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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清政府第一个学校教育法规《奏定学堂章程》，经光绪皇帝批准开始在全国施行，然而，由于清王朝于1911年灭亡，《奏定学堂章程》才推行了7年的时间，不过它却是在教育思想、教育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规范作用的第一部教育法规。《奏定学堂章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当然是为了维护、确保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实现这一宏伟构想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改革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这一总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成为学校教育课程中音乐课程设置的纲领，与该章程同时颁布的《学务纲要》，则更为具体地规划了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事项，其中也提到了学校设置音乐课程的问题：
至于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秦汉以前，痒序之中，人无不习。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音乐唱歌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
因此，说清政府主观上不重视音乐教育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起码，清政府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然而，《学务纲要》虽然提到了学校开设音乐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考证、调查了我国历史上和西方国家推行音乐教育的做法和现状，但由于传统的中国音乐长期以来采用口传心授的教学传承方法，缺乏理论的凝练，至清末尚没有找到符合“中学”的古乐雅音；另一方面，清政府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与开放的胸襟，为了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没有将西方音乐引入音乐教育之中，因此对学校音乐教育做出了暂缓设置的决定。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随即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的个人主张，提出学校教育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主张。随后1912年7月召开的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参考了蔡元培的主张，讨论并通过了国家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民国政府的教育宗旨提出将美感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的宗旨之一，是我国近代教育的创举，对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7月后，蔡元培辞去了教育总长职务，更由于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推翻共和，推行“崇经学孔”的教育方针，学校音乐和艺术教育再一次受到重创。纵观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校教育发展历史，虽然在参考国外审美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屡次提及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科目的实践过程却风雨飘摇，虽偶见阳光，但阴霾不散。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是国内思想界、教育界普遍关注的两大主题，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关注新文化、新思想的社会宣传，学校教育领域也是如此。而对于音乐艺术教育的提倡，虽然也有在部分学校教学中的施行，期望通过音乐教育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激发民众的进取意识，塑造近代国家的国民精神，但社会对此项工作总体上关注不够，更谈不上从“审美”理念的高度去审视它，学校音乐教育往往只是关注美育教育的部分有识之士的个人行为，并未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综观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城东女学
等我国近代学校音乐、艺术教育的成功典范，我们发现无一例外的是由于办学者抑或执教者个人对音乐、艺术教育的热衷所致，这也是近代中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的原因。
丰子恺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正式开始了音乐、艺术科目的学习，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不但掌握了较为扎实的音乐技术技能，为从事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浙一师的五年，浸润于西方音乐的浓郁氛围之中，丰子恺渐渐领悟了音乐艺术对于人的全般素养的重要性，出于对音乐艺术的由衷热爱，以及对普及国民音乐教育的高度责任心，刚刚毕业的青年丰子恺，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学校音乐艺术教育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