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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向和我国相关研究动态的归纳总结中可以看出，在 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正不断彰显出其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马克思主义正不断彰显出其说服力和引领力，而在其间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持续发展以及我们对其研究的持续深入，对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主题、给出切合时代病症的新论说，也在不断地发挥出自身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确实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的理论话语已经在中国之“治”、中国之“制”的深刻基础之上，具有了“并跑”乃至不少方面“领跑”的地位，我们决不应再带着完全“跟跑”的心态来仰视和追随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研究内容、解释方式等方面所增添的多元思路，所呈现出的群体性活跃特征，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与完善，为当今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制度竞争和变革提供资源助力。
虽然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论者的话语路径依赖和单兵作战劣势导致其具有各种各样的片面与偏激，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性质判断、对资本主义世界群众心态的近距离体认、对未来新社会的合理愿景设计等方面，仍然可以为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原创性解读提供了较为宝贵的探索经验。从批判的创新性上来说，这些论者基本都能够坚持批判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当代人生存现状，并探索未来社会人的合理存在样态，探索未来自由和解放道路，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利益要求。尤其是相关学者在其论著中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现实矛盾，如对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危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批判，客观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劳动者的利益。同时，他们对当代新型帝国主义样态在国际间的不平等行为，对帝国主义全球秩序的不平等关系进行的批判也是具有积极意义。总而言之，他们是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新变化的基础上，揭示了西方社会是一个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形式已经展现为社会总体建制与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全方位、多层次矛盾，这些问题及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
除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方面，即使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建设方面来看，要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面建设现代性征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道路，在庞杂的现代性场景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也同样需要以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效参鉴，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提供一个旁观视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才能更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当中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展开集中理论关注与研究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际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积累提供了相当大程度的激励，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为回应新形势下的中国和世界时代问题，为释放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的超越意义，为推动以全球性视域和创造性视角对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进行纵深发展，我们切不可因中国已经从“跟跑”转变到“并跑”乃至“领跑”就抛弃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富矿”，而是恰恰要加强对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的考察，向学术界大力推荐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发挥其理论资源的作用。
例如，在 2020年度的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外马学界以“历史”“现实”“未来”三重视域梳理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其实相应地也就是从三重视域回应了“放眼世界·共话马魂”的核心主题，回答了从外马研究的角度来看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向上发展、不断创新的时代问题。一方面，需要熔铸历史与现实交互的论域，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宏大的历史坐标；另一方面，需要建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体系，为人类社会发展事业提供广博的全球视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面向现代化文明样态和人类生产境遇的根本现实，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才能在理论层面为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话语方式与研究范式，在实践层面提供精神维度的路向引领与前进动能。在论坛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从理论内涵、研究路径、焦点问题和前景展望上对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进行了归纳与展望，即要先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范围，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力求做到事实比较与价值比较相结合、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相交织、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融贯，以学术比较为主、以意识形态比较为辅，逐步完成从外在比较向内在比较的过渡、从直接比较向间接比较的过渡。从而我们就可以促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成果转化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和实践的丰富资源，最终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中心推进。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左翼学者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他们批判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又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他们大都推崇马克思主义，但又大多数强调重新思考和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他们大多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有空想成分，并有一部分人主张改造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想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国外相关论者的研究成果，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在我们自己的基地上超越这种局限。从认清局限、分析局限、超越局限的角度上来说，关键还是要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底色，结合其相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制度优越性和超越性来看问题。由于西方左翼组织和左翼学者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生存，这是他们在理论认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显得不够彻底、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一定偏见的根本原因。比如，有的学者并不主张否定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行一定的社会改良，再如，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并把东欧剧变看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认为建立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天真的，等等。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激进左翼学者一方面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视为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们主张重新回到共产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误解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片面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集思想、运动和社会形态三重意蕴于一体，其中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是核心，但这种运动又必须要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才能在现实中得以展开，且这种运动的展开必须以社会形态的样貌在现实中加以呈现，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在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与共产主义的可欲性。
但是对于国外论者存在的这一幼稚病，我们的破解之道就是要从病因本身入手，从制度层面的核心症结问题入手，“修元正本”，发扬他们内在的健康机能活力和抵抗力，在抗疫斗争中两大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结果不断现实地呈现出来的基础上，挖掘他们试图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去弥补或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包括在当前情势下希望以此尽快控制疫情恢复人与社会正常运转的合理内核，发掘他们正确体认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优势所在的理论生长点，导向 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形态。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有的理论成果，从当下散点化的具体论说中以整体性、全局性角度掌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脉络，构建多元体系下的总体性、统摄性叙事。其中，特别是要厘清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碰撞中多元图景的限度，放眼近现代发展的进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与冲突成为历史洪流的主要内容，但在以“多元”为主题的当代时代特点下，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碰撞带来更为复杂多元的现实环境，如社群流动性增大、阶级身份碎片化，理论与实践的微观转向在政治上则带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相互交织的杂乱空间。多元对抗的社会空间要如何使得各个社群在自我和自我代理人的找寻中释放自己的革命潜能呢？关键就在于如何在马克思生产规定性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及其无法自洽的内部危机，如何推动对抗性关系产生的外部条件（生产条件、制度条件）与内部条件（阶级意识）的发展成熟。对此，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就尤其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的指导下，探索资本主义新形态及其背后资本主义抑或说现代性的运行机制与运行逻辑，以此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正指向。
例如，以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哈维（David Harvey）、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等人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二次转向”，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具体而言，晚期马克思主义借助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既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叙事的缺陷，又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范式理论，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和矛盾的表现形式，探讨当代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之路，坚持把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的批判路径，探讨把宏观革命与微观反抗有机结合起来的追求无产阶级总体的解放的新的解放政治学，不仅探讨了阶级问题、消费主义文化问题、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资本的空间生产问题等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问题，而且克服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又如，我们在前文中述及的毫无疑问中国以独树一帜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为呈现人类更美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作出了肯定而有力的回答，而这种独特性可以理解为中国道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整体超越，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内在地要求建立更先进的制度。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判断为理论创新确定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为推进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与整体要求。应时代需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思想创新是各学科研究的总体要求，相应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就是需要有当代性范式的出场，当代性范式研究需要从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不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经验，而是看成史无前例的独特创造，成为当代世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未来需要紧紧围绕中国道路做文章，剖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背景中，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先在地走出一条道路的前提下，解答如何走出独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更集中于中国语境下审视道路、制度、模式的优势和困境，并在批判借鉴和规避风险的基础上提供中国道路所需要的启示价值，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体性自觉更要为世界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多层次、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体现在道路、制度、理论、文化、行为模式、生活态度等社会建制的各个方面之中。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在于，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底色的发展模式走出西方资本主义的逻辑困局，这也需要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中捕捉问题的症结及根源，在其批判和反思中终结“西方道路”亦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合法性，进而使中国道路得以在世界历史中继续生长并逐步确立引领性地位，以此推动中国现象重释和全球化话语体系改写，用中国模式不断书写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