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初等学校的音乐教育实践

丰子恺不但重视学校音乐教师的培养，他还直接从事了儿童的音乐教育工作，实现他“在社会上普及音乐”的美好愿望。20世纪20年代，随着留洋学习音乐回国人士的增多，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专业艺术院校的建立。除了创办于1919年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12年由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7年由周湘在上海创办的中华美术专门学校、1919年由唐义精、蒋南圃创办的武昌美术学校等均先后设置有音乐专业或师范音乐科目。而与专业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相比，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则明显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创设不久的专业（师范）音乐教育还未来得及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教师充实到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之中，但从根本上来说，普通学校的音乐艺术教育占有更为基础的地位，推进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对国民音乐素养的提高和审美能力的提升更具重要意义。1922年初秋，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国文老师夏丏尊介绍下，去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担任音乐、图画科目教师，在音乐艺术教育的最基础层面，丰子恺开始了他的国民音乐教育实践。在春晖中学任教，是丰子恺音乐教学实践生涯中重要的经历之一，而在这之前的音乐教育实践，具体涉及音乐教学的学校倒不少，除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还有东亚体育学校、上海城东女学、爱国女学、吴淞中国公学等，但教学时间均很短，在春晖中学，丰子恺有两年多的时间从事音乐科目的教学活动，加之日本游学的经历，为他开展更为广阔的社会、学校音乐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1908年，浙江上虞富商陈春澜 捐款五万元，创办了春晖学堂。1919年，近代教育家经亨颐为革新中等教育，又征得陈春澜先生出资二十万银圆创建了春晖中学。学校坐落于上虞白马湖畔，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校园内到现在还完好保存着20世纪20年代的一批经典建筑，令中外游人流连忘返。春晖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曾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的经亨颐，所以春晖中学的办学延续了浙一师的教育理念。作为一所新兴的私立中学，春晖中学的教学设施十分完备，不但有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运动场等，还建有专门的音乐、绘画教室，坚持秉承“德、智、体、美、群、劳”并重的办学宗旨，广大师生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学生不但勤奋好学，还乐于参加校内丰富多彩的各项文体活动。春晖中学创办不久就聚集了夏丏尊、匡互生、朱自清、朱光潜等许多文学艺术大家，因此学校的艺术氛围十分浓厚，音乐也不例外，而丰子恺的加盟，更使得春晖中学增添了艺术教育的无限生机。作为我国近代新教育思想的实验地，春晖中学开办不久即声名远播，最终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与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并驾齐驱，故历史上素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春晖中学首批学生于1922年9月入学，学校于三个月后的12月2日举行开学典礼，并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师生音乐会，从首批学生入学到开学典礼音乐会的举办，短短三个月时间，在一所乡村学校就能够呈现出一台颇为像样的音乐会，反映了春晖中学音乐教育以及校园文艺活动的质量和成效，从音乐会节目单 里我们可以管窥春晖中学音乐教育开展的情况：

音乐会呈现的节目中，既有当时我国优秀的创作歌曲，也有部分外国的名歌，《秋夜》《涉江》《梦》为李叔同先生创作的优秀学堂歌曲； Home ， Sweet Home 是一首经典的英语儿歌； The Last Rose 全称应当为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中文名为《夏日最后的玫瑰》，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其中的校歌即是《游子吟》，歌词选自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歌词颂扬了母爱的伟大，最后两字与学校的校名切合，引导学生将孝敬母亲的情感延伸到爱校爱国的高度。丰子恺用一首源自德国的曲调《1819年11月26日之歌》为之谱曲，旋律朴实优美，极富学堂乐歌的音韵特点；节目单中E·C是春晖中学学生音乐社团的代名词。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普通乡村中学，能开展这样丰富多彩的校园音乐会，在偌大中国，又有几所？

春晖中学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值得记载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艺术科目的教学，学校所开设的艺术课分为音乐、图画、手工三门，音乐课则贯穿中学三年六个学期，分别是第一学年每周二课时，第二、第三学年每周一课时。音乐课不仅有固定的课时，还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并有不同层次的教学内容，必修课除教唱歌曲以外，还教授音乐理论知识，选修课还开设有风琴弹奏等。可见，春晖中学的音乐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不但在同时期的中国同类学校所罕见，甚至可与当时的日本学校音乐教育媲美。春晖中学的音乐课程设置与多元化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音乐教师的丰子恺的音乐教育理念。

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沿海地区的教会学校率先开设音乐课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式学校的创办，我国普通中小学校也陆续开设音乐课程，但办学条件，音乐课程主要开设于大中城市的学校，像春晖中学这样的乡村学校，能够比较规范地开设音乐课程，恐怕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还不多见。虽然春晖中学的绝大部分学生并无音乐基础，但对于音乐课这一新生事物，学生们自然是兴趣高涨，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新奇。由于教学环境、学生素养、家庭教育观念等多方面原因，城市与乡村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简单搬用城市中的学校音乐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在春晖中学这所乡村学校进行音乐教育实践必然会困难重重，所以，在春晖中学的音乐教育实践，必然要依靠丰子恺等人的主观能动性，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内容。春晖中学音乐课教学的开展情况，我们可以从丰子恺的记述中得以窥见，丰子恺在回忆当时的音乐课情景时说道：

我在一个新创办的初级中学里教音乐，学生都没有学过五线谱，没有唱过世界名曲，其音乐的素养可以说完全没有，与现在我国社会里的一般大众相似。我最初教授唱歌的时候，选取 Massa's in the Cold，Cold Ground （《马萨在冰冷的黄土中》）这名曲当教材。我刚把那曲的旋律弹了一两遍，多数的学生都已跟上去唱，而且唱的很入调。曲终的时候，数十人的教室中肃静无声，大家埋头在乐谱中，好像大家入了昼梦一般。我看他们唱这曲中最脍炙人口的第一句的时候，各人的态度表示何等地热心而满足，何等地被这秀美的旋律所吸引而深深地落入音乐的陶醉中！

丰子恺十分重视课堂教学中歌曲的选择，一方面选择旋律优美、歌词典雅的学堂乐歌，如李叔同等人创作的歌曲，此外还经常选用外国的经典歌曲作为教唱的材料，如《可爱的家》《黄昏时分》《夏日最后的玫瑰》等欧美曲调。丰子恺时常在春晖中学的课堂中教唱这些歌曲，不但有齐唱，更有重唱、多声部合唱等丰富的歌唱形式。丰子恺为师态度严谨，教学方式颇有特点，他的音乐课堂深受学生喜爱，他的学生在《记二十年代的春晖中学》中写道：

他教音乐课有一个特点就是先教唱，然后他盖上钢琴跑到教室大楼外面去听我们在教室内合唱，如果有什么地方唱得不齐、不合拍，或音色不好，他就回到教室里来逐一纠正，要我们重唱，总要唱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音乐课堂教学，丰子恺还曾对春晖中学的初中学生进行歌唱音域的测验，选择15—19岁的中学生43人，经过实际的歌唱音域科学测试，以歌唱音域人数最多的音区定义为中学生最适当的音域，以作为普通中学学生音乐教育的参考，并提出“注意考察变声期的人，过属高音的曲，宜停唱，如变声期人过多，宜专为变声期的人选平音域的曲。” 这在音乐教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的今天，自然不是什么难题，歌唱要适合中学生的音域以及生理特点，也是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但在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恐怕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音乐教育规范、准则做指导，歌曲的选择、教学对象的接受能力等，都要靠自己摸索。丰子恺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音域选取歌曲作为教学素材，关注初中生变声期的实际情况的做法，反映了他对待音乐课堂中歌唱教学的科学态度。

春晖中学不但注重对学生科学知识的传授，还十分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养成，校园内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的课外讲座就是重要载体，其中“五夜讲话”即是春晖中学的特色之一。春晖中学校史记载，面向全校师生的课外讲座先期安排在每周六晚上举行，后来由于调整周末休假，课外讲座改为每月三次，逢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晚上举行，故名曰“五夜讲话”。举办“五夜讲话”的教师都是学识渊博、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前卫人士，有朱自清、朱光潜、夏丏尊等文学、美学大家，丰子恺则是音乐、艺术讲座发起人。1923—1924年间，丰子恺在春晖中学的课外讲座——“五夜讲话”中，讲演了《艺术的创作与鉴赏》《裴德文与其月光曲》《美的世界与女性》《艺术》《远近法》等内容，作为音乐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此外丰子恺还在春晖中学校刊《春晖》上发表了多篇有关音乐艺术的文章，《艺术的创作与鉴赏》《裴德文与其月光曲》于讲演后全文刊发在《春晖》半月刊上，另外还发表有《艺术底慰安》《本校的艺术教育》等文章，这些成为他开展音乐艺术教育的另一个重要载体。《春晖》半月刊还曾开设了“白马湖读书录”栏目，丰子恺发表的《白马湖读书录》（一、二、三、四），介绍了西方作曲家贝多芬的创作与生活，通过刊登音乐读书笔记的方式，向全校师生介绍了交响曲、管弦乐、奏鸣曲式等西方音乐的专业知识，甚至用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欧洲管弦乐自巴洛克时期至后浪漫主义时期的发展概况及配器风格，增进了师生对欧洲音乐发展的全面认识。《春晖》作为诞生于一所乡村学校的校刊，不但开阔了春晖中学本校师生的音乐视野、丰富了全校师生的音乐知识，而且通过出版发行至全国各地，成了20世纪20年代推动我国学校美育、音乐教育的重要阵地。此外丰子恺还通过组织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音乐会，推动春晖中学学生的音乐实践，“月光晚会”便是其中之一。晚会“由音乐教师丰子恺率领爱好音乐的学生们演奏钢琴、小提琴等。丰子恺还特地为学生们用钢琴演奏贝多芬的《月光曲》。真是凉风习习，柳叶微飘，月光洒地，乐声悠扬，学生们都为美丽的白马湖景色和贝多芬乐曲的优美旋律所陶醉”。 1924年5月第28期《春晖》题为《迎春音乐会》的文章记载，丰子恺不仅指导学生们参加音乐会的演出，还饶有兴致地登台演奏了小提琴曲《夏日最后的玫瑰》。丰子恺得益于浙一师时期李叔同的艺术指引，多年以后这种艺术精神经由丰子恺在春晖中学得以传承发扬，使得春晖中学成了我国近代学校音乐艺术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春晖中学，丰子恺的辛勤耕耘为乡村学校的学生打开了一扇艺术的天窗，很多入学前对音乐一无所知、甚至对音乐并无好感的学生由此热爱音乐，音乐也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名叫先吾的学生写道：

自入春晖以后，我的感觉似比以前敏捷不少了。在从前以为平淡的事物，而今觉得深刻了，从前觉得不美的，而今觉得美丽了，有时唱唱歌，吟吟好诗，就把一切烦恼都忘了，欢喜得几乎要发狂……听音乐的能力，比前也强了不少，音乐本是我所喜欢的，高小时也很能感到它的妙处，但现在更能享受音乐的趣味，每当音乐班后，我的心灵就悠悠波动，把一切事情都忘了。如《别后》《忆儿时》《相思调》 Massa's in the Cold, Cold Ground ，都是我所爱，而不息地唱着的。

丰子恺在春晖中学的音乐教学活动开展得十分顺利，这可能是他离开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时所不曾想到的，放弃大城市的工作转而投身乡村学校的音乐教学，只能说明丰子恺对发展学校音乐教学的一片痴情，毕竟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几所乡村学校能开展像样的音乐、艺术教学？丰子恺加盟春晖时总是有过或多或少的犹豫的，但实践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甚至超预期的答复。正是春晖中学的音乐教育呈现出的勃勃生机，校方以及学生对音乐教学和校园音乐活动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渴望，加上春晖中学的办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招生规模也逐渐扩大。限于授课教师的不足，丰子恺不得不放弃所兼任的英文科目的教学工作，而专注于音乐教学，以至于需要聘请新的英文授课教师来接手他的部分教学任务。1924年10月16日《春晖》半月刊登载了一则《添聘教员》的启示：

一二年级因人数过多，音乐图画两科，均已分组，致艺术科教员丰子恺先生，亦因任课太多，不能兼授英文，故函聘陶载良先生来校，任匡丰两先生所任课，及一年级级任，已得陶先生允诺，并于本月二日到校矣。

有感于在春晖中学音乐教学的成功实践，丰子恺自己也对在春晖中学的教学、生活感到十分满意，在《山水间的生活》一文中写道：

现在春晖在山水间已生活了近一年了，我的家庭在山水间已生活了一月多了。我对于山水间的生活，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

从1923年起，丰子恺还同时在宁波第四中学以及育德小学兼任音乐课教师，大约每半个月一次地往返于几所学校之间，并将自己在春晖中学的音乐教学实践推广到上述学校，还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促成宁波第四中学与春晖中学的学生一起参加春晖校园的音乐会演出，大大丰富了学生的校园音乐生活，也成为春晖中学对外文艺交流的重要途径，这些活动在1924年5月的《春晖》半月刊中均有记载。丰子恺在春晖中学的音乐教学实践，虽然立足于一所乡村学校，但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成果是丰硕的，他将自己的音乐审美理念深植于春晖中学这所乡村学校，开辟了音乐审美教育从城市向乡村的华丽转身，虽说不上披荆斩棘，但为普及国民音乐教育作了踏踏实实地开创性实践。

1924年，一位名叫黄源 的学生，出于对“越文化”的好奇，从大城市南京转学来到地处偏僻乡村的春晖中学，后来该学生戴着乌毡帽去上体育课，遭到体育老师的训斥而发生师生冲突，校方认为学生此举不成体统，勒令开除学生。而以匡互生为代表的一批老师认为是校方借机打压学生的个性自由，有违学校倡导的学生自治精神，匡互生带头愤而辞职，此事件俗称“毡帽事件”。此后不久，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等一批春晖名师相继离职。正像丰子恺1922年初秋来到春晖中学时，意想不到在春晖的音乐教学取得如此成功一样，他大概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会以如此方式结束在春晖中学的音乐教学生涯。当然，历史地看，“毡帽事件”是一个偶然，但偶然中往往有其必然性，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抱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春晖中学一隅，他注定要在更加广阔的天地、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音乐艺术才华，才不至于愧对自己推动国民音乐教育实践、进而实现音乐教育大众化的初衷。

在春晖中学两年多的时间，丰子恺在音乐教学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教学实践，同时也是他音乐理论探索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音乐理论文章。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时期也是丰子恺漫画创作的起始时期，在春晖中学，丰子恺开始用毛笔作简笔画，日后丰子恺名扬中外的漫画正是起步于春晖中学这所乡村学校，虽然丰子恺的漫画创作跟本书的主题没有太大的关联，但作为丰子恺一生艺术创作的重要时期，还是顺带提及。

1924年11月25日，丰子恺正式离开春晖中学，继而投身上海立达中学的创办工作，春晖中学的音乐教学则改由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校友朱酥典担任，临别，丰子恺为春晖中学留下了毕业歌（歌词）一首：

碧梧何荫郁，绿满庭宇。羽毛犹未丰，飞向何处？

乘车戴笠，求无愧于生。清歌一曲，行色匆匆。

丰子恺离开春晖中学返回上海后，即开始了立达中学的筹办。在筹办立达中学的同时，他再一次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当然此时学校已更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丰子恺兼任上海艺术师范大学的教务长。事实上，即使是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丰子恺与上海艺术师范也有着经常的来往和联系，1923年11月《春晖》第19期曾刊出《丰子恺赴沪讲演》的信息：“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屡请丰子恺先生赴沪讲演艺术，迄以课务不果行。本届本校旅行，课务稍闲，遂于旅行期间赴沪应约讲演。” 此外，1924年5月《民国日报·艺术评论》第57期刊登有《上海艺术师范第四届暑期学校章程》 ，详细公布了上海艺术师范当年暑期的教学方案，丰子恺被列为“木炭人体写生”“音乐常识”“音乐教学法讨论”三门课程的任课教师，而上述讲演、授课的时间均是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说明丰子恺多次来往于春晖中学与上海之间，应邀受聘于上海艺术师范的兼职教师。

参与筹办立达中学的成员有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陶载良等人，这些成员主要是从春晖中学离职的一批教师，期望继承他们在春晖中学未完成的事业，所以立达中学的创办或多或少承继了春晖中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立达”二字取自《论语·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取名为“立达”，彰显了对思想及人性改造的关注。为了筹办立达中学，丰子恺卖掉了自己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筹得钱款700余元，再加上其他几个同事的鼎力相助，一起筹得1000余元，用于“立达中学”的开办。1925年2月1日，立达中学正式挂牌，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俭德里10号租了两幢房子，学校就在那里开办了起来。但出乎几位创办者意料的是，除了部分来自春晖中学的学生，又有上海中国公学的一批学生加入，首批招生报名人数超出了大家的预期，以至于校舍不够使用，继而将立达中学的校舍迁至上海小西门黄家阙路原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校舍，是年2月25日，立达中学首批学生正式开学。那时，丰子恺作为立达中学创办者之一，既要顾及自己和家人的现实生计问题，又要为美育理想而奋斗，整日奔波于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和初创的“立达中学”之间，其辛劳和困难可想而知：

那时我日里在西门另一个学校中做教师，吃过夜饭，就搭上五路电车，到老靶子路的两幢房子里来帮办筹备工作。那时我们只有二三张板桌，和几只长凳，点一盏火油灯。我喜欢喝酒，每天晚上一到立达，从袋中摸出两只角子来，托“茶房”（就是郭志邦君，我们只有唯一的校工，故不称他郭志邦，而用“茶房”这个普通名词称呼他）去打黄酒。一面喝酒，一面商谈。吃完了酒，“茶房”烧些面给我们当夜饭吃。夜半模样，我再搭了五路电车回到我的寄食处去睡觉。这样的日月，度过了约有三四个礼拜。

可见当时的艰苦情景，但对于自己热爱的音乐教育事业，丰子恺乐在其中、无怨无悔，他和几位创办者甚至不取报酬，而靠在其他学校的兼课酬劳来维持生计。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立达中学的办学规模也不断扩大。1925年夏，立达中学的创办者匡互生等人建议，在江湾一带自建新的校舍，同年9月，新校舍投入使用，立达中学也正式改名为“立达学园”。

立达中学开校以后，立达学会，添加许多研究艺术的会员。他们也感著中国艺术界的幼稚，又觉得中国所谓艺术教育，往往免不了一种商业化的教育，无非假借艺术的美名，来遮掩唯利是图的市侩手腕；严格的说，这样的艺术教育，无论怎样地发达，只是糟蹋艺术罢了。因此，他们很愿在立达中辟一块园地，来试验试验真的艺术教育看。于是立达学会又拟在下学期就立达中学中，开办一艺术专科，而所谓立达中学校五字，自然不能包含了。于是把立达中学校五字，改为立达学园四字。

所以说，立达中学改名为立达学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出于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在原有初级中学的基础上，增办了高级中学部，并且设立了艺术专门部，去实践丰子恺等人心目中理想的、真正的艺术教育。立达学园新成立的艺术专门部包括师范科、图案科、以及西洋画科，丰子恺则任立达学园校务委员和西洋画科负责人，并担任了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

立达学园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办学宗旨，实行民主办学，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感化教育，其中艺术教育就是立达学园的办学特色之一。以音乐课程教学而言，在立达学园设置的初级中学部、高级中学部、艺术专门部中，除了高级中学部未明确设置音乐课程以外，其余二部均设置了音乐课程的教学，尤其是艺术专门部师范科的课程，设置有声乐、器乐、音乐通论、和声学、作曲法、乐式学等课程，很显然，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办学体制和课程设置，复制在了立达学园的办学实践之中。

20世纪20年代，一大批社会名流如叶圣陶、夏衍、陈望道、沈雁冰、刘大白、郑振铎等人先后任该校文史课教师，一批著名艺术家如钱君匋、关良、陈抱一、吕骥、裘梦痕也先后加盟该校，音乐科目则主要由丰子恺和裘梦痕 两位老师负责。随着师资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办学经验的不断成熟，立达学园逐渐树立起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以致20世纪20年代的立达学园有“南有立达，北有清华”之美称，之后还有“文有立达，武有黄埔”的美誉。学校声誉的上升也带来了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1925年3月，刚刚开办的立达中学虽然招生数超出了创办者的预料，但也仅有新生60人，而到了“1925年9月，立达学园共招收9个班的新生，仅1925年度学生人数就达139人；1926年9月，招收各类学生11个班。”

但立达学园艺术专门部办学时间不长，后由于办学经费紧张，艺术专门部的音乐、美术科分别于1927年、1928年停办，结束艺术专门部的办学后，丰子恺、裘梦痕则仍旧留在立达学园中学部教授音乐。丰子恺在立达中学担任过音乐、绘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是立达中学艺术课程教学的主要骨干，立达中学也是丰子恺继春晖中学后音乐艺术教育实践的又一重要基地，立达中学、立达学园的音乐教学，不但表现在艺术专门部师范科的专业教育所培养的一大批专业音乐人才，更表现在面向普通中学生的音乐普及教育所达成的美育功能，丰富了孩子们的音乐生活，促进音乐审美教育在普通学校的实践，依托立达中学良好的校园艺术氛围，丰子恺的美育抱负得以再一次实现。在立达中学教学期间，丰子恺还兼任了上海澄衷中学、复旦实验中学艺术课程的教学工作，1929年8月至1931年初，他还担任了上海松江女子中学艺术科教师，承担美术、音乐课的教学，在多所学校实践他的美育理想。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立达学园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匡互生等立达同仁们又四处辗转办学，一度被迫迁至无锡上课，随后修缮了江湾总部的校舍，还在上海南翔开设了分部。1937年抗战爆发，立达学园总部和南翔分部的校舍均毁于战火，为了重振立达，裘梦痕、陶载良等教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上海派克路继续办学，由于立达中学的创始人匡互生于1933年身亡，此时由陶载良继任立达校务委员会主任，丰子恺也因为办学意见分歧于1933年辞去了立达学园的教职。1941年，立达学园在四川隆昌成立了分校，改称“私立立达学园”，抗战胜利后，分校迁回上海，在松江包家桥北面建立新校址，1947年9月正式招生，1953年立达学园改名为“松江第三中学”。立达学园的历史上，还留下了李叔同先生创作的《立达学园校歌》，1935年，早已遁入佛门的艺术大师李叔同来立达讲学，专门为学校谱写了《立达学园校歌》，并由音乐家吕骥谱曲，留洋归国的音乐家马思聪也专门创作了《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歌》。

在立达中学任教期间，也是丰子恺音乐理论创作的重要收获时期。在给初中一年级学生课堂讲授的音乐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音乐常识》一书，于1925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一部音乐理论著作，被不少学校采用为学校音乐教材或课堂教学资料，虽然该书严格意义上称不上学校音乐教科书，但在音乐理论教材缺乏的年代，大大丰富了学校音乐课堂教学的内容，并在较大范围内推动了学校音乐教育的良性发展，《音乐常识》也为丰子恺后续音乐理论著作的编著出版奠定了基础。 /NSoWB+CqXDHiqTY/im2hyLSMc48gkKsrG/nH4/qDpq0k64u/ZQJjajfq5ATGk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