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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对疫情进行评论和思考的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他在2020年 1月 22日发表了《我的武汉梦想》一文，2月 4日他又发表了《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表达了对中国暴发疫情的高度关切和对国际种族主义的批判。随即，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 2月 25日至 3月 27日发表的五篇系列文章和访谈集中探讨了紧急状态、生命政治和社会监控的议题。很快齐泽克和阿甘本的文章在西方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德籍韩国裔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等激进左翼学者就全球疫情、免疫、共同体等问题展开讨论。3月以来，意大利左翼思想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美国政治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法国左翼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著名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新左翼思想家罗萨等人，也纷纷就疫情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政治、新自由主义和抗疫中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自 1月 22日齐泽克发表第一篇反思疫情的文章至今，西方左翼思想界已经有二十多位顶尖级的学者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访谈，共三十余万字。从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书籍来看，一些著作陆续问世，包括齐泽克的《病毒：灾难与团结》
[1]
《大流行：新冠疫情震动世界》
[2]
《大流行 2：失却时代的编年史》
[3]
，戴维斯的《怪物来了：新冠、禽流感与资本主义瘟疫》
[4]
，阿甘本的《我们何所在？作为政治的流行病》
[5]
等。国外主流左翼学者纷纷发声，在网络报刊、广播、访谈中就疫情全球化下的生命政治、例外状态、共同体反思、数字社会和加速社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反思。
2020年 2月，意大利暴发疫情以来，政府对疫情防控的举措越来越严厉，采取了封城和逐步封国的政策。阿甘本在《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 [6] 、《论感染》 [7] 、《反思瘟疫》 [8] 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疫情引起的各国例外状态限制了人们生活的自由，保持社交距离则使人们丧失亲密交流的感受，疫情防控是一种新的例外状态。由于阿甘本一开始基于错误数据误判了疫情形势，所以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种凭空想象，意大利政府夸大了疫情的威胁，是借助传染的恐惧想象而制造例外状态，借此来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迫使人们放弃一切人性和政治的信条。同时他认为，在医生、科学家和专家“科学宗教”迷信的帮助下，人们恐惧生物性生命的失去，接受了政府的封城禁令和例外状态的各种限制，疫情下的例外状态被政治常态化了，封城模式是产生赤裸生命的大规模的区域监控。阿甘本坚决要捍卫公众自由，他的观点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议。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支持阿甘本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生活在过度反应的时代”，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处于一种超敏感状态，人类活动被迫中止，人们在想象中扩大了恐惧。他甚至认为小孩子天生具有一种特殊免疫力，会保护他们免受病毒的攻击，因此政府根本没有必要采取停课和关闭学校的措施。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行动过剩，人类压力应激系统过于忙碌，当权者的“集体超我”的母性义务泛滥，政府在“医学统治”的善意外表下对人们进行“安全统治”。斯洛特戴克指责说，当权者的行动根本没有必要，因为病毒是自然变异的结果，即使没有新冠病毒，每天仍会有一些人死亡，新冠病毒只是人类日常死亡的众多化名之一，死亡人数不会比以往的流感更多。不过他也相信，欧洲各国的例外状态政策会在疫情结束后自动取消，欧洲贸易和全球化进程不会结束，很快会恢复。 [9]
意大利哲学家保罗·达凯斯 [10] 则在题为“哲学与病毒：吉奥乔·阿甘本的幻觉”的文章中嘲讽阿甘本作为“后哲学家”，在疫情面前失掉了常识。文艺复兴时期的曼佐尼是希望政府重视控制瘟疫，找出病原体，而阿甘本却指责政府因想象恐慌而采取过度措施。达凯斯认为，每个人都可能存在感染病毒的风险，所以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之前控制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隔离。政府是迫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和医学、科学界抗疫的要求，而不得已采取了封城的禁令，但是从对疫情的反应来说，政府还是控制疫情太慢了，措施不到位。 [11]
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比较清醒地看到了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危险事实，人们的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南希是阿甘本的老朋友，他批评阿甘本将普通流感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死率混为一谈。在当时，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真正的威胁是存在的，而绝非政府故意制造和想象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中，病毒已经带来一种生物学、信息学和文化的“例外状态”，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中的规则。南希指出，新冠病毒是全球化的产物，瘟疫从曾经被视为神的惩罚转变为人的内生性疾病，这需要更多人性上的思考。在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蔓延的形势下，根本不存在当权者的算计和国家权力的滥用，因此在南希看来，批评政府的行为是分散抗疫精力，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反思。 [12]
意大利哲学家、左翼政治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
在意大利封城之初，就指出政府官员和民众没有高度重视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传播力。他批评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比较差，医疗和公共卫生安全系统比较脆弱。政府尽管采取了禁足等措施，但不够严格，虽然封闭了学校，但舞厅和咖啡馆依然开放。由于早期对疫情不够重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政府、大区和民众之间不协调行动，导致疫情失控，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不仅有目前的卫生系统和医疗物资短缺的困难，而且还面临将来大量的失业人员、经济危机，旅游业、农业等整个产业链几乎被摧垮，还有巨大的债务危机等。
[13]
左翼思想家、激进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齐泽克认为，阿甘本的反应代表着左派普遍立场的极端形式，阿甘本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因为他没有看到事实，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危险性。齐泽克称，没有任何政府会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而限制人们的自由，从而导致上万人死亡和经济危机。而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权力在应对这场未知的灾难时也陷入了恐慌，施行紧急状态是被迫采取的措施。虽然齐泽克对政府采取的行动表示理解，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必须对权力本身加以控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 [14]
生命政治作为一种对治理术、资本权力、主权权力的理论反思和社会批判，随着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又重新回到学者们的热议话题中。尽管阿甘本这次的言论让他饱受争议，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的“至暗时刻”，可他仍然坚持认为，现代政治从头到尾就是生命政治。
在阿甘本看来，政府的目标就是维持对社会的控制，所谓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政府为限制人们自由而找到的“理想借口”。疫情清楚地表明个人与政府之间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人们主动接受政府对个人的限制以寻求安全，反过来政府让人们产生对安全的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以至于人们的生命被压缩到了纯粹生物状态，既失去了政治维度，也失去了人的维度。
[15]
意大利左翼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是生物生命与政治介入的直接连接，在当代的生物技术、恐怖袭击、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已经成为事实。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席卷下，生命政治经历了三种重要的转向：第一，生命政治的对象从单独的个体转向了特定的人口区块；第二，生命政治是政治医学化和医学政治化的双重动态过程；第三，当政治与生命生物相结合时，一般的民主程序开始向带有突发事态性质的机制偏移。 [16] 埃斯波西托在接受《共和报》记者采访时 [17] ，结合着他的著作《免疫：生命的保护与否定》 [18] 谈论了新冠病毒与免疫体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机体，身体和共同体都具有免疫系统的特性，即通过自身免疫系统的启动来保护内部环境不受外来病毒的侵袭。但是带有保护生命职责和功能的免疫系统与消灭病毒之间应保持平衡，一旦防卫超出了界限，则会造成有机体自身的崩溃。
希腊左翼思想家帕纳吉奥蒂斯·索蒂里斯
则思考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在他看来，阿甘本等学者把紧急状态机械地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形式：一种像中国一样的“威权主义生命政治”，依靠国家力量全面动员和控制疫情；另一种是欧美国家“自由地依照人们的意愿作出理性的个人选择”的紧急状态。在欧美国家显然缺乏政府应有的力量，公共健康的基础设施无法应对大流行，因此降低病毒扩散的隔离和封城措施是必要的，这也是 19世纪以来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情况下对付疫病传染的基本手段。索蒂里斯基于福柯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民主的生命政治”，即不以强制的手段而以个人与集体结合自愿的方式来进行。在流行病爆发时，通过民主协商的集体决定形成一种社会规范，强调个人与他人的伦理责任，自觉地减少外出并保持社交距离，强调个人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协商团结，共同面对病毒传播的恐慌，而要使这种民主的生命政治成为可能，就需要知识的民主化，保障获取知识的途径和集体决策过程，而不单单是依靠政府威权的力量和医学科学家、专家的权威。
[19]
意大利左翼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根据当下疫情局势作出了判断，认为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局限性已经完全暴露。他从生产关系展开分析，认为新自由主义就像一个“罩子”，控制着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如今这种相互性的生产关系受疫情影响遭到了严重破坏，其中的社会性、生产、财富、自然生命等机制被阻断和重组，而原本试图掩盖这一点的资本主义关系被认为是现实发展的阻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紧急状态，与之相伴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也在反复上演。奈格里预测在这场流行病结束之后，欧洲将会团结起来，原有的欧洲卫生系统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败坏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但重新修复公共护理防护体系将成为解决此次危机的一个突破口。在他看来，我们应该重新占有共产（comune）的社会再生产，而不必再受困于凯恩斯主义，可以在重建共产组织再生产的组织上采取行动。 [20]
齐泽克在《今日俄罗斯》的两篇时评中，发表了对共同体的相关看法。他在文中指出，新冠大流行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使全球都在接近一种医疗战争的状态。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国家禁止医疗用品等出口，标志市场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局限。面对这场新冠大流行的威胁，齐泽克认为我们必须要作出最终的选择：要么制定残酷的丛林法则，要么通过全球协作重塑共产主义。而当前的危机清晰地表明，只有全球团结与合作才更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生存，新冠大流行推动着我们走向团结。齐泽克要谈论的不是旧式的共产主义，即某种能够调控经济，甚至在必要时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的全球性组织，他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方案是寻求一种政府干预，采取集体信息共享和全面协调的多边合作机制。 [21]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
在接受《新观察家》采访时表示，自 20世纪末全球化发端以来，生态、经济、核武器等危机已经将人类的生存连接在一起，创造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其实早就存在，只是人们对它充满疑虑，从而投向了民族或宗教利己主义以寻求庇护。如今，新冠病毒加剧了卫生危机，人们突然惊醒，意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医生和科研人员加强了国际联合，它以紧迫而悲怆的方式照亮了这个命运共同体。莫兰认为，面临全球化导致的全面危机，人类必须要加强团结，达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新冠病毒启示人们，必须作出一些改变，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即抛弃新自由主义教条，探索一套能保障并加强公共服务的一套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的新政。否则，人类的危机只会进一步恶化。
[22]
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从东西方文化差异出发，分析了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更见成效。他指出，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国家组织更严密，民众更信任政府，更愿意服从和顺从。更重要的是，政府动用了数字技术监控、专家构成的数字调查和大数据分析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韩炳哲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废除了现实，各种假新闻和深度伪造的“后事实”时代使得人们对现实无动于衷。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人们对病毒的恐慌反应也是由于数字和信息过载所导致的。尽管数字监控为控制疫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担忧欧洲也许会接受中国和韩国这样的数字监控机制，紧急状态将成为常态。 [23]
以色列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对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作出了设想，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面临着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各国政府在疫情下作出的决定，可能会在未来改变世界。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一些政府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这将会使“皮下监视”转向正常化。如他分析所言，传统社会无法实现对大众的全面监视，但目前数字技术的运行使得全面监控可以成为现实。新型监视设备、面部设备摄像头、智能手机、生物识别手环等都组成了强大的全覆盖的监控社会。未来还可以安装随时监测人们生物学特征和医疗状况的手环，社会监视不仅在描绘人的行动轨迹，而且还可以监测人的体温、心跳、好恶和情绪，甚至操纵我们的行为感受。他呼吁政府既要增加公民对于科学、公共权威和媒体的信任，同时利用新技术给予公民更多权力。
[24]
德国新批判理论家罗萨认为，现代社会一直处在加速之中，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社会发展遭到大幅度减速，使全球影响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在急剧缩小。伴随着病毒的出现，这种新型病毒的不可知、不可控使人们深深地感到不安。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疫情中发生了改变，体验到了更多的异化感，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遭到破坏。但从另一方面讲，在社会危机中也存在着机会。人们可以通过两种选择：使一切得到控制，或再次倾听自己和整个世界，即采用一种所谓“共鸣”的方式来使破坏的关系重新得到修复。 [25]
[1]
Slavoj
，Salvati Valentina，
Virus
：
catastrofe
e solidarietà
，Ponte alle Grazie，2020．
[2]
Slavoj
，
PANDEMIC
！：
COVID
－19
Shakes the World
，Polity，2020．
[3]
Slavoj
，
PANDEMIC
！
2
：
Chronicles ofa Time Lost
，Polity，2021．
[4] Mike Davis， The Monster Enters ： COVID－19 ， Avian Flu and the Plagues of Capitalism ，OR Books，2020．
[5] Giorgio Agamben， A che punto siamo ？： L ’ epidemia come politica ，Quodlibet，2020．
[6] Giorgio Agamben， Lo stato d ’ 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 ’ emergenza immotivata ，https：／／ilmanifesto．it／lo－stato－deccezione－provocato－da－unemergenza－immotivata／．
[7] Giorgio Agamben， Contagio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contagio．
[8] Giorgio Agamben， Riflessioni sullapeste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riflessioni－sulla－peste．
[9] See Peter Sloterdijk， Le système occidental va se révéler aussi autoritaire que celui de la Chine ，https：／／www．lepoint．fr／politique／sloterdijk－le－systeme－occidental－va－se－reveler－aussi－autoritaire－que－celui－de－la－chine－18－03－2020－2367624＿20．php．
[10] 保罗·达凯斯（Paolo Flores d’Arcais），意大利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MicroMega 杂志编辑。
[11] See Paolo Flores d’Arcais， Filosofia e virus ： lefarneticazionidi Giorgio Agamben ，https：／／www．ilfattoquotidiano．it／2020／03／23／coronavirus－anche－intellettuali－attenti－possono－perdere－il－senso－della－realta／5746004／．
[12] See Jean－Luc Nancy， Eccezione virale ，https：／／antinomie．it／index．php／2020／02／27／eccezione－virale／．
[13] 与杰涅罗索·比柯涅（Generous Picone）的访谈，2020年 2月 7日刊登在意大利《新普利亚日报》（ Nuovo Quotidiano di Puglia ），https：／／www．quotidianodipuglia．it／regione／coronavirus＿cacciari＿follia＿psicosi＿colletiva＿italia＿puglia－5078034．html。
[14]
See Slavoj
，
Monitor
and
Punish
？
Yes
，
Please
！
，https：／／thephilosophicalsalon．com／monitor－and－punish－yes－please／．
[15] See Giorgio Agamben， L ’ invenzione di un ’ epidemia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l－invenzione－di－un－epidemia．
[16] See Roberto Esposito， Ipartiti e il virus ： la biopolitica al potere ，https：／／rep．repubblica．it／pwa／commento／2020／02／28／news／i＿partiti＿e＿il＿virus＿la＿biopolitica＿al＿potere－249847971／．
[17] See Roberto Esposito， La politica non può essere governata dai medici ，https：／／rep．repubblica．it／pwa／locali／2020／03／24／news／coronavirus＿il＿filosofo＿esposito＿la＿politica＿non＿puo＿essere＿governata＿dai＿medici－252135455／．＿
[18]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Protezione e negazione della vita ，Einaudi，2020．
[19] See Panagiotis Sotiris， Against Agamben ： Is a Democratic Biopolitics Possible ？ ，https：／／criticallegalthinking．com／2020／03／14／against－agamben－is－a－democratic－biopolitics－possible／．
[20] 奈格里与意大利电台 Radio onda d ’ urto 中的连线，2020年 3月 21日，https：／／www．radiondadurto．org／2020／03／21／coronavirus－la－fase－attuale－ed－il－futuro－lintervista－a－toni－negri／。
[21]
See
Slavoj
，
Coronavirus is
‘
Kill Bill
’－
esque blow to capitalism and could lead to reinvention
ofcommunism
，https：／／www．rt．com／op－ed／481831－coronavirus－kill－bill－capitalism－communism／；
Global communism or thejungle law
，
coronavirusforces us to decide
，https：／／www．rt．com／op－ed／482780－coronavirus－communism－jungle－law－choice／．
[22] 与David Le Bailly和Sylvain Courage的访谈，2020年 3月 18日刊登在法国《新观察家》（ L ’ Obs ），https：／／www．nouvelobs．com／coronavirus－de－wuhan／20200318．OBS26214／edgar－morin－le－confinement－peut－nous－aider－a－commencer－une－detoxification－de－notre－mode－de－vie．html。
[23] See Han Byung－Chul， Wir dürfen die Vernunft nicht dem Virus überlassen ，https：／／www．welt．de／kultur／plus206681771／Byung－Chul－Han－zu－Corona－Vernunft－nicht－dem－Virus－ueberlassen．html．
[24] See Yuval Noah Harari， 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 ，https：／／www．ft．com／content／19d90308－6858－11ea－a3c9－1fe6fedcca75．
[25] 与埃琳娜·马泰拉（Elena Matera）的访谈，2020年 3月 24日刊登在德国《每日镜报》（ der Tagesspiegel ），https：／／www．tagesspiegel．de／politik／soziologe－hartmut－rosa－ueber－covid－19－das－virus－ist－der－radikalste－entschleuniger－unserer－zeit／256721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