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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办学自主权与办学资源，从关键性、典型性事件入手，以张伯苓执掌的私立南开大学（简称“南开大学”或“私立南开”）为个案，探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办学者所面临的困顿与抉择。
对于南开大学的研究兴趣，主要源自其创办人之一张伯苓。朱九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20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大学校长，我最钦佩三个人：一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二是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三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南开大学办学条件艰苦，但声誉很高。“当时其他私立大学之所以办得不如南开大学，就是缺少一个像张伯苓这样的校长。”
张伯苓是怎样的校长？一位朝鲜朋友对他的评价为：“张伯苓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不会效法同代高明人物的精明做法，但他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在自己的事业上获得了成功。”
[1]
事实上，除了脚踏实地、勤奋之外，张伯苓确有与众不同之处。相比同时代的教育家们，行伍出身的张伯苓略显“另类”，其办学理念、筹措经费的方式曾招致“非议”。张伯苓因开办实用性学科，而被同行讥讽为“只配做职业学校的校长”
；因争取“反动”军阀的捐助，而被外界，乃至师生“奚落”。其胞弟张彭春就曾“批评”道：“钱虽重要，然而也要保守人格的尊严。”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位“另类”校长，在社会转型变革之际，周转腾挪，使得南开大学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从一所地方性高校
，逐步转变为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府。全面抗战期间更是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就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
张伯苓虽显“另类”，“书本知识他未曾用过许多功夫”
，但历练丰富，深谙处世之道。此外“他很自信”
“毅力亦很可钦佩”
，且善于演讲
，加之“魁梧身材，性情爽朗”
，别具魅力。张伯苓显然不属于“学者型”的学校领导者，筹措经费是其办学的主要任务。“在私立学校，校长弄钱的本领是必须有的”
，确如张彭春所言，张伯苓的“资本”之一即为“在外活动捐钱的能力”，其“最大的把握在能去捐钱”。
南开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张伯苓的募捐与“化缘”。从1919年正式创办，至1946年被国民政府收归“国立”，私立南开历经风雨，跨越不同政府时期。在社会动荡变革之际，南开大学需要张伯苓这样的“另类”校长。怕也只有这样“另类”的校长才能应付周遭的情况，甚至不惜以牺牲自我为代价，谋求办学资源的获取，维持南开大学的生存与发展。
除却研究兴趣之外，研究私立南开大学亦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试图弥补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中个案缺失以及“侧重一方”的不足。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国教育史研究逐渐兴盛。早期通论性著作
仅零星涉及私立大学办学概况与相关政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较早将研究重点聚焦“近代私立学校”。王炳照先生在该著序言中特别述及，“长期以来，多数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和大部分教育史教材和著述，多以研究官学为主，建立中国教育史特别是教育制度史的基本体系，而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内容十分单薄，体系极不完整，研究很不充分和深入”
。时光荏苒，20余年来，虽渐有学者关注古代私学或近代私立学校，但研究内容依然单薄，体系仍不完整，尚有继续研究和探讨的必要和空间。该著虽非专治“私立大学”，但颇具启发意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
是真正聚焦“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开创性成果，该著整体考察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弥补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段重要的空白”
。但“宏大叙事”的背后缺少对具体而微的历史事件的真切把握，也难以勾勒和还原“历史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该著呈现的私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关系。而事实上私立大学的“府学关系”并非静止的，而是随着政府办学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变化。此外私立大学的“府学关系”也非限于自上而下式的单向互动，其中包含着生动、具体的双向博弈的过程。要呈现这一博弈过程，需要个案研究来“解剖麻雀”，需要从更微观的视角来呈现相对复杂、细腻、生动的互动关系。私立南开大学因其历经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政府、社会各界展开广泛互动，且办学卓著，具备个案研究的典型性与代表性，较好弥补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中个案缺失的遗憾。
此外，现有成果亦存“偏重一方”的不足。既往学者要么着力于私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往来，要么聚焦于私立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少有将两者一起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事实上就近代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而言，私立大学在其办学历程中不仅要与政府或政治人物保持密切的往来互动，更加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将政府、社会一并纳入私立大学的研究，才有可能真实、全面地揭示私立大学的生存境遇与生存之道。
本书虽属个案，但亦是特定场域中的个案，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南开大学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政府如何通过办学资源的控制，逐步消解私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也有助于细致探讨私立大学如何围绕办学资源的获取主动或被动调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有助于阐明私立大学如何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削弱对政府办学资源的依赖，抵制国家力量的无端侵扰。所有这些，集中展现了一种迥异于国立大学的“府学关系”，而这恰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争取“教育独立”的“别样之路”。
其次，尝试突破大学校史书写的局限，丰富和扩展了私立南开大学研究领域。相比西方国家，国内的大学校史研究起步较晚，存在诸如“家史化”“正史化”“上层史”“空洞化”等方面的问题。
就私立南开的校史研究而言，过往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史料收集、整理、编撰等学术奠基工作，多聚焦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等学校内部研究，较少涉及学府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往来互动。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渐有学者关注南开大学的外部互动。诸如《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一文着重梳理了蒋介石与张伯苓的交往对于南开大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为本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作为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私立高校，南开大学在其办学过程中为获取办学自主权和办学资源而与政府、社会展开了密切的往来互动，这些不应被研究者所忽略。在一定意义上，本书属于大学校史研究的范畴，但并没有将之局限于“校园”或“教育”内部，而是将之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和分析，试图走出学校“成长史”或“革命史”的既往研究框架。
再次，私立南开大学也是研究民国高等教育史的重要切入口。因属“私立”，为维持生存与发展，南开大学加强了与政、商、学等社会各界的密切往来。据对张伯苓往来函电的统计，其内容涉及筹措经费、学校用地、用物；学校招生、师生社会实践与调查研究、毕业生就业推荐；体育活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等等。信件涉及中外各类人物2100余人，主要有民国时期的党政要员，如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傅作义等；南开学校的创办人、师生、校友及学生家长，如严修、杨石先、黄钰生、喻传鉴、伉乃如、何廉、张平群等；民族实业家和金融界人士、社会贤达，如卢木斋、熊希龄、周作民、范旭东、李组绅等；民国教育部、河北省政府、河北省教育厅、天津市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及其行政首长，如蒋梦麟、陈立夫、王世杰、朱家骅、于学忠、陈宝泉等；大学校长及学界、文化名人，如蔡元培、胡适、任鸿隽、马寅初、徐悲鸿、司徒雷登、章士钊、梁启超等；基督教青年会及体育界人士，如王正廷、饶伯森（C.H. Robertson）、格林（Robert R.Gailey）、余日章、郝更生等。
因此，对张伯苓及其执掌的南开大学的研究，将有助于考察和分析民国时期相关教育政策的出台与落实、学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府学关系以及师生校园生活等涉及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确如南开大学的“四大金刚”之中的华午晴、伉乃如所言，“南开虽小，而其发展之程序适足以反映我国革新运动之趋势”
。南开大学不仅是“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研究民国高等教育史的“宝藏”。南开大学的个案研究，有利于深化理解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教育独立思潮，以及中国大学办学模式变迁的内在动因，等等。
时过境迁，一些概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为避免歧义，特将相关概念界定如下：
私立高校与私立高等教育。本书在相关章节频繁使用了私立高校、私立高等教育等概念。需要说明的是现今语境下的“私立高等教育”，在民国时期的表述应为“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包含私立大学和私立专门学校。私立大学，即私人或私法人创办之大学。私立专门学校，即“由私人或私法人筹集经费，依本令（按：指《专门学校令》）之规定设立专门学校，为私立专门学校”
。而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差别在于：其一，从培养目标而言，专门学校偏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是“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而私立大学侧重于“学术型”人才培养，是“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其二，从专业设置来说，大学相对宽泛、多元一些。依据《大学令》之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或“文科兼法商二科者”，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
。而专门学校的专业设置较为单一，诸如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等。虽然私立大学与私立专门学校有所差别，但都属于现今所理解的高等教育范畴。基于此，本书中“私立高校”或“私立高等教育”即指代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包括私立大学与私立专门学校。
相比“大学”而言，办理“专门学校”相对容易。张伯苓在尝试创办高等教育时，即从“专门学校”入手，试办“专门科”。特别强调的是，本研究述及的私立大学、私立专门学校或者私立高校、私立高等教育，均不包含教会学校。
教育独立与权力让渡。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有两种语义：“一是指尊重教育规律，反对教育被政治工具化，反对政权、政党、政潮和意识形态干扰、干预、控制教育；并对教育界自身的政治关怀意识和参政方式也采取克制和谨慎的态度。二是指教育主权的独立和教育内涵的民族化，主张不依赖于外国势力、不因袭和照搬外国模式。”
本书所指教育独立即为前一种，但具体内容有所区别。如教育经费是国立大学争取教育独立的重要方面，但于私立大学而言，因办学经费主要不来自于政府，因此私立大学的教育独立不包括教育经费的独立，主要指反对国家力量无端干扰、侵蚀私立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权力让渡，即指私立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让渡。
资源。在本书中，“资源”即办学资源，是一个意义较为广泛的概念，凡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人、财、物，以及无形的关系资源、品牌资源等均涵括其中。诸如，在谈及张伯苓如何利用体育提高学校“知名度”时，“知名度”即为无形的品牌资源。再如在述及张伯苓与基督教的互动时，涉及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关系资源”，也即张伯苓通过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的深厚“关系”，获得了海外基金会经费支持的便利。在此语境下“关系资源”也是办学资源的一种。当然，在一般论述的语境中，办学资源即指办学经费或者师资。对于私立大学来说，办学经费与师资是决定学校生存、发展的重要办学资源。
现有成果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一是张伯苓研究，二是私立南开大学研究，三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需特别说明的是：（1）鉴于张伯苓在私立南开创办及后续办学中的重要作用，故将题名为“张伯苓”的研究成果单列回顾。尽管张伯苓在办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乃至主导性的作用，但不能将之等同于私立南开大学。严修等校董会成员、教职工及学生群体等亦是南开大学办学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2）囿于研究主题，有关张伯苓研究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展开，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研究回顾主要围绕私立大学与政府、社会的互动展开。
（一）张伯苓研究
客观来说，学界对张伯苓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由于历史原因，中间一度断裂、停滞。早在1940年初，南开校友会便召开常务委员会，提议收集张伯苓校长的教育言论并出版文集。1945年喻传鉴编著了纪念文集《张伯苓先生七旬寿辰纪念册》
。1948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为庆祝张伯苓寿诞编著《别有中华》
一书。该书收录了司徒雷登撰写的《序言》与胡适的《张伯苓：一代师表》，述及了张伯苓的办学境遇、办学历程以及所取得的办学成就。20世纪50—70年代，在中国大陆批判张伯苓之时，台湾地区先后编印了《八旬诞辰纪念册》《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
以及《张伯苓先生传》
等，为后人研究累积了珍贵的资料。自80年代开始，张伯苓的名誉获得恢复，自此南开大学组织力量，逐步收集、整理、出版一些校史资料
，加之相关回忆录、纪念文集的出版
，为张伯苓研究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研究基础。在史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催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1.张伯苓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研究
尽管周恩来对张伯苓“照顾”有加，但是在80年代前后，学界很少公开正面、客观地评价张伯苓。1981年刊发的《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
一文是为数不多正面评述张伯苓办学业绩、教育思想以及政治态度的学术论文。论文刊出之后，引发各方广泛关注。此后，张伯苓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的研究日益增多。综观现有成果，着墨最多、用力最深的当属梁吉生，其出版的两部专著是该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吉生多年来致力于张伯苓及私立南开大学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94年出版的《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
是首部系统论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著作。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给予了较高评价，指出过往研究往往关注上海和北京，且主要关注国立大学或教会大学，而对中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关注不够，认为该著的深入研究与客观论述使其成为对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历史感兴趣的人不可多得的入门书。
[2]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学界对于张伯苓的研究摆脱了单一的政治性评价，走向更为广阔的教育文化视野。
2003年梁吉生又一著作《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得以出版。该著聚焦于张伯苓创办高等教育的举措和办学实践。全书围绕学生培养、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展开，全方位论述了张伯苓的办学实践，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在论及学校管理方面，作者认为正是基于张伯苓对于南开大学的有效管理，才使得南开走出一条“小而优”“小而美”的有特色的管理之路，不仅为私立大学的治校管理树立了典范，也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增添了宝贵经验。当然，学界对于私立南开的学校管理并非都是正面评价。《1929年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的分析》
一文直言不讳地指出南开大学内部治理的不足之处。文章认为1929年南开大学3位骨干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是清华校长罗家伦竭尽全力延揽人才的成果，更是南开大学经济硬实力不够强大与内部管理制度等软实力不够成熟的结果，校长行政班子权力膨胀、专擅成了1929年教授离职的导火索。本书在分析教授离职风波时，受惠于该文。
除梁吉生的两部专著之外，还有一些代表性成果，从不同层面推进该领域研究。 [3] 这些成果丰富了张伯苓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研究，但亦有值得深化的地方。任何教育思想的产生都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仅用“教育”的视角考察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似乎是不够的，需要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视角加以进一步的解读或阐发。
2.张伯苓与外界互动研究
其一，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为获取办学资源，张伯苓曾一度与蒋介石“走得近”，以不同的方式参政议政。由于历史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鲜有学者提及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一文是该领域的代表作。文章指出，20世纪30年代初因教育理念相近，蒋介石与张伯苓由初识到相知，二人政治与教育的相互需求以及私人友情的增长，对于此后南开大学的发展关系重大。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毁于炮火，蒋介石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随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南开大学与清华、北大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并在战后获得国立地位，并由此摆脱了办学经费困境。作为回报，视南开为生命的张伯苓积极投身政治以支持国民党政权，为南开发展置个人荣辱于不顾。虽然该文仅述及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无疑张、蒋二人关系是理解南开大学办学以及张伯苓角色困顿与抉择的重要视角。
其二，张伯苓与同时代教育家之间的比较、互动研究。这类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差异与契合》
《冲突与缓和：西南联大内部矛盾论析——兼论“联大精神”之实质》
《梅贻琦的沉稳与张伯苓的执著》
《陶行知与张伯苓的学术政见异同》
等成果从不同人物视角对比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式以及政治态度。《蔡元培、张伯苓学生管理思想共性研究》
一文呈现了蔡元培与张伯苓学生管理思想中的共性方面，缓和了蔡、张二人关系“冲突”的一面。除“比较”之外，尚有一些学人互动散见于诸类文集，有待从不同的视角加以深入分析。
其三，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互动。张伯苓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也曾一度被南开校史所极力回避。随着时代进步，相关成果得以面世。论文《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
概要述及张伯苓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将西方体育项目引入天津，对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宗教爱国”的提倡者——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简论》
一文着重阐释张伯苓的“宗教爱国观”。基督教徒的身份对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获取办学资源有着重要影响，本书亦有所论及。
（二）私立南开大学研究
除却史料收集、整理等奠基性的成果之外
，现有成果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南开大学的创建与办学特色研究。该领域成果首推《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
，该著由校方组织力量撰写，较为详实地论述了南开大学的创建及其办学历程、办学特色，是该领域的力作，也是后续南开校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囿于时代背景，该著对于张伯苓的政治参与，以及与蒋介石、基督教青年会等之间的互动所论甚少。众所周知，南开大学的创建并非张伯苓一人之功，严修在办学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严修即没有南开大学的创建。《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
与《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
等成果在此方面有所揭示。关于南开大学的办学特色，其他成果从不同的角度亦有论述
，进一步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
二是南开大学本土化（或土货化）研究。所谓本土化（或土货化）研究，也即“中国化”研究。《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
一书将南开学校作为整体考察对象，认为张伯苓坚持“土货化”办学方针，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开辟了20世纪中国的“新私学传统”。在作者看来，张伯苓开创的新私学乃学校之私学，而非政党之私学。该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回望过去，将南开学校与传统私学建立关联，保持对话。在此方面进行探索的还有《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土货化”》
一文，该文立足国情，分析了私立南开何以走上“土货化”之路，并形成鲜明的学科特色。
除了办学思想、办学理念的中国化，亦有学术研究的中国化。著作《南开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
深入剖析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如何使其学术研究中国化，使之更具实用性、应用性。该著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复杂动荡格局和恶劣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开经济研究所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以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从而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建言献策亦能触动朝野。虽然“学术中国化”不是本书重点，但南开经济研究所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可看作是南开大学与外界互动的缩影，有利于理解南开大学的生存策略。
三是南开大学学人群体研究。南开大学因倡导实学，注重实用技能培养，一直给外界留有学术性不足的印象。《论“边疆人文”与私立南开的学术传统》
一文，试图将南开大学学术传统中隐而不彰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气质张扬出来，以此重塑南开大学的学术形象。《薪火相传：南开的学人与学术研究》
一书则尝试从学术与学人角度重新发掘私立南开的大学理念、办学机制、学术传统，从中解读办学特色何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学者经济学文选》
一书编选了何廉、方显廷、李锐、袁贤能等南开经济学人在《大公报·经济周刊》刊发的研究性论文、调查报告等文章。该书不仅是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学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探讨南开学人学术活动、学术思想的重要史料。学人群体研究是私立南开研究的新方向，也是解读南开大学办学的新视角。
（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
学界在大学史研究中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相比而言，对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关注远远不够。自宋秋蓉的研究之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渐受学界关注。为聚焦主题，将现有成果大体分为两类：
一是私立大学与政府（政界）关系及其互动研究。私立大学虽名为“私立”，但与政府（政治）关系密切。该领域成果主要涉及：其一，私立大学校长与政界的互动研究。因办学的特殊性，私立大学校长多与政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也为此招致时人诟病。比较而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除却上文提及的《蒋介石与张伯苓及私立南开》一文之外，《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以张寿镛执掌光华大学为中心》
则以张寿镛为个案，探讨私立大学校长与政界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光华大学虽属个案，但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
一书，在相关章节中述及了王伯群为办学与政界人物的交往与互动。于王伯群而言，教育仅是其诸多“事功”中的一项，而对于张伯苓来说，教育是其一生的事业。虽同为私立大学校长，但二者人生经历迥异，与政界互动的方式及成效也有所不同。
其二，一些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则涉及政府与学府、教育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论文《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
分析了大夏大学如何在国立问题上与教育部展开博弈，并最终使得教育部得以让步，继续维持私立属性，并获得高额的政府补助。大夏大学与南开大学同属私立，但“待遇”有别、命运殊途，这也反映了府学关系的个体差异。《战时私立大学与国民政府教育部》
一文主要以光华、复旦、大夏为例，从经费问题和党化教育两个方面，探讨抗战时期私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纠缠复杂的政学互动。该文聚焦“战时”这一阶段，对抗战之前的政学互动未曾涉及。《从私立到党化：1930年前后中国公学的易长与改组》
一文探讨的虽然是“易长”与“改组”，但其背后亦反映了特殊时期政府/政治与私立学校的复杂关系。论文《党国边缘的私立大学——黄尊三与北平民国大学（1928—1930）》
呈现了国民政府特定时期民国大学为谋求办学资源与军政人物的互动。《学人社团、校董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1912—1949）》
一文探讨了大同大学如何在应付国家权力的同时能够设计出一套适应机制，来确保维持本校权力结构、制度和经费筹集方式的独特性和适用性。民国大学、大同大学与政府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生存之道”。
二是私立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及其互动研究。私立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私立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也需要私立大学的人才供给。该领域研究主要涉及市民社会、社会转型、社会服务等议题。
《私立大学与近代中国萌芽中的市民社会》
一文认为在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萌芽中的市民社会已经出现。私立大学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同一性，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使得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极为不成熟并由此决定了私立大学的局限性。对此，张伯苓深有体会，南开校训中的“允公允能”即有矫正民族五病（愚、弱、贫、散、私）之意。
关于私立大学与社会环境、社会转型的关系，叶文心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中论述了社会环境的变革对于上海等地区私立大学办学的影响。其在《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
中亦提及“中国官绅所办的私立大学”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但叶氏对上海“情有独钟”，只述及中国公学与复旦大学，不曾提及北方的私立大学。尽管如此，该著的论述视角颇有启发意义。《私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一文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发展为私立大学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也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体表现在：私立大学动摇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以及增强了相当独立的私人力量，彰显了私立及团体的个性。就历史贡献来说，私立大学在推动中国由“有政府、无社会”的传统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之路具有重要意义。私立大学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常被过往学者忽略，该文扩展和丰富了私立大学研究领域。
在社会服务方面，《厦门大学与闽南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私立时期（1921—1937）为中心》
一文述及私立厦门大学与区域社会教育、区域文化发展以及区域社会风俗变迁的关系。该研究虽属个案，但对于了解抗战之前私立大学与社会关系不无裨益。
除了以上成果，相关著作对本研究亦具启发意义。许美德（Ruth Hayhoe）在其专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
中对民国时期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和论述，其认为中国大学在引进西方模式的同时，也在引进大学关于学术自主以及学术自由的观念，而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则采取措施使得学术自主及学术自由能为政府、为国家建设所用。当然，这两者之间势必产生冲突。代表大学一方利益的知识分子、学者则必然向政府谋求教育的独立，这也是《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
一书所要着力梳理、厘清的问题。作者致力于对民国教育独立思潮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力争反映该思潮在其发展的完整时间段里所囊括的主要理论诉求，以及这种诉求产生的历史背景。显然，这一教育独立思潮，对于张伯苓是深具影响的。这也是张伯苓希望创办“真正民立的大学”的原因所在，也是复校阶段张伯苓不愿将私立南开国立化的原因所在。
综上，现有成果对张伯苓、南开大学以及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均有所探讨，但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和空间。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开大学（或张伯苓）与政府（政界）互动研究有待拓展。从现有研究来看，涉及学府、官府互动关系的成果不多。《蒋介石与张伯苓及私立南开大学》一文虽涉及南开大学与政府（政界）的互动，但研究时间跨度未涵括南开大学发展历程。不同政府时期，围绕资源获取与办学自主权，南开大学的办学策略有所调整，而这些鲜有人关注。
二是南开大学（或张伯苓）与社会各界（工商、基督教、军阀、媒介等）互动有待进一步研究。就与工商界之间的互动而言，南开大学为私立学校，办学经费有赖于募捐，学生培养有赖于工商界的“消化”“吸收”，因此二者之间保持着密切互动，然而现有成果中尚不多见这方面的内容；就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互动而言，亦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事实上基督教对南开大学以及张伯苓本人的帮助、影响是巨大的。张伯苓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以及南开大学能够获得海外基金会的资助离不开基督教的帮助。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拓展。此外，南开大学与军阀、媒介之间的互动，以往成果中也较少提及，尤其私立南开通过媒介的力量争取办学资源及办学自主权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三是私立大学外部互动研究仍需深入探讨。虽然学界对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外部互动研究有所关注，但依然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在私立大学与政府互动研究方面，可以更长时间跨度、更为细致探讨私立大学如何围绕资源获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再如在私立大学与社会互动研究方面，可以深入探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对于私立大学争取办学自主权的作用与意义等。
除去绪论，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为南开大学的“史前史”，内容涉及私立南开高等教育的试办以及南开大学的正式创办。史前史的撰写有两个目的：一是呈现社会环境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性影响，为后续南开大学与政府、社会的互动埋下“伏笔”；二是通过“史前史”的描述，利于回到历史的“规定情境”，充分理解和客观评价南开大学的办学理念，以及创建时的艰辛和不易，也利于“同情之理解”张伯苓在学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困顿与抉择。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和论述南开大学何以在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的教育治理下，通过社会办学资源的获取，游走于教育与政治之间，并以此谋求教育独立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平衡。其中包括对北京政府教育治理逻辑的简要分析，以及南开大学如何与政府（或政治人物）展开互动。一方面张伯苓希望通过加强互动获取办学资源，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卷入政治当中，以防受到牵连。为摆脱政府资源的依赖，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南开大学还通过与基督教青年会、军阀、银行业、工商界、基金会等的互动以及体育的提倡来获取办学资源。
第三部分内容主要阐述在国家力量强势介入、渗透教育领域的背景之下，南开大学如何自处。在此发展阶段，随着国民政府对私立大学控制力度的增强，南开大学遭遇资源获取的困境，被迫萌生“国立”的想法。为化解困境，一方面南开大学不得不让渡部分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为维持办学则不得不立足于天津，加强与社会的互动，进行差异化办学，以缓解困境。
第四部分内容主要论述在全面抗战之后，南开大学在复校之时再次遭遇发展困境，也因此再度萌生“国立”的想法。为使办学得以为继，张伯苓调整了办学策略，包括顺应蒋介石的“拉拢”，积极参与政治；亦包括顺应政府教育政策，积极调整办学理念，等等。但即便如此，南开大学也难逃“商改国立”的命运。本章节还分析了政府收归南开大学的原因，以利于理解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与学府、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最后即结语部分。尝试在时代变革的背景之下，以南开大学为个案，整体性思考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张伯苓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困顿与抉择。
史料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基础，本书充分利用南开大学馆藏与已出版校史档案。得益于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南开大学在史料整理上“蔚为大观”，出版了诸多校史资料，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此，本书还充分利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天津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馆藏纸质或数字档案，以及严修、张彭春、何廉、方显廷、蒋廷黻、宁恩承、黄钰生、萧公权、吴宓、颜惠庆、黄炎培、蒋介石、蔡元培、胡适、王世杰、陈立夫、翁文灏、钱昌照、马千里、穆藕初等时人日记、回忆录、年谱、纪念文集等，以补校史资料之不足。南开校园刊物，诸如《南开周刊》《南大半月刊》《南大周刊》《南开双周》《南开校友》《南大副刊》等对学校办学多有记载，也是研究南开大学的重要史料。此外，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对于南开大学及张伯苓等多有报道，也是本研究重要的史料补充。
[1] John Leighton Stuart，et al.， There is Another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p.4.中译本见司徒雷登、胡适等：《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张昊苏、陈熹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第9页。
[2] Joseph W. Esherick，Ye Wa， A study of zhang boling’s educational thought（review）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2，No.2，Fall 1995，pp. 355—359.
[3] 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梁吉生编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梁吉生主编：《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孙海麟： The Man Who Brought the Olympics to China—The Story of Zhang Boling ，新世界出版社，2008；王彦力：《张伯苓与南开：天津历史名校个案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王彦力：《南开精神化身张伯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Sarah Coles Mcelroy， Transform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YanXiu，Zhang Boling，and the Effort to Build a New School System，1901—1927 . 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96；宋秋蓉：《私立时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公共精神的研究》，《江苏高教》，2012年第4期，第152—155页；金国、胡金平：《张伯苓实学教育思想及其践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11期，第47—53页；申国昌：《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家》，2017年第39期，第25—27页；闫涛、侯杰：《张伯苓、张彭春教育理念探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434—438页。邢纯贵：《张伯苓体育思想研究》，《体育学刊》，1995年第1期，第50—55页；曹昊哲：《张伯苓体育思想下的南开童子军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8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