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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歌曲创作便是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流，以《关山月》《胡笳十八拍》《阳关三叠》《念奴娇·赤壁怀古》《扬州慢》《苏武牧羊》《木兰辞》《满江红》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歌曲，因其或雄健豪放、或朴实亲切、或哀怨婉转的真挚情感，成为历代爱乐人士十分钟情的传世名曲，但这些古代的创作歌曲，多属文人自娱抒怀的性质，历史上其受众面十分有限。相比于这些具备浓厚传统文人气息的古代歌曲，民歌则是中国历史上更具影响的歌曲种类。作为口口相传的众人历时之作，民歌不但数量浩如烟海，因为适于表达最普通人民的思想情感，历来是人民心之向往的艺术形式，纵然生活再贫穷、再艰难，中国人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歌唱，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寄托在了民歌中，所以，民歌是中国音乐历史上最丰富的矿藏。
20世纪初，我国才有了近代意义上的、直面社会和群众的歌曲创作。近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像歌曲一样拥有最广泛的受众，也没有哪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像歌曲一般，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广泛传播大力推动了“西乐东渐”的进程，以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为代表的学堂乐歌先驱们，将日本、欧美的优秀歌曲，通过填词编配的方式介绍传播到中国的学校课堂，通过这些学堂歌曲的教唱，不但使学生得到了西方音乐的审美启蒙，更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宣传抵御外侮、力图自强进步思想的有力载体，它们是中国由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转型的一个界碑，沈心工创编的《男儿第一志气高》《黄河》、李叔同作词作曲的《春游》等为数不多的歌曲，是近代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作品，代表了我国近代新歌曲创作的开端，吹响了中国现代歌曲创作的号角。但总体来说，至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乐歌创作，数量不多，优秀的歌曲更是凤毛麟角，甚至有人评价清末民初的“唱歌教材不过抄录了几首日本歌调或赞美歌调，改填中国词句罢了，风琴的教材也不过弹几首幼儿园用的粗浅进行曲，既不足以代表国民性，更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
但学堂乐歌为后来的歌曲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进入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号角，与之相伴的是，近代中国的歌曲创作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在新的作曲家群体的产生，以及近代中国第一批艺术歌曲的诞生。以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操专修科、国立音乐院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专业音乐机构和音乐社团的诞生，大力推动了现代歌曲创作的发展。以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等为代表的创作歌曲，尝试将西方大小调功能和声与我国民族风格旋律相结合，对歌曲创作的民族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将我国近代歌曲创作从世纪初学堂乐歌的起点上，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近代艺术歌曲创作的高度。除了这些“学院派”作曲家的创作之外，1920年代中期，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几位毕业生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沈秉廉四人，在杭州发起成立了“春蜂乐会”，他们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艺术歌曲的创作，创作了《你是离我而去了》《摘花》《金梦》《深巷中》等歌曲，影响甚广。20世纪20年代还有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儿童歌舞表演曲的创作，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我国歌曲创作的新成就，《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儿童歌曲，在那一时期的儿童音乐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是，应该看到，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泱泱大国，歌曲创作的数量依然十分有限，融艺术性、思想性的优秀歌曲更是凤毛麟角。从学校教学歌曲创作的层面看，虽然以萧友梅、黄自为代表的专业作曲家十分关注我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努力创作适合中学生演唱的教学歌曲，特别是在编写中学音乐教科书的过程中，创作了一批艺术、思想价值俱佳的学校教学歌曲。但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作曲家又有几个，更何况，“学院派”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大都并非以中小学生为对象。“春蜂乐会”创作的爱情歌曲虽然受到青年人的追捧，但也不适合学校音乐课堂，歌舞曲《葡萄仙子》更是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极力讨伐。而20世纪30年代却正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适应社会音乐发展及学校音乐教育普及的步伐，一批并非专业作曲家的音乐从业人士，纷纷提笔从事起歌曲创编的实践探索，为社会音乐的繁荣发展、为学校音乐教育的进步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评价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绝不能吹毛求疵，但凡具备了一定的艺术价值或社会价值的创作歌曲、改编歌曲，都应该肯定其历史价值，他们为20世纪我国的歌曲创作、学校音乐教育做出过贡献，也为后续歌曲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丰子恺在从事学校音乐教育、音乐教科书及音乐读物的编写、社会音乐推广普及等事业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歌曲的缺乏，尤其是适合中国人演唱的、具备民族风格的、由中国人自主创作的歌曲更是寥若晨星，由此迫切感到歌曲创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在熟悉、了解大量外国优秀歌曲曲调、掌握一定的西方音乐作曲技术理论，以及具备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丰子恺动手创、编了一批歌曲。这些歌曲按类别看，主要有校歌、抗战歌曲，以及课堂教学歌曲。在前后长达近二十年的学校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丰子恺先后创作了《春晖中学校歌》《复旦大学校歌》《崇德县立第三小学校歌》《桂林师范学校校歌》《全县国民中学校歌》《弥陀学校校歌》等歌曲。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丰子恺携家人不得不走上了逃难之路，先后历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重庆等地，面对日寇的侵略暴行，愤恨之余有感而发，与人合作共同创作了《高射炮》《我们四百兆人》《幼女之愿》三首抗战歌曲。在学校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有感于歌曲教材、特别是民族风格歌曲的缺乏，丰子恺也动手编创了部分教学歌曲，尤其是在编写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开明音乐教本·唱歌编》的过程中，创编了《浩歌》（丰子恺填词、舒伯特曲），《送别》（丰子恺填词、F·FLOTOW曲），《夜景》（丰子恺填词、曲作者不详），《风筝》（丰子恺填词、F·FLOTOW曲），《五月之歌》（丰子恺填词、MORN曲），以及《怀友》（丰子恺填词、马斯卡尼作曲）等多首教学歌曲，以充实、丰富学校音乐课堂教学之所需。
客观地说，丰子恺的歌曲创作数量不多，他也曾笑称自己是个音乐的门外汉，他创作的歌曲，除去几首校歌外，以今人的眼光来审视，其歌曲创作的艺术水准并不很高，更何况丰子恺的歌曲创作时常是选曲填词、自己作词他人作曲，或者选曲选词。但我们必须看到客观的时代条件，1930年代前后，选曲填词的歌曲创编方法是我国歌曲创作的主流，放眼神州，真正懂得作曲技术的音乐家并不多，除去以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代表的几位学院派作曲家，偌大的中国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况且，学院派作曲家的创作歌曲虽然创作技巧高深、艺术形式精美，但往往其受众面不广，接受对象主要局限在专业音乐圈子的少数人。此外，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大众流行音乐，由于其艺术形式的大众化特点，倒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受众，然而由于其“油腔滑调的旋律”“优柔颓废的风格”（丰子恺语），反而给社会造成了莫大的祸殃。但是，20世纪30年代恰是我国近代社会音乐和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无论是社会音乐的普及、学校音乐教育的广泛实施、还是音乐审美理念的社会认可程度，均是近代中国音乐史上的黄金时期，因此急切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歌曲，以适应、引导社会音乐和学校音乐教育的普及发展。丰子恺或自创旋律、或作词作曲、或选曲填词，创编了一批适合青年学生和社会人士演唱的歌曲。况且，纵然是选曲填词的歌曲创编，没有一定的歌曲创作常识，不懂得歌曲旋律与诗歌韵律的配合，又怎么能够编创出上好的歌曲。所以无论是校歌、抗战歌曲、还是课堂教学歌曲，丰子恺创编的一系列歌曲，在1930年代前后均产生了积极的、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