自然的造化生成，合乎自然规律而衍生发展，即体现出“静”之一面；反之，如受社会物欲的诱惑干扰，则会出现有害于人性自然发展的“动”的另一面，产生“为物所役”的消极结果。现实生活中，生命个体常因为种种“嗜欲”的过度追求，导致身心的失衡变化，造成“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原道》）的不利情况，让生命存养走向“自我戕害”的歧途。因此，《淮南子》认为“静养”个体的身心，既遵从于“道”的生命信仰，也决定于“清静”的人性实质，是合乎“天理”的养生实践。将人性定位在“清静”的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道家养生理念的自然主义路线及取向的彰显，反映出不同于儒家基于人性善恶论辩基础上的伦理主义的修身养生旨趣。
再次，“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是《淮南子》“静养”之术的实践方法。《淮南子》讲“静养”，不只有形上的哲学理念，更有形下的实践方式。结合先秦以来的生理、医学知识，《淮南子》着重从“形”“气”“神”“志”“心”等方面阐发自身的“静养”之术。“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原道》），《淮南子》认为生命存养必须重视平衡协调“形”“气”“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形”为生命所居之宅舍，“气”为生命衍生之支柱，“神”为生命存在之主宰，只有让三者实现内外和谐的状态，才能确保个体身心的良好养护、健康发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坚持“静”而养之的实践方法，始终让生命个体处于“寡欲”“无为”的“清静”状态，善于导引其“形”、调息其“气”、涵养其“神”，使之符合各自良性发展的自然规律，减少外在“喜憎利害”之“情”的冲击影响，避免因“举错不能当，动静不能中”而带来“形神相失也”（《原道》）的严重后果。在《淮南子》看来，“心”“志”的实际存养，亦是如此，同样要用“静养”的方式来促其达到平和充实的理想状态。就根本来说，《淮南子》所讲“静养”并非要求生命个体机械化、绝对化的静止不动，而是主张其减少物欲、顺应自然的存在发展，坚持走有利于身心发展规律的自然主义的养生路线。
最后，“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是《淮南子》“静养”之术的治国诉求。刘安等人撰著《淮南子》一书，不仅是为了系统总结与阐述自身的修道养生理念，更是为了向西汉统治阶层提供一部有利于治国理政的“帝王之书”，因此《淮南子》所言“静养”之术，具有明显的黄老“君人南面之术”的理论性质，并非只为满足一般士人知识分子的养生需求。《淮南子》提出：“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又云：“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甚至明确主张：“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䃺坚，莫能与之争”（《原道》），可见其所言“静养”之术确含突出的黄老“身国同治”的政治意蕴，而且主要适用对象是以“帝王”为主的治国者群体。《淮南子》这种将“静养”之术同道家“柔弱”“因循”“执后”“不争”等核心政治理念紧密融合的做法，深刻反映出其作为汉代黄老“帝王之书”的理论特质。“养生以经世”与“治身”“治国”并重，正是刘安等人在《淮南子》中深入阐发“静养”之术的政治归旨。
如何让生命个体实现身心的健康发展？如何进而让其达到养生长寿、快乐少忧的理想状态？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宾客在《淮南子》一书中给出了富于汉代黄老特色的理论回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颇具借鉴启示价值的道家“静养”之术。无论是对现今普通的社会民众而言，还是对当代的政治家来说，《淮南子》的“静养”之术都值得深思一二。因为在现实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国家发展中，所有人都必须着力解决好“养生”与“经世”的双重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安顿好自我身心，做好应为之事，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