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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事业都有了全新的时代定位和建设内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尤其会随着现实社会生活进入一个新时代而作出新反映、新创造、新引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那样：“要按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为当下的各个哲学社会科学子类赋予了新的使命，那么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指导思想进行学术考察和阐释的学科，就尤其要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的大问题、新内容，去研究和探索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话语表述。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在“借鉴国外”和“关怀人类”的任务方向上尤其要有侧重，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内容，提出本学科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态度，在新时代的问题引导下，系统吸收东西方理论研究历久弥新的思想成果，进行多维度、系统性、深刻性的研究：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明晰当下现实的真实面貌、关注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实现解放道路的有效构筑；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彰显各自理论的思想特质与价值关怀，在对话交流中实现理论的交融再生；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突破传统理论的藩篱，也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促进面向现实与未来的崭新理论的诞生。
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空前威胁的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众多理论路向、学术流派和代表人物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取向之下，以对理论宽领域多维度阐发和对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在理论和实践的广泛领域作出了各种创新努力，呈现出了空前热闹的繁盛之景。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向，基于现实生产和全部社会秩序的历史总体性开展资本主义批判，还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现实和多元化理论影响下以话语批判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叙事与革命路径追求，例如左派激进社会理论、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思潮和运动，它们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法，它们的理论和所指向的现实，都依然身处马克思的同一时代，是在马克思所划定的以利润最大化和人剥削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在应对世界变局和人类生存威胁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继续推进自己具有独创性的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无论从客观趋势上还是主观路径选择上，都必须要发挥出这种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同资本主义既有道路和形态的竞争当中发挥出自身的根本优势。就制度竞争和变革的新时代任务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功能仍然可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文明形态建设的有效参鉴。既要在历史语境下对各个流派进行点位式的理解、脉络式的把握，又要在问题导向和现代性实践与人类解放理想的实际张力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所深陷于的“经院主义”与“激进主义”交织的“乌托邦”困境进行超越，给出中国式回答。
我们可以注意到，最近几年，有若干位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人都提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尽管不同提倡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和侧重点的理解把握还不尽一致，但这其中所蕴含的学术自觉已经呈现出了时代担当，正切合了恩格斯所说的是术语的革命昭示着科学的革命。有研究者提出“当代性”概念可以从以下三种含义来进行一般化理解无疑是持平之论：一是指当代社会生活或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根本特质，也就是从制度、结构和存在形态等层面所把握的当代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形式中的一般规定性；二是指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核心精神或反映和体现这一核心精神的思想观念或价值观念，也就是从当代社会中凝练出的照亮当代社会精神生活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内核；三是当代社会中的人或社会本身在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维度下所体现出的特殊性质和品质，也就是在当下状态社会和人所呈现出的特殊规定性。
一句话，当代性就是当下时代在时空维度上的规定性，能够与其他时空维度条件下的规定性相互区别从而标识出自身，相应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也就是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立足当代，体现当代规定性的精神内核。
就这种最一般意义上的“当代性”而言，我们就是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流派和人物在独特语境下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民族性特质而提出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路向、新话语努力加以把握，包括从抽象观念的批判到资本逻辑的批判，再到社会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心理结构批判和人性分析的现代性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领导权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探索；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语境下提出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日常化、大众化、生活化策略及其具体设计；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终极理想与阶级甚至个体人的生存境遇结合起来的主体化经验，等等。在这些话题中，一些与中国社会相关联的问题的专门性研究尤为集中，比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政治权力角度，关注资本主义批判与政治权力、国家意识形态等问题；从科学技术层面，关注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共谋的内在关系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要求在社会中全面弥散的状况，资本主义批判与消费社会、资本主义批判与大众文化、资本主义批判与审美、资本主义批判与日常语言、资本主义批判与大众传媒、资本主义批判与景观社会、资本主义批判与符号修辞等，都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话题。还有对现代性状况下人们精神生活状况的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关注了现代性中的社会心理、人格结构、情感结构、精神生活等诸多问题，对全面审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相似问题提供某些参照和警醒。再如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地理唯物主义与空间问题、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市场交换关系中物化问题等的研究，也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的重要方面。
既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诸多路向、流派、人物的思想创作本身是追随着他们自己所居于的那个“当代”场景之中的，每一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正是面对当下场景中的现实问题，即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人类文明全景的最新现实问题，才形成了自己具有特异性的立场、观点、方法，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固然也是一项重大的、紧要的任务，但毕竟只要我们足够及时、全面地进行“追踪”式的研究，就总是能够捕捉到“当代”的新热点和新阐述，这其中的艰巨性更多是量的而非质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带来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的单调的无限增长特性所导致的。但是如果从更进一步的层面来看，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下所形成的，从区域的、国别的、民族的“历史”转化而来的“世界历史”并不是同一均质的，它的性质、特征、表现并不是直接给定的“普遍性”，而是需要在现实历史当中表现为一种“普遍化”的运动过程。因而其所存在的问题的表现也是一样，诸多路向、流派、人物处于不同的语境，形成了不同的思维，面对着不同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这种异质性似乎使得它们只能成为只有在纯粹理论研究领域、只有用思维的抽象力才能把握住的抽象的统一性，只是一种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类”的普遍性，而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同体”。这样，也就造成了我们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常见的以梳理思想脉络和整体谱系为主的主流研究方式，它撰写不同的思想家的引介，将他们用不同的线索贯穿为一个线性或树状的整体，这种研究喜欢谱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开展不同路向和流派的辨析评判。
上述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还不能停留于此，我国有论者提出外马研究的“当代性”范式，也正是要在同这种研究相对而言的意义上，倡导从这种纵向的时间轴的研究范式转向在一个时代的横剖面上的考察。
因为既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诸多路向、流派、人物本身都并不是纯粹为了推进某个叫作“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的东西而进行各自的言说，那么能够真正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现实中介，就是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中的实践问题，是他们所面对的具体社会问题的共同性，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和尺度上对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潮流进行交换、比较、反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从国外马克思主义诸多复杂的具体问题、诸多生动的理论内容、诸多特色的话语方式当中找到直抵人内心的共同经验和共同视野，特别是在中国视野当中抓住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相似问题的关系，强化问题意识，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现实问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动态性的把握，要以中国式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理解进一步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延展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视界相互结合的场域，挖掘出新的理论与现实的生长点，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放在统一维度上进行考察和研究，既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更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启示和经验借鉴。
要放在统一维度上进行考察和研究，我们就要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强调和前人、和旁人的差异性，与社会主义本身的普遍性相对而言。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依赖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但是过于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势必也意味着一种保守的倾向，将中国故步自封在一个特殊性构成的藩篱之内。特殊性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当然必须拒绝简单套用外国特别是西方的标准，包括经典作家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作出的许多具体论断，从而允许中国在自身的建设上保持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但是如果只强调这种特殊性，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局限在这个特殊性范围之内，会阻碍了中国本土经验的普遍适用性，从而也就让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无法走出去，发挥世界历史的影响力。为了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兰·巴迪欧曾经在特殊性（particularity）和独特性（singularity）之间作出的明确区分给我们以启示。巴迪欧指出，特殊性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知识，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这种知识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而独特性强调的是一种全新的创新性实践，“它摆脱了所有界定性的描述”，特殊性强调的是具体的文化特征和人口属性，独特性“颠覆了这些特征，让每一种既定的描述无效”。独特性是一个不能用通常的规范性标准来衡量的新生事物，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创造性经验，这种经验摆脱了所有现成的描述，因此它可以走出具体的地区和文化的限制，成为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理解为在当下中国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具有了某种普遍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来就不是对文化差异无限制的保留，而是积极创造出一个相对于全球化发展的独特的中国来。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代性问题的分析与探讨，结合中国的当代性问题开展深入的思想对话，为积极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的任务在不同阶段上发挥不同的职能，也就决定了我们几十年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阶段特点，决定了我们当下和未来的前进方向。最初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瞭望国外的窗口。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简单地引介，发展为系统地脉络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已经初步超越了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的角度来主要关注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被视为对全世界范围内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的普遍性引入和介绍，让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充分了解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进步。而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的理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得不思考的参照系。如果不是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不可能如此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青睐，同时如果不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城市化问题、城市空间问题逐步在社会生活中凸显，那么大卫·哈维、亨利·列斐伏尔等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的相关成果不会在中国引起如此之大的共鸣。国外学者的思考，必然是面对他们所身处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思考，但同时也只有真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现实的理论，才能成为我们与之对话的对象。
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直面的、需要理论予以回应的问题，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普遍性问题，能否回答好进而解决好这些问题事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事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能否走向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的未来前景，因而我国的理论研究者更应该直面时代问题，发理论之先声，为解决问题贡献思想智慧，展现中国智慧的独创性。在这一意义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以当代性范式进行理论研究的整体设计和整体布局，通过解决民族化、个性化的问题，最终也要反过来证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能够为人类解决相似问题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从而展现出全面的、具有“关怀人类”视野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使命自然也就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即从之前的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意味着中国将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给出中国式的解答。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对外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时，并不是无所作为，相反，这一研究工作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积极介入，让全世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充分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与内涵，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的独特性创造。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绝不是仅仅限于“追星”式地只关注物理时间尺度上的“最新”国外马克思主义人物、流派、论著。有研究者指出，进入 21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哲学观念的变革，特别是 2005年我国正式在学科建设上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二级学科，这原本可以说是极大便利和保障了我们去全面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却大都放在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上，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所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相对被冷落，甚至有学者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无新话可说了。这一研究领域尽管此前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范式的限制，很难说我们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实质，长期停留在“资料评介”的层次上，并且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一般而言都是借用或引申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才得以建构起自身的新型理论体系的，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程度决定了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和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
我们非常赞同这种看法，但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在当代性的范式当中毫不放松对所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除了这些研究程度和思想谱系方面的理由，也还在于当代性下中国问题的决定性作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更加直接和密切的理论渊源，直接有助于透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结构性矛盾与内在弊端，其相较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新思潮、新言说直接呈现了整体性的资本主义批判维度和革命路径、革命动力、革命前途等方面的现实导引，可以有效地拓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和此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