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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0 岁这一年，在《足球》报服役了 18 年以后，我离开《足球》报。脱下“足球报记者”的外衣以后，有段时间，我颇不适应。
以前每期，甚至每天围绕着国内的足球新闻转，像个被抽打的陀螺，以至于这种节奏被打乱以后，就像一头驴找不到了自己的胡萝卜。
这是劳碌命。
当然，时间多了，会促使我进行更多的思考：
做了 18 年足球记者，到底应该怎样审视自己的记者生涯？
做了 18 年足球记者，到底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的体育新闻？
做了 18 年足球记者，是否有自己比较满意的报道和作品？
这些想法，也不是辞职以后才有，或者说，是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也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我想，我还是写过一些不错的报道的……
我相熟的一些朋友，初次见面，听说我是《足球》报的记者，一般来说，会感觉怪异，得知我还是报道中国足球的，就更加感叹了：
人傻钱多的中国足球，有啥可报道的呢？
每天都要看场地差、水平差、形象差的中国足球的比赛，得多大的心理承受压力啊？
你的工作是不是就是每场比赛以后，写一下比赛啊？好简单哦……
听到这些话，我内心毫无波澜。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足球记者、体育新闻，都是偏正式短语，首先要遵循的还是记者的守则、新闻的规律。只不过，我的工作相对而言，专业而单一。
也正因为这种专业而单一，我一直见证着中国足球这些年的起起落落，中国足球人的喜怒哀乐，这里面的人和事，鲜活而有趣。
终究写的是人，面对的是事。
我要做的是把这些记录下来，同时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我觉得挺有趣，至于有没有意义，那还是交给读者们评判吧。
还是举几个例子：
2016 年底，在上海，我和张玉宁的父亲，号称“疯子”的张全成前后聊了 10 个小时左右，然后写了《“疯子”张全成》这篇文章。如果你看过这篇文章，大概能体会，在中国，一个家庭要培养出一个职业运动员是多么地艰辛，而张全成个人决断的性格，又为这个故事提供了很大的可读性。
2017 年，我采写“三十而立系列”。在采访于汉超的时候，他人在大连，我在广州，我们通过微信交流，最后花了三天工夫把这个采访做完。听完一大段一大段的长语音，我感觉耳边尽是嗡嗡声……
2018 年底、2019 年初，我写了《梅州足球三十年》这篇大约 16 000字的文章。写完以后我夸下海口：“全中国，能写下这篇文章的，只有区区在下。“虽然我不是梅州人，但是作为广东人，对于梅州足球辉煌的历史耳濡目染，毕业以后，开始接触最早的采访对象，就包括一批梅州足球名宿，再加上家里还有一本极具历史价值的书，种种因素结合，才有了这篇文章。而文章出来以后，从效果看，证明了这一点：这虽然是个流量的时代，但好的内容、好的故事，永远不缺乏读者。
遗憾的是，这样的内容和故事，现在已经很难被捕捉到了。有同行曾经采访过我，我说过，一年能写一篇好的报道或者作品，就算完成任务了，这也是自己的最低要求。
2019 年夏天，因为各种“爆料”，我的曝光度和知名度陡增，于是很多人把我归结为“爆料型记者”，甚至有球迷说，从来没看过我写过“正经报道”。我哑然失笑，如果看完这本书，我相信他会收回这句话。
后来有位同行朋友跟我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把未知的东西告诉别人，我是把已知的东西进行归纳。”
我说：“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他说：“你以前是怎样的，大家都不关心了……”
关于新闻记者如何在这个时代既能做到有曝光度，又能有深度，这会是个宏大而有趣的话题，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我想说的是，从业 18 年，我采访的人和事，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中国足球。而中国足球，是中国民众的“公共痰盂”。我个人并无以一己之力擦清痰盂的雄心，但希望这本书记述的故事、评论、思考，可以让更多的人更真实、清晰地了解一下中国足球——就算你决定吐痰，也明白为什么要向里面吐。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国足球长镜头》这本书，也就值了。
最后，衷心感谢一下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社。
衷心感谢我在《足球》报时的各位同仁，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写不出这些报道。虽然现在已经离开，但这份战斗情谊，将永远同在。
2021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