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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围绕现实问题交锋砥砺,将有力促进其理论话语的自我完善

我们还需要注意,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次生灾难的突发挑战面前,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一致对外”批判资本主义和设想社会主义,其内部也经历了交锋砥砺,促进了自身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融贯性,增加了其理论批判的现实性力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阿甘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阿甘本围绕例外状态所进行的理论阐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但从此次疫情暴发以来,他对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例外状态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却引发了普遍争议,受到国外思想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激烈批判。由于阿甘本一开始基于错误数据而误判了疫情形势,所以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种凭空想象,并强烈批评意大利政府夸大了疫情的威胁,是借助传染的恐惧想象而制造例外状态,以“健康和公共安全”为名严重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迫使人们放弃一切人性和政治的信条。按照阿甘本的看法,具体的某个疫情或者病毒只不过是政治权力为宣告例外状态、实现更好治理而找到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使人们恐慌,由此以安全的名义接纳了严重限制自由的措施,合理化了例外状态。按照阿甘本一贯的批判话语体系来看,找到借口或理由宣告例外状态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套路,没有新冠病毒,资产阶级政府也会找到其他的借口或理由,例如此前资产阶级政府渲染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并借由“反恐”的理由来宣告例外状态就是如此,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类型情况的重演而已,实质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现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

显然,阿甘本把如此真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新冠病毒说成是被国家权力故意“发明”的或至少是被夸大和渲染的,不能不招致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人们纷纷将阿甘本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这种种说法判定为“傲慢且偏执的”,例如同样身处早期欧洲疫情重灾区的意大利哲学家兼记者保罗·弗洛雷斯·德阿莱斯(Paolo Flores d'Arcais)就发表文章《哲学与病毒》,径直以“阿甘本的呓语(farneticazioni)”作为副标题,并将阿甘本贬低性地称为“后哲学家”,认为他沉浸在了“平庸自恋”的妄想之中,强调当前人们需要的恰恰就是强制措施。 齐泽克也评论指出,阿甘本的反应代表着左派普遍立场的极端形式,阿甘本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事实,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危险性。齐泽克认为,没有任何政府会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而限制人们的自由,从而导致上万人死亡和经济危机,相反,种种迹象恰恰表明,国家权力在应对这场未知的灾难时也陷入了恐慌,施行紧急状态确实是被迫采取的措施(当然,齐泽克虽对政府采取的行动表示理解,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必须对权力本身加以控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 [1] ——这些批评意见显然是切中肯綮、直击要害的,甚至阿甘本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改弦更张,但在这种纷至沓来的批评意见面前也不得不适当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和表述,将政府“发明”流行病的说法修改为政府“利用”了流行病。

这些批评意见其实可以从几个不同层面来理解。

其一,是切中了阿甘本的哲学话语体系本身的后现代性偏执和偏见,揭示了他误判新冠肺炎疫情的认识论根源。阿甘本本人明确提出,科学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宗教”,“和其他所有宗教一样,科学宗教也可能生产迷信与恐惧”,因而按照这种叙事模式,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管控政策措施,就无非是在医生、科学家和专家的“科学宗教”迷信帮助下,让人们因为恐惧生物性生命的失去从而接受了政府的封城禁令和例外状态的各种限制,最终阿甘本得出误判的结论,即疫情下的例外状态被政治常态化了,封城模式是产生赤裸生命的大规模的区域监控。而在其他左翼人士的批判意见看来,阿甘本的这种立场和方法其实就是在“迷信反科学” [2] ,或者正如某些中国研究者所直言不讳指出的那样,是“为了哲学而哲学”,“否定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以成全哲学的深刻”。 本来,对于现代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的地位进行揭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的现代性进行批判的重要进路,也是我们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关照中国现实的重要议题,可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同关注的理论交集。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的主流见解并不是要认为现代性具有“原罪”,并不是对其片面地加以否定——“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 ——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追求另一种社会制度、另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另一种价值观念。

贯穿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功实践当中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正是一种合理形态的现代性存在方式,内在地嵌入了“科学”的文明要素:“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我们秉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无论是抢建方舱医院,还是多条技术路线研发疫苗;无论是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还是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弘扬,都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所得出的基本理论立场,也是为了批判性地改造原本利用资本元素、资本原则、资本建制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文明成果,不是以某种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式的流风余韵框定现代,而是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相呼应的,是要正面地构建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对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就要求有一种现代化大生产所内在地导出的科学发展之路。我们结合着现代性及其困境问题在中国从征兆、预判逐步转变为现实的状况,借鉴吸收着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相关理论成果在内的有益指导,积极地寻找出现现代化进程中相关负面效应(包括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资本逻辑消费主义对人生存状态的“单向度”塑造等)产生和扩张的真实原因,并且想方设法消除这些原因,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这个消除的必由之路,也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其二,这些批评意见切中了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话语的方法论缺陷,即正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阿甘本的叙事代表了一种左派普遍立场的极端形式,而脱离了具体的事实。我们之前年度的发展报告中也提到过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对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话语的判断,即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侧重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权力机制对人的控制,这一思想路向有别于哈特、奈格里、埃斯波西托等人所侧重的“解放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虽然这种“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超出了西方主流政治学以契约与法权为前提理解政治的基本框架,揭示了西方国家权力运转的真实状态是国家治理技术,但这种视角把国家治理技术对生命的管理看作权力源泉、体现出了一个维度上的深刻性的同时,也就有可能存在着简单化的风险,可能把主权者通过悬置法律制造出例外状态、使人成为不被法律保护的情形,简单套用在当下每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历史进程身上。阿甘本的思想直接承自晚期福柯的思想遗产,而福柯是于 1974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讲授课程时发现一部分医生参与到了帮助军政府设计酷刑的工作中,从而才在之后的讲座中开始使用“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用以对当代西方社会治理技术进行揭示,尤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

21世纪以来,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瞄准全球国家政治当中治理技术的普遍化趋向,考察生命权力在当代政治领域的具体展开,但这种考察仍然不能脱离现实政治展开的具体情境。我们知道,阿甘本作出相关批判其最深层的恐惧和忧虑是例外状态下的法律失范被规范化,即特殊情境下政策的常态化以及民众对此的接纳,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来源于德国从魏玛时期到纳粹时期频繁甚至持续地制造紧急状态、悬置魏玛宪法的历史事实。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和绝大多数同时期的欧洲思想家一样,阿甘本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和反思决定了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但这个合理的起点并不当然就导致合理的推论,“当阿甘本沿着福柯的政治治理分析路径进行权力机制批判的时候,策略之一就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制造范畴之间的对立。……然而,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与政治现实并不总是同一的。”“在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的截然二分中,阿甘本将真实的国家社会历史凝固化并理想化。”

其三,无论是阿甘本一开始所谓的政府“发明”流行病的说法,抑或之后稍做修正改为政府“利用”了流行病的表述,都指向了一个单一主体的自主行为,而正如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批评意见所说的,其实在疫情防控问题上应当指向的是系统而非单一主体:这里“没有任何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算计或是国家权力的滥用……唯一起作用的是共通互联的一般规律,对它的控制正是技术-经济力量所要达到的目的” [3] 。如果我们要把脉 2008年金融危机后弥散全球的经济危机、债务问题、生态环境恶化、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多元民主与平权运动迭起、标新求异的社会风气与文化观念拥至、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甚至普遍社会灾难等一系列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时代之新、社会历史之新、资本主义规制与秩序之新,以及从理论内容上把握新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话题、概念、思路之新,这就需要明晰,正是随着现当代资本的积累与扩张的不断推进,作为经济因素诸多变量的其他权力关系才都取得了各自的新形式,顺应现代性发展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虽铺设为与传统相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境,但其实质依然是在排斥与区隔的并行中以资本积累与利润最大化原则来规制人的观念与行为,并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

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存在的物质生产领域,仍然是现代性变化最基础的实在对象。在实践层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下正经历着直接物质生产向智识生产的转变,“数字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对资本主义的崭新界定亦展露出新的社会问题、思维方式与理论路向。在理论层面,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左翼理论进一步呈现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向《资本论》倾斜的趋向,在现代性批判中强化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凸显新的非人道主义批判立场。因而就需要学者们围绕现实情境中的文明新问题,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维度的回应,从“新生产模式”“新控制形式”“新大众文化”“新社会问题”等角度展开多元论证与探讨,在对资本主义霸权主义规定性的拆解中还原现代性的中立本质,拯救具有永恒自我更新的现代性精神。基于新时代生产生活的新现实要素而打开的新异化之窗,可以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主义新现象、新运行、新危机的前沿理论与批判理路。例如,哈特、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对当代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生产新本质特征的认识,即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向外扩张”和“向内挖掘”对工人的生活、情感、想象和欲望的控制和穿透,也正是在完成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扩张过程。

今天,以人工智能、大众媒体为主要形式的“新生产”“新异化”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关键起点,生产与消费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下以竞争、合作交替的形式操纵着对人类的主导权,不断塑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社会文化,掩盖霸权运行的真相。特别是智识化生产带来数字与符号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会带来社会权力关系的再造,以权威形式存在的传统权力形象,如宗教仪式、国家权威等,日渐被凸显内在向度的新控制形式所替代。这种新的权力关系诉诸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其运行方式诉诸对主体内在需求的导向,控制的对象不再是主体的实在身体,而是抽象的激情,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以强制性为特征的权威形象已经不复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不断发展,新型权力网络以意识形态、消费需求等内在形式对主体进行中介性操控,在鼓励大众参与的氛围中对主体的操控愈来愈成为多样化、隐形化的合法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全无根据,“人们如此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中,以至于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缩减为一种纯粹的生物状态,并且不仅丧失了其政治维度,而且失去了所有人性的维度” ,但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找出批判和超越的合理路径。

此外,政治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入侵还导致社会关系在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等维度形成更为显著的单向度形态。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统治的流行使得话语叙事取代经济支配,而寻求革命或改良的主体也从被经济关系规制的阶级整体变为身处不同霸权系统,并致力于寻求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形形色色的“社群”。毫无疑问,这种多元化的身份政治深受后现代主义解构元叙事、溶解本质主义倾向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难以发生的当下,公众基于特定身份寻求制度与法律保护也是更为紧迫的政治追求。资本主义权力的分散化、多元化使得克服资本主义霸权的斗争形态也失去整体性的外壳,演变为微观领域或称日常生活领域、社会领域的对话与协商,尤其表现为以种族、性别、生态等为主题的新社会运动。这些以种族、性别、生态等因素为依据的社会运动生产出带有显著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差异政治,试图在以反抗表征为话语规训的各类霸权体系以及表达理想生活方式的诉求中恢复被现代性压制的主体性,实际上呼应了后现代主义“事件”转向中所阐述的主体参与现有秩序之外的偶然性事件,在既有经验的不断断裂中实现主体性的持续生成。

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学术界也被激发出了对资本主义批判新进路的探寻。总的来说,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未消失,多元、繁杂的生产、消费情境不过是资本增殖途径的再一次拓宽,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依然是如何在新形势下准确把握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矛盾,如何积极保持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对抗性力量,以及如何尽早创造出替换资本主义市场激励机制的新制度安排。正如哈维用反问句所表达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不把目前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所蕴含的那些要素——惊人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解放出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和组织形式,以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与以往存在的任何事物迥然不同的东西?” 此外,在科学技术的冲击下,科学知识的民主化和现代社会权力的去中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科技精英取代官僚精英对整个社会施行统治固然是当下为资本主义服务、有助于资本主义存续发展的控制形式,但这一趋势也为权力结构注入更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它形成了权力网络的无中心性。

例如,我国有学者通过对大数据时代多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指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更多新型媒介和新型“信息机器”进入人们的生活,主体势必面临新的生成“场域”,正确理解“信息机器”与主体的复杂关系,以及对主体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批判理论的新课题。被嵌入数字网络中的每个主体看似能够作出自主的选择,可是实际上主体的选择已经被数据和算法预测,最终成为被数据所穿透的工具人。尽管如此,由于人类所遭受的数字异化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人类的生存与数字化和算法、智能等技术对立起来,甚至对数字化和算法技术产生抵触和反抗情绪,主张倒退到一个没有被数字技术玷污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形成一种生存方式的变革,人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尤其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来说,只要掌握数字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就能打破自近代工业化社会以来的世界格局,从而实现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甚至在全球化技术变革重心的转变,即通过这种数字化实力增长,实现国际势力的新均衡状态,并有望在这个新均衡状态之下去寻找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路径。

[1] See Slavoj Monitor and Punish Yes Please !,https://thephilosophicalsalon.com/monitor-and-punish-yes-please/.

[2] Paolo Flores d’Arcais, Filosofia e virus lefarneticazioni di Giorgio Agamben ,http://temi.repubblica.it/micromega-online/filosofia-e-virus-le-farneticazioni-di-giorgio-agamben/.

[3] Jean-Luc Nancy, A Much Too Human Virus ,https://www.journal-psychoanalysis.eu/a-much-human-virus/. klNJn8mGVRjgBA5K1Ofv+juqpncKEuSM9UU8CzgJqLc2vTvbQyhJ4HxvbVLqrTDr



五、顺应时代大变局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新动向,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开启当代性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事业都有了全新的时代定位和建设内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尤其会随着现实社会生活进入一个新时代而作出新反映、新创造、新引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那样:“要按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为当下的各个哲学社会科学子类赋予了新的使命,那么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指导思想进行学术考察和阐释的学科,就尤其要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的大问题、新内容,去研究和探索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话语表述。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在“借鉴国外”和“关怀人类”的任务方向上尤其要有侧重,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内容,提出本学科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态度,在新时代的问题引导下,系统吸收东西方理论研究历久弥新的思想成果,进行多维度、系统性、深刻性的研究: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明晰当下现实的真实面貌、关注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实现解放道路的有效构筑;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彰显各自理论的思想特质与价值关怀,在对话交流中实现理论的交融再生;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突破传统理论的藩篱,也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促进面向现实与未来的崭新理论的诞生。

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空前威胁的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众多理论路向、学术流派和代表人物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取向之下,以对理论宽领域多维度阐发和对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在理论和实践的广泛领域作出了各种创新努力,呈现出了空前热闹的繁盛之景。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向,基于现实生产和全部社会秩序的历史总体性开展资本主义批判,还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现实和多元化理论影响下以话语批判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叙事与革命路径追求,例如左派激进社会理论、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思潮和运动,它们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法,它们的理论和所指向的现实,都依然身处马克思的同一时代,是在马克思所划定的以利润最大化和人剥削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在应对世界变局和人类生存威胁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继续推进自己具有独创性的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无论从客观趋势上还是主观路径选择上,都必须要发挥出这种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同资本主义既有道路和形态的竞争当中发挥出自身的根本优势。就制度竞争和变革的新时代任务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功能仍然可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文明形态建设的有效参鉴。既要在历史语境下对各个流派进行点位式的理解、脉络式的把握,又要在问题导向和现代性实践与人类解放理想的实际张力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所深陷于的“经院主义”与“激进主义”交织的“乌托邦”困境进行超越,给出中国式回答。

我们可以注意到,最近几年,有若干位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人都提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尽管不同提倡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和侧重点的理解把握还不尽一致,但这其中所蕴含的学术自觉已经呈现出了时代担当,正切合了恩格斯所说的是术语的革命昭示着科学的革命。有研究者提出“当代性”概念可以从以下三种含义来进行一般化理解无疑是持平之论:一是指当代社会生活或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根本特质,也就是从制度、结构和存在形态等层面所把握的当代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形式中的一般规定性;二是指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核心精神或反映和体现这一核心精神的思想观念或价值观念,也就是从当代社会中凝练出的照亮当代社会精神生活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内核;三是当代社会中的人或社会本身在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维度下所体现出的特殊性质和品质,也就是在当下状态社会和人所呈现出的特殊规定性。 一句话,当代性就是当下时代在时空维度上的规定性,能够与其他时空维度条件下的规定性相互区别从而标识出自身,相应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也就是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立足当代,体现当代规定性的精神内核。

就这种最一般意义上的“当代性”而言,我们就是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流派和人物在独特语境下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民族性特质而提出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路向、新话语努力加以把握,包括从抽象观念的批判到资本逻辑的批判,再到社会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心理结构批判和人性分析的现代性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领导权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探索;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语境下提出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日常化、大众化、生活化策略及其具体设计;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终极理想与阶级甚至个体人的生存境遇结合起来的主体化经验,等等。在这些话题中,一些与中国社会相关联的问题的专门性研究尤为集中,比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政治权力角度,关注资本主义批判与政治权力、国家意识形态等问题;从科学技术层面,关注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共谋的内在关系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要求在社会中全面弥散的状况,资本主义批判与消费社会、资本主义批判与大众文化、资本主义批判与审美、资本主义批判与日常语言、资本主义批判与大众传媒、资本主义批判与景观社会、资本主义批判与符号修辞等,都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话题。还有对现代性状况下人们精神生活状况的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关注了现代性中的社会心理、人格结构、情感结构、精神生活等诸多问题,对全面审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相似问题提供某些参照和警醒。再如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地理唯物主义与空间问题、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市场交换关系中物化问题等的研究,也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的重要方面。

既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诸多路向、流派、人物的思想创作本身是追随着他们自己所居于的那个“当代”场景之中的,每一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正是面对当下场景中的现实问题,即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人类文明全景的最新现实问题,才形成了自己具有特异性的立场、观点、方法,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固然也是一项重大的、紧要的任务,但毕竟只要我们足够及时、全面地进行“追踪”式的研究,就总是能够捕捉到“当代”的新热点和新阐述,这其中的艰巨性更多是量的而非质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带来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的单调的无限增长特性所导致的。但是如果从更进一步的层面来看,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下所形成的,从区域的、国别的、民族的“历史”转化而来的“世界历史”并不是同一均质的,它的性质、特征、表现并不是直接给定的“普遍性”,而是需要在现实历史当中表现为一种“普遍化”的运动过程。因而其所存在的问题的表现也是一样,诸多路向、流派、人物处于不同的语境,形成了不同的思维,面对着不同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这种异质性似乎使得它们只能成为只有在纯粹理论研究领域、只有用思维的抽象力才能把握住的抽象的统一性,只是一种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类”的普遍性,而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同体”。这样,也就造成了我们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常见的以梳理思想脉络和整体谱系为主的主流研究方式,它撰写不同的思想家的引介,将他们用不同的线索贯穿为一个线性或树状的整体,这种研究喜欢谱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开展不同路向和流派的辨析评判。

上述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还不能停留于此,我国有论者提出外马研究的“当代性”范式,也正是要在同这种研究相对而言的意义上,倡导从这种纵向的时间轴的研究范式转向在一个时代的横剖面上的考察。 因为既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诸多路向、流派、人物本身都并不是纯粹为了推进某个叫作“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的东西而进行各自的言说,那么能够真正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现实中介,就是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中的实践问题,是他们所面对的具体社会问题的共同性,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和尺度上对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潮流进行交换、比较、反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从国外马克思主义诸多复杂的具体问题、诸多生动的理论内容、诸多特色的话语方式当中找到直抵人内心的共同经验和共同视野,特别是在中国视野当中抓住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相似问题的关系,强化问题意识,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现实问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动态性的把握,要以中国式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理解进一步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延展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视界相互结合的场域,挖掘出新的理论与现实的生长点,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放在统一维度上进行考察和研究,既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更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启示和经验借鉴。

要放在统一维度上进行考察和研究,我们就要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强调和前人、和旁人的差异性,与社会主义本身的普遍性相对而言。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依赖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但是过于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势必也意味着一种保守的倾向,将中国故步自封在一个特殊性构成的藩篱之内。特殊性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当然必须拒绝简单套用外国特别是西方的标准,包括经典作家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作出的许多具体论断,从而允许中国在自身的建设上保持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但是如果只强调这种特殊性,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局限在这个特殊性范围之内,会阻碍了中国本土经验的普遍适用性,从而也就让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无法走出去,发挥世界历史的影响力。为了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兰·巴迪欧曾经在特殊性(particularity)和独特性(singularity)之间作出的明确区分给我们以启示。巴迪欧指出,特殊性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知识,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这种知识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而独特性强调的是一种全新的创新性实践,“它摆脱了所有界定性的描述”,特殊性强调的是具体的文化特征和人口属性,独特性“颠覆了这些特征,让每一种既定的描述无效”。独特性是一个不能用通常的规范性标准来衡量的新生事物,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创造性经验,这种经验摆脱了所有现成的描述,因此它可以走出具体的地区和文化的限制,成为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理解为在当下中国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具有了某种普遍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来就不是对文化差异无限制的保留,而是积极创造出一个相对于全球化发展的独特的中国来。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代性问题的分析与探讨,结合中国的当代性问题开展深入的思想对话,为积极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的任务在不同阶段上发挥不同的职能,也就决定了我们几十年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阶段特点,决定了我们当下和未来的前进方向。最初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瞭望国外的窗口。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简单地引介,发展为系统地脉络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已经初步超越了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的角度来主要关注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被视为对全世界范围内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的普遍性引入和介绍,让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充分了解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进步。而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的理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得不思考的参照系。如果不是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不可能如此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青睐,同时如果不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城市化问题、城市空间问题逐步在社会生活中凸显,那么大卫·哈维、亨利·列斐伏尔等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的相关成果不会在中国引起如此之大的共鸣。国外学者的思考,必然是面对他们所身处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思考,但同时也只有真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现实的理论,才能成为我们与之对话的对象。

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直面的、需要理论予以回应的问题,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普遍性问题,能否回答好进而解决好这些问题事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事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能否走向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的未来前景,因而我国的理论研究者更应该直面时代问题,发理论之先声,为解决问题贡献思想智慧,展现中国智慧的独创性。在这一意义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以当代性范式进行理论研究的整体设计和整体布局,通过解决民族化、个性化的问题,最终也要反过来证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能够为人类解决相似问题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从而展现出全面的、具有“关怀人类”视野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使命自然也就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即从之前的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意味着中国将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给出中国式的解答。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对外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时,并不是无所作为,相反,这一研究工作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积极介入,让全世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充分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与内涵,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的独特性创造。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绝不是仅仅限于“追星”式地只关注物理时间尺度上的“最新”国外马克思主义人物、流派、论著。有研究者指出,进入 21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哲学观念的变革,特别是 2005年我国正式在学科建设上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二级学科,这原本可以说是极大便利和保障了我们去全面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却大都放在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上,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所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相对被冷落,甚至有学者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无新话可说了。这一研究领域尽管此前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范式的限制,很难说我们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实质,长期停留在“资料评介”的层次上,并且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一般而言都是借用或引申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才得以建构起自身的新型理论体系的,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程度决定了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和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 我们非常赞同这种看法,但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在当代性的范式当中毫不放松对所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除了这些研究程度和思想谱系方面的理由,也还在于当代性下中国问题的决定性作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更加直接和密切的理论渊源,直接有助于透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结构性矛盾与内在弊端,其相较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新思潮、新言说直接呈现了整体性的资本主义批判维度和革命路径、革命动力、革命前途等方面的现实导引,可以有效地拓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和此岸性。 klNJn8mGVRjgBA5K1Ofv+juqpncKEuSM9UU8CzgJqLc2vTvbQyhJ4HxvbVLqrT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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