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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左翼人士乃至于愈来愈多的全世界有识之士来说，中国之“治”、中国之“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所展现的优势不仅仅是作为某种外在的佐证和外部的吸引力，而且也是启示他们积极考察和吸纳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内在地开展一种以全人类福祉为指向的切实有效的积极理论建构乃至实践建构，最终助力形成一种真正超越于资本主义的人类生存样态。我们回顾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的几十年发展历程，可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长期以来的生命力源泉，它长期以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于，能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考察和吸纳国外的智慧，切实有效地利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和中国的大变局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性质和任务定位也必然会有比过去几十年间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在今天，除了从继续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获取助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资源，除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比较分析，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还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走出国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呼应，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和人物也将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有为表现相呼应，共同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长河当中 21世纪的最新辉煌篇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广大的左翼人士首先当然要立足自身的基地之上批判资本主义、反抗资本主义，开展对于资本主义一贯本质和当下新型问题的批判，以及开展对“另一种社会”的替代性方案的思考乃至探索性实践。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然构成了 21世纪人类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新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路径，也就可以为全人类的生产、交往和全部社会生活的合理形态提供出有效的示范和方案的导引。当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自身的基地之上进行的事业普遍遭遇重重阻力的同时，不断积累着现实成功经验和愈来愈呈现出对比示范效应的中国道路，显然就能够在全球深陷现代性困境、人类文明遭遇生死存亡性威胁的21世纪的当下，提供不可或缺的视角和资源，成为极富说服力和引领性的智慧和方案。从国内学者在上述论题上持有基本一致的总立场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导向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以对构建新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极富价值的中国经验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无疑是当下及未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进路和现实使命。
有论者归纳，20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了 20世纪的世界历史，但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进行研究中心的转换，将中国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纳入理论视域，并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寻求人类性问题的解答思路。究其缘由，自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及其带来的世界历史性变化，使“中国问题”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21世纪的世界范围、全人类范围问题的解决，需要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同样，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建立在世界人类性问题解决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说，无论是从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还是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中国问题”都是 21世纪不可绕过的一大核心问题。
我们非常赞同这种观点，2020年的生动历史也再次证实了该论者年初发表出来这一观点切中要害。
正如习近平所反复强调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21世纪的中国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将成为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根源。在 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抓住了“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
这个根本的社会性质规定，追溯到了生产领域中“资本－劳动”的矛盾对立问题，以此才实现了世界观的革命，使得社会主义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其后在 20世纪前半叶，列宁主义之所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根源就在于抓住了帝国主义的时代本质，抓住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同样，在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开辟，其首要的前提就是源于邓小平更新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作为对新时期、新时代的理论回应。
而在 21世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也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现实当然也就再一次提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像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抓住新的问题样态，在理论上进入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个新形态，包括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既往成果作出重大创新变革。党的十九大总结了国内之变，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历史阶段的规定性集中体现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上，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种矛盾间的转变过程高度浓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路”，概括了四十多年来的建设内容和成果；新的主要矛盾态势又统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去路”，即督促着我们着力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主要方面，以此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此同时，对于世界范围之变，习近平又强调：“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
可以说，在国内外这种全面的变局之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沿着“问题”与“主义”之间辩证的方法论逻辑，切实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一阶段上的理论创新成果，这必然是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既有成果作出的进一步重大发展创新，而且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进程上对既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作出重大发展创新。在新的时代阶段和问题形态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最新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同时，这一新思想还是 21世纪世界整体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最为鲜活的力量，它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而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日益强大，中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底蕴积极地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力量，可谓正当其时。这其中，首先是要与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与人民一道，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文化乃至于军事、外交等既有文明规范的维护与修复，中国道路的开辟和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在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中发展自己，中国今后仍然要在开放和交流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越来越积极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履行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与此同时，构建全球治理的新体系、新秩序，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行体系的扬弃，特别是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示范效应，乃至中国要积极为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道路贡献自己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要日益面对同现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秩序的利益博弈关系，实际上存在着新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制度竞争和斗争问题。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理论蓝图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基础就是中国道路在现实当中越走越宽广，正如习近平面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发展的“模式”问题众说纷纭之际所一锤定音宣示的那样：“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现实道路的“中国模式”，是中国在自身开拓前进过程中给出了现代化和文明发展的具体样式、详细图景的意义上的一种“模式”，这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呈现了社会主义另一副看得见、摸得着的模样，这也就是中国道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一种当代方案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今天需要适时用实践优势和理论力量来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人类对于更为美好的社会制度的追求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在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同样也具有国际主义的担当。
如果说俄国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批判和革命方略指引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直接关系问题上的方向困惑，并通过苏联模式的现实选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初步地回应了这个难题并留下了不少遗憾和缺陷，那么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亟待思考，我们在扎实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如何回应那些想要突破资本主义藩篱、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自己不搞“输出革命”，但中国仍然需要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普遍化进程提供思想理论的帮助和实践的支持，这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的中国方案，从制度展示和示范的角度，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相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定位，引导其他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一样走自愿选择的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以说，在这一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具体历史事件当中，在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对比面前，有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都领会到了这一点，他们纷纷从中国在抗疫斗争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和大国风范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底色，坚定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中蕴含着应对疫情危机的出路，并提出了一个被西方世界假装看不到的问题：“如果疫情真的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瘫痪，我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竞争和私利能使人类免受疫情、战争、饥饿和气候变化的侵袭，摆脱自我毁灭的结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许是时候关注一下中国了，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另一条道路的可行性。”
在此基础上，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同程度地超出了新冠肺炎疫情议题本身的范围，进而呼吁人们应当重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方案，并呼吁全球左翼力量也需要在疫情危机的警示下走向联合，应该组成全球抗击疫情的共同体，探索多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挽救人类根本命运的措施。可以说，现实是最生动的教材，是最无情的检验，也是最有力的推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 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必将在 21世纪的当下现实的生动延展当中，不断呈现出自身的真理力量和此岸性，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话语和我们对其的追踪研究，也必然要与这一整体性事业同频共振。
近年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始终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43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精神，不断加强了批判性地研究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合理因素的工作，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言说和实践探索作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资源。而无论是 2020年度以来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具体斗争，还是新时代以来整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启示我们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启示和推动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宏观进程中，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需要不断强化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使命意识，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历史伟大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继续发挥自己的重要能动作用，不断加深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战斗，对社会主义合理形态的设想，始终是贯穿起马克思主义统一基地与中国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联系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要自觉担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要更好地从“制度竞争”的高度来明确问题意识，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议题，为构建 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为推动 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理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