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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中的列宁主义是一个老问题。卢卡奇是一位列宁主义者，当他曾经的“左倾”幼稚病受到列宁批评时，当他反思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时，他写作了题为“列宁”的小册子，总结了列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经验，尤其突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革命的哲学，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列宁哲学正是革命的哲学。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曾指出，马克思和列宁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阶段——科学和行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列宁是组织者、行动者和世界观的传播者。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从广义上仍然属于列宁主义哲学，但自从梅洛－庞蒂在 1955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历险》中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对立，这个问题就显得复杂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20世纪 60年代西方“列宁学”开始形成。从总体上说，西方学界的“列宁学”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路向：一是以罗伯特·瑟维斯为代表的否定性路向，二是以齐泽克为代表的肯定性路向，三是以凯文·安德森为代表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研究路向。
受到国外“列宁学”研究的启发，国内学者张一兵较早地提出了“回到列宁”的口号，主张将符号文本层解释与互动性的意义场理解、生产性文本阅读的思想构境结合起来，创立了文本构境理论。在这种阅读方法的指引下，张一兵提出列宁的伯尔尼笔记形成了可以比肩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
2020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尤其是俄罗斯学界举行了诸多纪念列宁的活动，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代表性的有《列宁：世界革命领袖》《论列宁主义的俄国特色》《弗拉基米尔·列宁：时代伟人》等。国内学界翻译了其中代表性论文，对西方“列宁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追踪研究了西方“列宁学”的最新进展。张传平在《尼尔·哈丁与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中指出，尼尔·哈丁作为当代著名的西方“列宁学”家，其重要理论贡献是把西方“列宁学”的研究重点从《怎么办？》转移到了列宁的经济和社会分析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等，实现了西方“列宁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尼尔·哈丁驳斥了西方“列宁学”占主导地位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治偏见，重新阐释了列宁和列宁主义。
齐泽克在《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中指出，要在最激进的意义上大声呼唤列宁，重新激活列宁的遗产就是重新发明真理的政治学。所谓真理的政治学就是行动的政治学，就是彻底打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神话的政治学。齐泽克主张“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这指的是列宁当年对资本主义虚假自由民主制度的批判在今天依然有效。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资本主义将一切反抗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力量都化解为宽容问题，都化解为一种伦理诉求，一种忍受痛苦和耻辱的诉求。当统治阶级开始摆出宽容的姿态，倾听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诉求时，也就拔掉了他们的政治性毒刺。“体制无疑是普遍的、开放的、宽容的、面向所有人的；即使有人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也在特定的商谈形式中被拔除了身上的政治性毒刺。”
因此，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在自由民主框架下的宽容，捍卫列宁的“不宽容”，激活一个正在来临的列宁。针对齐泽克对列宁主义的复兴，学界进行了批判性研究。李西祥在《从列宁到行动：齐泽克革命观的批判与反思》中分析了齐泽克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框架的彻底批判，指出了回到列宁就是回到革命行动，同时分析了齐泽克的理论缺乏革命主体、步骤等，因而他不过表达了一种理论姿态，不过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
针对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的否定主义态度，轩传树等介绍了西方左翼学者“列宁学”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列宁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列宁与费多谢耶夫、普列汉诺夫的关系，列宁与爱尔福特主义的关系，列宁的经济学说是否陷入经验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否承认要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课，列宁哲学是否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等，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驳斥。
陈红、姜波在《对西方“列宁学”批判的批判》中指出，西方“列宁学”否定列宁主要包括三个问题：一是列宁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二是列宁的经济思想，三是列宁的哲学。西方“列宁学”认为，列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列宁的经济思想具有“讽刺意义”，他们否定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两位作者对这三个观点作了逐一驳斥。
李健在《列宁对俄国民粹派的批判要点分析》中指出，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列宁批评了俄国民粹派哲学方法论中抽象个人的理论起点，批评了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市场而缺少生命力的理论观点，批评了民粹派村社化计划的空想性、实现道路上的乌托邦等，列宁还指出了民粹派的社会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性。这些批判要点对于我们厘清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认识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2020年俄罗斯学界发表了诸多纪念列宁的文章。它们不仅从整体上描绘了列宁的思想形象，强调了列宁思想前后的一致性，而且从辩证法、帝国主义理论、群众观等方面具体讨论了列宁思想的当代价值。国内学界译介了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俄罗斯的列宁主义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西方“列宁学”批评列宁的一个基本路向就是将十月革命前的列宁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对立起来。舍甫琴科回击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列宁有两个形象：一是职业革命家，这是十月革命前；二是伟大的改革者，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和作为改革家的列宁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为革命家的列宁批判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他指出了俄国的“时代叠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列宁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只有在外部灌输的条件下，才能在工人那里产生。列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成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建设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不是简单地倒退，而是开启了通向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并付诸实践的过程。列宁一边发展马克思主义，一边根据苏维埃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不断调整建设方针。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这个探索过程对于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列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推进了资本主义批判，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作出了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判断。这个论断常常遭到西方学界的诟病。讨论列宁的思想遗产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布兹加林分析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首先，列宁发展了商品生产理论和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并指出这个矛盾造成了生产者的分化，形成了雇佣工人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其次，列宁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指出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阶段是市场向晚期资本主义转变的必然阶段。最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垄断和金融资本特征的揭示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布兹加林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列宁的四个发现：其一，20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其二，垄断资本主义是破坏商品生产和发展的特殊阶段，其三，帝国主义的制度性特征和金融资本问题，其四，资本主义的中心与外围的矛盾。
巴约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性危机视域下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指出，二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三个阶段。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危机。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延迟性特征，但列宁的著作中包含了两个具有启示性的因素：一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二是在垄断中形成了非经济的、官僚主义的关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要驳斥马克思和列宁，而是要在社会学视角下，作出更详尽的考察。
辩证法是列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拉绍夫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是社会过程的辩证法，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杰出的贡献。唯物辩证法不仅表现为客观世界中的客观规律，而且表现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康德拉绍夫具体分析了社会过程辩证法要素。一是历史性原则，社会辩证法关注的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这就决定了研究社会现象不能局限于普遍的视角，而要从具体的、当下的经验出发。二是总体性原则，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是结构－功能整体中的组成部分，辩证分析必须坚持总体性原则。三是反映或表达原理，反映原理表达了社会辩证法的本体论要求。四是超意识机制，辩证法并不仅仅是一种反应机制，还是一种积极创造世界的意识。辩证法是解放的科学，具有社会批判性的解放功能。社会辩证法主张积极的革命主体重返社会历史实践，恢复了社会实践辩证法中的主体性。作者认为，这些原则的“重奏曲”赋予了列宁辩证法未过时的现实性。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列宁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是人民群众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胜利。布拉芙卡认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第一，列宁的革命实践证明了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第二，在理论层面上，列宁阐述了革命、国家和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第三，列宁争取了革命群众的思想支持，促进了他们的历史觉醒。革命群众是新现实的创造者。个体参与到反抗异化的斗争中，参与到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在布拉芙卡看来，今天讨论列宁的群众观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其一，群众观的世界观意义。群众观是对有神论世界观的否定。一般而言，今天俄罗斯人的世界观大都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这种世界观认为上帝是万物的本质，否定人是客观存在的，对人民群众非常漠视。其二，群众观的现实意义。当代俄罗斯人处于社会现实的畸形状态之中，很难理解“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力”的思想。其三，群众观的文化意义。“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思想，包含了列宁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方法，但它不被所谓“开明者”知识分子所接受，还因为这一思想意味着一种组织纪律原则，这是他们最不可接受的。
从总体上说，2020年国内学界主要关注了俄罗斯纪念列宁的代表性论文。从这些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学界讨论列宁思想遗产的三个路向。一是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的角度，阐发列宁的历史贡献。列宁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有机结合起来，既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开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两者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这对于当代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二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阐发列宁帝国主义批判的时代价值。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揭示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特征，预示了帝国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纪念列宁不能否定列宁的历史功绩，而是要沿着列宁给出的方法路径继续前进。三是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角度，阐发列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列宁的辩证法是唯物的、具体的、历史的、总体的、超越的辩证法，是在实践中确立主体性的辩证法。唯物史观与群众史观相辅相成。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这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在方法论上，都仍具有现实意义。
2020年学界对西方其他国家纪念列宁的活动关注不多，这是有客观原因的。我们可以从齐泽克的一次访谈中看到这一点。齐泽克说，各种公开辩论会不邀请我参加了，我在期刊上想发表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看法越来越难。他们对我这种态度，其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谈谈马克思也就算了，研究列宁有点儿过分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意识形态、西方学界对列宁的敌意甚至是拒斥的态度。这种敌意态度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列宁思想的当代价值。面对这种拒斥态度，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自身的列宁研究。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的发展。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列宁曾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原理。如果将之理解为永恒的真理，那么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最大的错误就在于脱离了具体的客观实际。脱离了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为行动的指南，也就不可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列宁曾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①历史地，②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③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所谓历史地理解指的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考察。这种历史地理解特定原理的产生和形成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其他原理的方法，实际上也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方法。这就意味着必须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只有具体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所谓整体地理解指的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割裂开来，而是要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要抓住主线。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主线毫无疑问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从整体上理解就是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这条主线，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联系起来。所谓具体地理解，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根据不同历史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具体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有一个主线，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无差别地统一在一起。所谓具体理解，就是说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历史任务，必须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在列宁看来，这一点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同样重要。列宁曾指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
对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十月革命之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月革命期间突出的是政治，而革命成果之后，焦点问题才是哲学。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求抓住主线，抓住总纲，而具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则要求抓住具体任务，抓住具体细目。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纲目并举。在讨论列宁主义的思想遗产时，我们必须看到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前后期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没有什么断裂，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其次，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列宁并不是民粹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表面上来看，“一国胜利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革命论”并不一致，但实际上，“一国胜利论”与“同时革命论”的内在精神完全契合。“一国胜利论”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源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源于俄国革命的具体现实，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继承发展。列宁并没有固守马克思的早期资本主义批判，而是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新发展，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作出了具体分析。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也没有局限在仅仅对俄国自身的分析，而是将俄国纳入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将整个资本主义比喻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这种整体的分析方法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胜利论”的方法。列宁在整体分析中总是抓住俄国的具体实际，充分利用了俄国国际、国内的各种矛盾，才提出了俄国这个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这就深化对矛盾观的理解，从对立统一平衡关系走向了存在着差异、强弱、主次之分的不平衡性。“宁肯被人指责为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
“一国胜利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历史地、整体地和具体地的运用。
再次，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道路的探索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列宁指出俄国的特殊性在于俄国道路不能脱离农民。就俄国现实而言，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联盟，必须走工农联盟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革命论”指的是全世界或者说主要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走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列宁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完成的；如果工人阶级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千百万受资本主义压抑、受尽折磨的、不识字的分散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完成。”
同时，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灌输教育。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进行灌输教育，他们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就会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具体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工人阶级只能要么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么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里面没有第三种选择。任何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都意味着加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任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也意味着加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并意味着不民主，而是一种新型民主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民主就是民主共和制。这种民主实际上是“钱主”，即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民主，看起来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实际上，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操控着一切。共和的本质实际上是各种资本家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实现的一种相互合作和相互妥协。资本主义民主实质上始终是少数富人的民主，共和也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共和。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大多数人即人民具有真正的民主，这个专政是对少数敌人的专政，是将这些少数敌人排除在民主之外。这种民主依然具有一定限度的阶级斗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阶级对立彻底消失时，这种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淡出历史的舞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个时期列宁注重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发展社会主义，重视个体农民的作用。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间接过渡”，这种间接过渡意味着不能摧毁商业、小农经济、小企业，而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使他们受国家的调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在于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于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潜能，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首先就要重视生产技术，烧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砖头”。这些社会主义的“砖头”指的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提高生产技术必须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必须将苏维埃政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先进技术结合起来。
总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对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的批判值得我们学习，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值得我们学习，对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我们依然需要伟大的斗争精神、伟大的探索精神、伟大的创新精神。继承列宁的遗产要求我们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必须充分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夯实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必须在开拓创新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