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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坐落在恩格斯出生城市伍伯塔尔的伍伯塔尔大学举办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经典作家的现实性”国际学术会议，欧美诸多学者集中讨论了恩格斯的自然哲学、社会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第 122期设置了“纪念恩格斯专栏”，专题讨论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商品价值论、工人运动等问题。俄罗斯学界此前曾在 2000年、2010年分别举办了纪念恩格斯诞辰 180周年、19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2020年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的活动形式更加多样，社会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以往。俄罗斯社会主义学会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性文章，代表性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国家问题》《再论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私有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理论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伟大的思想家、百科全式的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此外，国际学界出版了《恩格斯与现代社会政治理论》《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重新发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积累和增长批判》《解决矛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等代表性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二是恩格斯文本的经典诠释，三是恩格斯思想意义的当代阐发。国内学界及时追踪了这些研究成果，并将其中一些代表性论文翻译成了中文。
正如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所言：“我们不应只言‘马克思与恩格斯’，有时也该说‘恩格斯与马克思’。”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停留在“第二提琴手”的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恩格斯还引领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恩格斯的思想地位，更不能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反驳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纪念恩格斯的首要问题。
一般而言，所谓“马恩对立论”的理由是，马克思关注的是纯粹的社会批判理论，恩格斯关注的是自然科学研究。例如，诺曼·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中认为，正是恩格斯开创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马克思是将辩证法运用到社会经济结构上，提出了改变世界的实践辩证法，而恩格斯则将辩证法运用到自然领域，提出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心的主要是人类社会的性质，而辩证唯物主义却集中在自然的形而上学方面”
。莱文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研究领域不同，更关键的是对辩证法精神实质的理解不同。卡弗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对所谓“对立”的具体细节理解与莱文有所不同，他认为在1844年到 1845年初，恩格斯更有才华，更具有独立性，也更具有世界视野和政治天赋。卡弗尤其强调了恩格斯早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但卡弗同样也认为：“在 1859年以前，恩格斯关于历史这一学科的著作类似于马克思的著作，但 1859年后，他的著作通过一种展现与马克思的著作之间差异的方式实现了转换。”
这种转换体现在，恩格斯作为体系化的哲学家，将马克思的著作置于传统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范式中，并对之进行了体系化、实证化的阐述。这些代表性观点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立起来，甚至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决定论。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之际，国外学界对这个“马恩对立论”的老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孙海洋在《近年来国外恩格斯研究聚焦的几个问题》中，介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罗·布莱克利奇、康加恩等人的观点。
布莱克利奇在《恩格斯与现代社会政治理论》中从总体上回顾了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恩格斯对战争、革命和民族问题的讨论，以及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强调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中的地位，尤其突出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贡献。布莱克利奇从四个方面批判了“马恩对立论”。第一，“马恩对立论”的前提是“稻草人预设”。这个前提假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密切合作并不意味着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两人思想上的完全一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第二，卡弗的“马恩对立论”错在忽视了两人的学术分工，学术分工虽然表明两人研究领域的差异性，但更加凸显了合作的必要性，更加体现了思想上的互补性。第三，两人的分工表明恩格斯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矛盾，彰显了恩格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并不限于卡弗所说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三部著作，两人的书信往来表明两人的合作是全方面的。
“马恩对立论”强调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研究对象的差异。这种观点假定马克思不关心自然科学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同样有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为反驳这种观点提供了思路。孙海洋介绍了土耳其籍学者康加恩的观点，即在康加恩看来，马克思同样有关于生态学、矿物学、化学、地理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如果可以表明马克思在进行一个包罗万象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时，在把握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时，与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普遍的相互联系的科学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个方面的老问题算是解决了。”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社会历史理论方面，他的研究同样是跨学科的。这种研究中所体现的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是一致的。“马恩对立论”所谓的研究领域区分并不成立。
“马恩对立论”的另一个立论依据涉及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工作。“马恩对立论”认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是一种误解，甚至是杜撰。在反驳这个观点上，凌菲霞在《澄清误解和重新发现——21世纪西方学者论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中，介绍了经济思想史学家霍兰德的观点。
在霍兰德看来，恩格斯编撰《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原意，是真实可靠的，并没有曲解或误解。这里关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规律”的适用范围问题，也就是价值规律能否扩展到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二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的崩溃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是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的结果，这个秘密令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头疼。“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这个秘密兜圈子，而且亚当·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为揭开这个秘密进行不同的尝试。”
霍兰德认为，在这两个问题上，恩格斯的编辑是准确的。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证明了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的时候，大概只撰写了 6％～8％，90％的文本都是马克思自己的文本。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23个笔记）与《资本论》第三卷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中关于缩短资本投资的周期能够抵消利润率的下降，还填补了马克思留下的空白。
在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的辩护上，学界翻译了米夏埃尔·克莱特科的论文《如何评价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工作》。在克莱特科看来，破解“马恩对立论”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恩格斯的编辑不是篡改。有时恩格斯思想是领先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之前，恩格斯就已经是独立的思想家。在他们合作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相通。在 1850年到1883年，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对话者”。马克思参与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撰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受到了马克思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影响。马克思生前是了解和支持恩格斯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对立，差异也被人们有意夸大了。
第一，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述形式、结构及内容都是相当了解的，甚至了解马克思的写作方式，并参与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和润色工作。就此而言，恩格斯是马克思手稿最为合适的编辑者。第二，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主要选取了马克思最新版本的手稿。在尊重马克思原意的基础上，恩格斯增加了大量的补充说明，来实现一种接近马克思意图的改编。恩格斯对第二卷的修改并不大。第二卷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修改过的两个手稿：1868—1870中期的手稿Ⅱ和 1876—1881年最后一部分手稿Ⅷ。恩格斯改动相对较大的是第三卷中的第一篇和第三篇。这两部分马克思留下的手稿还不成熟，还主要处于收集和整理资料的阶段。因此，恩格斯不得不进行整理、修改，甚至是重写。当恩格斯编辑出版第三卷时，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提出这种批评需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马克思的手稿是清楚的、明白的，二是批评恩格斯的人认为自己比恩格斯更加了解马克思。但实际上这两个前提都是不成立的，辨认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容易，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这些批评者。第三，认为恩格斯篡改《资本论》的批评者们没有意识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马克思在很多情况下只形成了有待细化的基本想法，而恩格斯是当时唯一能够识读马克思全部《资本论》手稿的人。
在反驳“马恩对立论”的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是“马恩对立论”的主要文本依据，反驳“马恩对立论”就不得不重新理解《自然辩证法》。这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缘由、基本观点和当代意义等问题。
孙海洋在《近年来国外恩格斯研究聚焦的几个问题》中介绍了康加恩提出的“新恩格斯阅读法”。康加恩挖掘了《自然辩证法》的政治哲学意蕴，分析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原因：一是回应政治行动派、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哲学理论的依赖，阐明了参与社会运动的合理性，二是反驳了自然科学家中的反哲学趋势，揭示了自然科学领域的辩证法，三是彻底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念，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导人们提高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四是证明黑格尔辩证法未能经受住自然科学的检验，因此必须消灭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拯救它的内容。
孙海洋还介绍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尔玛·阿尔特瓦特《重新发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积累和增长批判》的主要观点。阿尔特瓦特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突出了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在资本积累和增长中的作用，强调了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自然、经济和社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权力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建立在化石能源、劳资关系和金融市场三个要素基础上，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自然的枯竭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仍然具有时代价值。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则将自然辩证法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恩格斯曾指出“自然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
，福斯特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改写成了“生态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这不仅揭示了辩证法的生态维度，而且阐发了《自然辩证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全面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凌菲霞介绍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氏对三大规律的理解（该作者用的是笔名“Wilson W．S．Au”，故凌菲霞将其音译为“奥氏”）。奥氏捍卫恩格斯的理论出发点是共产主义理论与三大规律的关系，特色在于增加了“变化的条件和基础”这个规律。在奥氏看来，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曲折性。这里的关键是对立统一规律中既有保守性也有破坏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产阶级是保守性的一面，无产阶级是破坏性的一面。虽然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保守性一面的力量依然强大，但最终破坏性的一面必然崛起，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否定之否定规律与因果必然性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个规律在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个规律却被人们庸俗化地理解为实用主义，简单化地理解为一种信仰。否定之否定规律有着科学上的必然性。在自然科学领域，美国物理学家波姆就曾在恩格斯的启发下，批评了量子论，捍卫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自然科学基础。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共产主义作为科学认识论的意义。人们通常认为恩格斯引用了化学中量变引起质变的例子，陷入了机械论和算术化，但在奥氏看来，恩格斯的例子并不是机械论的，也不是算术论的，而是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合力论，也就是多人的合作所形成的力量，本质上不同于个人力量之算术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了超出度的量变必然带来事物组织内部的变化。变化的条件和基础规律是奥氏指出的第四条规律。条件就是外部原因，基础就是内在原因。外部原因可以改变内部原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全球变暖、臭氧空洞、化学和热污染等众多危机中，任何一个都能带来螺旋式的发展。在外部原因的变化下，在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的相互作用下，资本主义可能形成新的变化趋势。在奥氏看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这四条规律是一个有机整体，矛盾规律是核心，其他三条规律是围绕这个规律的展开，四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当代的资本主义批判同样要恢复这些基本规律的内在联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同样需要这四条规律作为科学基础。
凌菲霞还介绍了生态社会主义者恩戈－迪－毛罗的观点。恩戈－迪－毛罗从自然科学方法论角度认为，恩格斯将辩证法运用到自然领域是合理的，卢卡奇将辩证法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是错误的。恩戈－迪－毛罗反驳的基本理由是将辩证法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目的是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独特性，尤其是与其他生物的区别，但这一点在自然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以实践行为区分人与其他物种是站不住脚的。以实践中的目的性、情感性、认知性等因素凸显人与其他物种的区分并不合理，真正关键的是要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自然环境同样塑造着、影响着人类活动。其次，恩格斯的辩证法有助于我们反对科学研究中的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有助于实现生物和生态系统研究中的方法论革命。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提醒我们要注意历史与自然的互相关联，避免简单化地理解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过程。最后，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需要将辩证推理运用到对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分析中。辩证解释程序对于解决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问题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恩格斯提出的三大规律与自然科学的实验原则是相通的。
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的一般规律，辩证法不仅包括自然辩证法，也包括社会历史辩证法，但人们常常将两者对立起来。凌菲霞介绍了新泽西州伯克利学院的巴赫曼·阿萨德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辩护。阿萨德强调了恩格斯的辩证法包含着双重中介：一个是历史中介，另一个是社会中介。历史中介是指在生产力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中介，社会中介是指在以特定生产方式内对立矛盾关系为基础的历史－物质过程。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政治的认识论前提就是将社会中介还原为历史中介，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将历史中介简化为社会中介。这两种还原都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历史中介和社会中介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不能相互还原。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脑中并被人脑所改造的物质的东西，这表明马克思同样坚持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这一点与恩格斯的理论是一致的。恩格斯的辩证法既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也强调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两者遵循着同样的规律。第二国际将人与人的关系还原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卢卡奇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模式则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原为人与人的关系。
纪念思想伟人不仅需要捍卫其思想的原意，更重要的是揭示其思想的当代意义。孙海洋以《解决矛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为例，介绍了国外学界关于恩格斯思想的四个基本判断。第一，恩格斯的哲学进路是回应时代问题，寻求人类解放。汉斯－迪特尔·韦斯特认为，我们仍生活在资本统治的时代中，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过时，他的资本批判没有过时，他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第二，恩格斯的哲学立场是在宗教批判中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苏珊·舒恩特－克勒曼、维尔纳·普卢佩、马丁·布歇尔、伊娃·博肯海默等强调了恩格斯唯物主义立场中的反宗教维度。第三，恩格斯的现实关怀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集中表现在恩格斯对城市、自然、女性等问题的研究。第四，恩格斯的政治追求也可以启示我们在应对数字、气候、科学等开放性挑战中，提出实现社会转型的政治诉求。
在阐发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上，凌菲霞指出国外学界主要讨论了恩格斯经济学思想、社会学思想、城市社会学和女权主义。卡弗认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虽然没有提出“城市地理学”这个概念，但其对现代工业，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住房、健康等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先河。克拉克和福斯特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结合政府的文件报告、医疗报告等，运用了个人实地调查的方法，对英格兰城镇生产和生活设施展开了研究，分析了城市的污染问题、群居地的流行疾病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开启了一般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环境正义的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自然辩证法》等作品可以说是开启了生态学和环境学的研究，但这很显然被人们忽视了。艾伦则指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挑战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男性在家庭中统治地位的物质条件，为当代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张静在《当代俄罗斯哲学论恩格斯的思想贡献》中关注了俄罗斯学界对恩格斯思想当代意义的阐发。
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低潮，但从 1998年俄罗斯纪念马克思诞辰 180周年开始，俄罗斯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复兴。俄罗斯学界在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活动中，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恩格斯的思想贡献。一是恩格斯在批评俄国民粹主义上的贡献。俄罗斯学界关注了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特卡乔夫的批评，主要涉及地主、资产阶级的地位问题和农民的世界观问题。恩格斯认为民粹派关于农民具有共产主义本能信仰的论断是错误的。二是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俄罗斯学者讨论了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法问题上的贡献。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切斯诺科夫以《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部著作为例，叙述了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反杜林论》中，社会主义理论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必然结果。没有这个理论旨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切斯诺科夫还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辩证法的关联，没有辩证法学说，没有在辩证法理论上对黑格尔的超越，就不可能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基础。三是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当代意义。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发了战争的特征、本质、原因，以及战争所包含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典型代表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装甲和火炮在军备竞赛中的作用为例，解释了军国主义必然失败。俄罗斯学界进而总结了恩格斯军事理论的方法论。战争的因素是由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统帅行为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外部政治取决于内部政治，取决于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依然具有当代意义。
任何理解都已经是一种解释，理解和解释总是充满选择性和主体性。从上述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也表明了自身的研究立场。我们同样反对“马恩对立论”，反对贬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反思传统教科书体系时，也有将矛盾指向恩格斯，也有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对立的观点，但这种所谓的学术创新更多的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死”。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具体研究领域存在着学术分工，但并不表明两者在理论立场上存在着差异。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理论立场上完全一致，并没有所谓的马克思激进、革命而恩格斯保守、改良的区分，也没有所谓的马克思创立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创立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之分，以及所谓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社会历史辩证法、恩格斯的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之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人类解放理论，这种理论有其社会科学的理论渊源，也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所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也并不是成立，实际上只有一种科学，也就是人的科学，即人的解放科学。
“马恩对立论”讨论还关涉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恩格斯的态度。人们经常援引《历史与阶级意识》来论证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卢卡奇并不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卢卡奇在《尾巴主义与辩证法——捍卫〈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显然，社会源自自然，显然，自然及其发展规律在社会（也就是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同样非常明显，如果辩证法不是已经作为自然的发展原则在社会之前就发挥作用的话，辩证法就不能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则发挥作用。但是，从我们不能从这里推论出，社会发展不能创造新的同样客观的运动形式、辩证的环节，也不能推论出，没有这些新的社会辩证形式的中介，自然运动中的辩证环节就能被认识。” [1] 卢卡奇的这段话基本上回应了所有的批评。其一，卢卡奇明确指出自然界的先在性，指出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先在性，指出社会是源于自然的。其二，卢卡奇同意辩证法具有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两个层面。自然辩证法在社会诞生之前就发挥作用，自然辩证法与社会辩证法还具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具有客观性。其三，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不能创造新的同样客观的规律，也就是说，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虽然具有相通性，但社会规律同样具有独特性，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出不同于自然界的属人的世界，也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特殊规律。其四，尽管自然运动具有内在规律，但人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总是经由社会中介的，人们总是在特定物质基础（经济社会条件）上形成了关于自然的知识，深化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卢卡奇的观点实际上是和本节第二部分中巴赫曼·阿萨德的双重中介说相一致的，阿萨德对卢卡奇的批评其实可以被消解，卢卡奇并不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关注国外学界对恩格斯的研究不但可以破除我们的诸多思想误区，而且打开了我们自身研究的空间。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汲取其中的丰富营养。比如，他们将恩格斯与斯宾塞的国家理论加以比较研究，打开了研究的新视角。
又如，他们从城市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角度诠释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论住宅问题》《自然辩证法》等，这种跨学科研究路径无疑打开了新的研究范式。我们以往的研究往往停留在“自然辩证法”意义上的恩格斯，停留在自然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恩格斯，对恩格斯的社会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军事理论等关注不够。我们不仅需要走出传统研究范式而“回到马克思”，同样需要摆脱刻板的成见而“回到恩格斯”。这一点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全盘接受，必须对之加以甄别分辨。比如莱匹克在《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吗？》中认为，恩格斯并没有把他的哲学立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更倾向于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被列宁和斯大林确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名称，这种名称上的变化反映了对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恩格斯力图对它们进行调解，恩格斯认为“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能够把握存在的原理，这样的主张包括了唯心主义观点，即存在的概念必须限制在我们的经验领域内。
莱匹克这种解读观点不但带来了概念上的混乱（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而且将恩格斯理解为唯心主义，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
[1] Georg Lukac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 A Defence of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New York：Verso，2000，p．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