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丰子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漫画家、散文家、艺术理论家、美术及音乐教育家。丰子恺的漫画名扬世界，是我国近代漫画创作的第一人。同时，丰子恺对我国近代“西乐东渐”的历史进程贡献卓著，他长期耕耘在国民音乐教育的讲坛，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在音乐教育方面的辛勤耕耘，奠定了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丰子恺还编著、出版了一大批西方音乐理论著作，通过西方音乐理论的推广传播，为中国社会由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发展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府石门县玉溪镇（今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跟大多数音乐家的成长道路不同，丰子恺并非出生于音乐世家，其父亲丰鐄（1865—1906）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举人，由于清政府于1901年9月开始改革科举制度，最终于1905年废除科举取士制度，故其父虽中举人但并未做官，而是在家设私塾授徒。六岁那年开始，丰子恺就随父亲学习《三字经》《千家诗》《千字文》等。九岁那年父亲因肺病早逝，母亲又将丰子恺送到镇上一所名叫于云芝的私塾读书，学习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道理，一直到12岁。这期间，丰子恺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全国范围内随即掀起了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在此背景下，1910年，丰子恺入读的私塾改为溪西两等小学堂。不久后，溪西两等小学堂改名为浙江省崇德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学校主要教授学生国语、英文、算术等科目，而且新学堂里开设乐歌课。作为新式学堂里面的新生事物，乐歌课自然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也使得丰子恺眼界大开。自学堂乐歌课诞生之日起，学堂歌曲的重要主题便是抵御外侮、激发民众的爱国热忱、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譬如沈心工编的《勉学歌》《男儿第一志气高》、李叔同的《祖国歌》等学堂歌曲就是突出的代表。在崇德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的课堂上，老师们也自发地教唱这类爱国歌曲：

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动乱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小时来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泪来，我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当我们唱到“东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惊心胆跳，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

从溪西两等小学堂到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丰子恺从这里开始接受基础的文化知识教育，也由此开始了音乐启蒙，乐歌课上音乐的震撼力使幼年的丰子恺大受感染，以至于终生难忘！这也成为激发他日后学习、传播音乐知识的发端。

民间音乐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了丰子恺的音乐天性。故乡石门湾有个远近闻名的“阿庆”，人届不惑却依然孑然一身，除了帮人们称柴、介绍买主外，唯一的嗜好就是在家拉二胡，京戏、越剧、花鼓调他都会，是石门湾有名的“音乐家”。丰子恺也时常去阿庆那里听他拉奏二胡，农闲时节、夏日纳凉的时光，丰子恺都会沉浸在阿庆悠扬婉转的琴声里。旧时的石门湾，打击乐是流行的娱乐与民俗形式，唢呐夹杂锣鼓的敲击声，时常吸引着八方听众，丰子恺也特别爱听。还有家乡小镇上京戏、越剧等戏曲的观演，农闲时节、民俗节日的山歌说唱等，都给幼年的丰子恺留下了民间音乐熏陶的心理积淀。

虽然家乡小学课堂上的乐歌课给了丰子恺初步的音乐启蒙，但正式全面深入地学习音乐，要从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算起。1914年9月，16岁的丰子恺作为预科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的前身是“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建成于1908年，是近代浙江省培养普通学校教师最早的园地，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六大高等师范学校 之一。两级师范学堂开办有三年制的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后又开办了五年制本科师范，上述专业均开设有绘画、音乐、手工课程，以解决中小学艺术师资缺乏的窘境。经过三年或五年不等的培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培养出许多有艺术特长的教师，这些教师遍布浙江全省乃至省外的中小学课堂，对普及和提高艺术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

1912年7月，两级师范学堂聘请留日归国不久的李叔同加盟该校，任教音乐、美术课程。他的到来使得该校的艺术教学呈现出了更加蓬勃的生机，而李叔同正是丰子恺自少年时代起便十分崇拜的偶像之一：

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歌的作者是谁。后来我小学毕业，考进了杭州师范，方才看见《祖国歌》的作者李叔同先生。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丰子恺师从李叔同学习音乐艺术的实践中取得的成绩，以及受到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获得了全方位的音乐修养，尤其是西洋音乐知识的全面素养。李叔同先生学问深广，不但能作曲、能写歌、能演剧，在艺术方面几乎全般皆能、样样出色。他不仅在课堂上教授西洋音乐理论知识、五线谱记谱法、钢琴风琴弹奏、声乐发声练习、合唱训练等内容，在浙一师的八年间，还创作了《春游》《送别》《西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等优秀歌曲。在李叔同的悉心教导及影响熏陶下，丰子恺掌握了丰富的音乐理论知识和扎实的音乐技能技巧，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和后续的音乐教育实践建立了良好的专业知识储备，在提升音乐修养的同时，进一步启发了对音乐艺术的深刻感悟。第二个方面是获得了全面的人格修养。李叔同虽然出生于传统旧式家庭，但经过新文化及西方文化的洗礼，具备了高尚的人格，他从教不为名利，用全部精力当好教师，李叔同对待学生虽严厉却也不失温和，学生们爱他、敬他，正是李先生爱生如子的赤诚之心，以及视艺术教育为毕生事业追求的奉献精神，深刻感染了浙一师的受教学生，在耳闻目染、潜移默化中，丰子恺受到了李叔同高尚人格的陶冶，并一直影响了丰子恺一生。第三个方面是李叔同先生文艺思想对丰子恺带来的不朽教诲。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概括起来主要有“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等。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出于对音乐、美术的痴心以及艺术科目学习的长足进步，自然深得李叔同的厚爱，也因此得以有机会深入接触李先生，对先生的文艺思想感受颇深：

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的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是丰子恺的音乐、艺术实践始终遵循的准则。作为后人，我们有理由去评价丰子恺世界观的高低深浅，但对他的人品，如淡泊名利、爱憎分明、善良正直等，几乎是世人交口赞誉的。“眼睛向下，作品向上”是丰子恺艺术实践的生动写照，人品的高尚与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得益彰，正是丰子恺艺术作品及艺术教育思想在海内外影响日益深远的重要原因。

1919年，丰子恺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为浙一师的高班同学吴梦非 、刚从日本学习音乐回国不久的刘质平 ，共同筹划在上海创办一所艺术学校，仿照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办学模式，期待为社会培养紧缺的图画、音乐、手工教学人才。经过紧张的筹备，1919年秋，学校正式开办了，三人商定取校名为“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吴梦非任校长，丰子恺任教务主任，并兼任西洋画教师。就这样，一个刚从浙一师毕业不久的青年，投身到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艺术教育之中，但这段教学经历是短暂的，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而且在这期间丰子恺也没有直接从事音乐课程的教学，倒是在东亚体育学校、爱国女学、城东女学兼任了音乐教师。随着阅历的增长，以及正值发展的新艺术潮流的到来，丰子恺渐渐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由衷感到自己艺术技能与艺术修养的陈腐和浅陋，因而萌生了“窥见西洋艺术全豹”的念头，就这样，在上海当了不到两年时间的音乐教师、美术教师后，丰子恺怀着对西洋艺术的强烈求知欲，于1921年春天毅然赴日本求学。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为完善近代国家体制，振兴社会经济，繁荣社会文化，全面主张“脱亚入欧”，在政府的主导和大力推进下，日本社会自上而下开展了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吸收，一改之前学习中国文化的习气，转而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希冀借鉴西方文化早日实现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音乐教育上升到国家事业的高度，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政府仿照欧美制订了学校的学制，并规定了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内容。明治十二年（1879年），文部省设置了专门进行音乐研究、音乐教育的音乐调研科（东京音乐学校的前身），与此同时，文部省开始派遣学生赴欧美考察、学习音乐，同时邀请外籍音乐教师到日本从教，从那时起，日本进入了全面吸收、融合西洋音乐的时代。到了明治二十年（1887年），日本正式建立了东京音乐学校，这所学校为日本音乐的近代化，以及推进日本学校音乐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日本近代音乐发展的突出代表。而在我国，虽早在19世纪中叶便有教会学校开设音乐教学课程，但从音乐教育普及层面上看，直到1907年，音乐才被定为女子小学堂随意科目以及女子师范学堂的必修科目，故此，近代日本的学校音乐教育成了中国有识之士效仿的对象。丰子恺在上海从事了近两年的教学工作后毅然选择赴日本求学，正是出于日本社会浓厚的艺术氛围，以及通过日本学习西洋艺术的美好期盼。

在日本期间，丰子恺对绘画、音乐、外语都有一番苦学的经历。初到东京，先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又进入一所英语学校的初级班，之后又进入另一所英语学校的高级班。短短十个月光景，丰子恺居然很快熟练掌握了日语和英语。在日本的前五个月，丰子恺每天上午在洋画研究会学习素描和油画，下午的时间用来学习日语；到了后五个月，上午则依然学习绘画，下午学习小提琴，晚上学英语。丰子恺在东京期间的音乐学习，在《我的苦学经验》《甘美的回忆》等文章中均有详细记载，而直接的音乐技术技能学习，就是小提琴了，五个月中，他起先求教于东京音乐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后又转学至一位日本私人小提琴教授家中，前后拉完了三册 Homahnn 小提琴练习曲，以及《轻歌剧旋律》等小提琴名曲，不仅技艺大增，而且激发了丰子恺小提琴演奏的极大兴趣。

回国后丰子恺并没有在乐器演奏方面显露出很高深的造诣，也没有在小提琴演奏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在东京学习小提琴的经历毕竟只有五个来月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拉奏了三册小提琴练习曲和少量乐曲而已。要说丰子恺练习小提琴刻苦努力是事实，但要说在这么短时间内能达到小提琴演奏技艺的很高水平，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顶多只能说在小提琴演奏方面入了门。倒是时常听音乐会、看歌剧、参观美术展览会、广泛接触东京艺术界的经历，使得丰子恺得以全面而深入地接触西方的音乐艺术，开阔了他的音乐视野、丰富了阅历，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角理解了音乐艺术对于社会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日本社会艺术及音乐教育的近距离观察，丰子恺看到了借鉴西洋音乐实现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教育现代化的可能性，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将艺术视为推进社会革新重要力量的观念有了深刻认识，思考着音乐艺术如何在建成我国新的民族国家的任务中发挥作用。所以，丰子恺回国后的重要心愿便是在中国社会普及音乐知识，广泛开展学校音乐教育，提高国民的音乐素养，并以此推动国民性的改造和社会风气的改良。

纵观丰子恺几个阶段的音乐艺术学习，他专门的音乐学习经历并不长，能取得日后音乐艺术方面的不凡成就，得益于他终身学习的理念：

回顾我的正式求学时代，初级师范的五年只给我一个学业的基础，东京的十个月间的绘画音乐的技术练习已付诸东流。独有非正式求学时代的读书，十年来一直随伴着我，慰藉我的寂廖，扶持我的生活，这真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偶然的结果。

幼年至青年时期的音乐学习，是丰子恺一生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方面有所成就的前提，因此是全书必不可少的环节，故花费不少笔墨，梳理丰子恺的音乐学习经历，这其中有他欲将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的萌动，有他后续音乐教育思想的萌芽，也是他研究、传播西方音乐理论的发端。

二

丰子恺的音乐艺术实践及西方音乐理论探索，是在近代中国“西乐东渐”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故有必要对“西乐东渐”的历史进程做一个客观评述，以彰显丰子恺在“西乐东渐”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

一直以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以其灿烂的文化哺育着一代代人民，而一代代人民又创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反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繁荣也是如此。19世纪中叶，以农业经济为主要业态的中国，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得异域、他族音乐文化难以融入其中。以汉民族为例，即使数度受他族、异域音乐文化的影响，外来音乐终究被同化进而融入汉民族音乐文化之中，所以，总体上来说，近代之前的中国音乐，形态相对稳定，风格基本固化。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京城向清皇宫进献古钢琴，音乐史学界认为这标志着西洋音乐正式传入中国，虽然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但最多也只能算是“西乐东渐”的“莺声初啼”，对整体中国音乐的发展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19世纪中叶，西方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创办，洋务派人士出国考察，使得西方音乐渐入国人视野。在华英、美人士组成的“马礼逊教育协会”，于1839年在澳门创办了一所小学堂，该校于1842年迁往香港办学后，即开设了音乐教学课程，“此为现知中国人最早在新式学校中接受音乐教育的学堂”。 此后，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办学、传教渐渐多了起来，1840年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创办了徐汇公学，1845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宁波创办了崇信义塾，1881年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这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大多选址在东南沿海城市，并招收中国学生，其教学课程明显有别于同一时期的中国其他教学机构，自然科学、外语、哲学、中文、音乐、琴科……中西兼备，内容丰富，它们不但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雏形，也是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丧失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了存亡续绝的边缘，政界、学界、思想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唯有以西为师才能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思想观念上，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践行动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1860年洋务运动后，奉命出使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洋务派官员、知识分子，在赴国外考察、学习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

张静蔚编选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一书中，记载了洋务运动后中国官员在国外关于西方音乐的见闻，这些官员虽大多不通西方音律，但还是详细记载了期间的所见所闻，这其中，有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张德彝、清末思想家王韬，以及郭蒿焘、黎庶昌、沈翊清等人。1899年，四川总督府官员沈翊清随团考察日本，其日记中记载了考察日本军乐队的情形：

视户山学校……次看军乐队，九排共四十八人，奏乐一阕，作进兵曲。（军乐队为全国军乐之根本，各军司乐者皆由此出）。乐器：大鼓一、中鼓一、铜鼓一（作曲长形未详何名）铜号二、铜笳、铜笛。奏时每人夹谱一纸（西字）于乐器上，队长二人，一旁立，一执小木棍，导乐之节奏。

在与中国传统音乐大相径庭的西方音乐面前，这些清末的官员、使节、知识分子，除了表现出对异域音乐的惊诧茫然以外，从西方音乐纷繁多变、音律欢畅的音响中，不禁流露出令人神醉、叹为观止的表情。

然而，教会学校中的音乐教学，以及清代官员、知识分子在外交场合对西方音乐的见闻，作为“西乐东渐”的一个重要开端，总体上来说仅仅局限在很少一部分中国人之间，依然没有对中国社会音乐发展产生普遍影响。

1894年，甲午海战中方惨败，中国自上而下的屈辱、紧张、焦虑，推动着救国救民道路的进一步开拓。1896年，清廷首次选派13名学生赴日留学，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大幕，此后的近20年间，官派、自费赴日留学成为风潮。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清政府勉励留学生积极学习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效力、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实现民族的振兴。故主观上无心关注音乐文化，但也有少量热爱音乐，并致力于中国音乐振兴的青年学生，他们则将目光投向了日本的音乐艺术。据统计，从1902年至1908年之间，在东京音乐学校从事音乐学习的在籍学生共有40名 ，虽然人数很少，年均仅不到6人，但他们立志从文化振兴的角度找寻救国的理想，自然值得肯定。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就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在日本学习西洋音乐，日后成为我国学堂乐歌及近代新音乐发展的重要启蒙者。这些赴日学习西方音乐的先行者以及其后的后继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近代中国“西乐东渐”历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了国人主动接受、学习西方音乐的道路。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虽然利玛窦向清皇宫进献古钢琴标志着西方音乐正式进入中国，随后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学以及清廷官员、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的猎奇，始开中国人接受西方音乐的先河，但真正普遍意义上对西方音乐的接受与传入，要归功于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先行者们。

1898年，变法维新人士康有为将《请开学校折》呈书光绪皇帝，拉开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大幕，梁启超也为开办新式学校教育而尽情呐喊，并首倡在学校教育课程中开设音乐课的主张，而这一年正值丰子恺降生。1907年，清政府将“音乐”列为女子小学堂随意科目与女子师范学校必修科目，此后，新开办的学堂陆续开设乐歌课程。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不但为赴日学习西方音乐的学子铺设了回国效力的舞台，也为西方音乐大规模进入中国创造了极佳条件，至此，“西乐东渐”蔚然成风。但不得不说，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校音乐教育倡导，还是沈心工、曾志忞等人的学堂乐歌推广实践，此一时期的“西乐东渐”是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启蒙，其目的根本上就是为启蒙、为新民，这从此一时期流行的《男儿第一志气高》《黄河》《革命军》等歌曲中就可见得，丰子恺在回忆童年时期学唱的歌曲《励学》《祖国歌》也是生动的例证。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直接意义在于催生了新思想、新文化，传统中国由此走上现代发展之路，西方的科学、民主、文化、思想开始广泛影响神州大地，在此背景下，“西乐东渐”在中国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首先，中国音乐家在学堂乐歌的传统和基础上，对西洋作曲技法进行了更深入的学习和运用，开始了近代中国艺术音乐的创作探索，这方面，萧友梅、黄自、赵元任、青主、刘天华、黎锦晖等人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创作产生了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现代音乐；其次，专业音乐教育雏形始见，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音乐院等相继组建，深刻推动了中国音乐的现代转型；再次，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高潮迭起，王光祈、丰子恺、萧友梅、叶伯和等理论家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基本乐理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有了广泛的社会普及；最后，普通学校国民音乐教育有了深入发展，在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基础上，此一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表现出对音乐审美本质的探索与实践，一大批具备专业音乐素养的音乐教育家活跃于学校音乐教育的讲坛。这些均标志着“西乐东渐”迈入了为艺术、为审美的新的发展时期。

20世纪3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西乐东渐”的步履依然坚定，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刘雪庵、马可等一大批音乐家结合西洋音乐的创作观念、创作技法，抒写时代的新音乐，空前激发了民众的救亡爱国热情。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较为宽松的文艺政策感召下，音乐创作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但在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小型管弦乐的创作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交响曲、交响诗、协奏曲、大合唱等过去鲜见的大型音乐作品创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创作技法，依然承袭了西洋作曲技法结合民族音乐素材的法则。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广大音乐工作者热情讴歌新时代、新气象，新潮音乐的产生、流行音乐的兴起，20世纪末以来音乐作曲技法多样化的拓展，音乐创作中新音源、新音响、多媒体融合……无不印证着中国近代音乐的蓬勃发展。

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就是以现代专业音乐的创作发展为主线、以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建为龙头、以西方音乐理论的传播为辅佐、以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普及发展为基础的一部音乐发展史，而丰子恺的音乐实践与理论作为，恰恰处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近代中国新音乐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丰子恺开始了他的音乐实践及音乐理论探索。丰子恺在继承学堂乐歌时期音乐发展的经验与成绩的同时，他的音乐实践及理论探索大力推进了此一时期中国新音乐的发展转型，对后续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铺路架桥的重要作用。

三

自1925年11月《小说月报》发表郑振铎的文章《子恺漫画·序》开始，丰子恺研究已经走过了近95个年头。近年来，丰子恺研究可以说是一派红火的景象，研究活动不断深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余连祥的著作《丰子恺的审美世界》《丰子恺美学思想研究》就是突出的代表。杭州师范学院1997年成立的“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可以说是国内丰子恺研究的权威机构和学术中心，二十多年来，以陈星教授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孜孜不倦地深耕于李叔同、丰子恺研究，产出的学术成果相当丰硕，所见丰子恺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丰子恺评传》《丰子恺研究学术笔记》《有情世界——丰子恺艺术思想解读》《一道消逝的风景——丰子恺艺术思想研究》《丰子恺论》《丰子恺研究》《丰子恺与开明书店》《丰子恺杭州行迹考论》《丰子恺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等，此外，该中心研究人员还有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丰子恺佛教题材绘画作品的平民意识及警世价值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丰子恺年谱长编》等重要科研项目。近年来国内还涌现了不少以丰子恺文学、绘画、美学思想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如《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山东大学，2011）、《丰子恺美术教育思想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8）、《丰子恺美学思想论稿》（厦门大学，2009）等，这些都标志着国内社科界对丰子恺的研究正在向着纵深方向发展。

应该看到，丰子恺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西方世界也有不少对丰子恺艺术思想研究的成果诞生。早在1974年，华盛顿大学布兰达·福斯特（Brenda L·Foster）的硕士论文《丰子恺与〈博士见鬼〉》（ Feng Tzu K ’ ai and The professor sees a Ghost ），从儿童文学角度研究了丰子恺的文学创作及艺术成就。1986年，密歇根州立大学Shuen-Shuen Hung的硕士论文，以《丰子恺：他的艺术和思想》（ The Art and Thought of ZiKai Feng ）为题，论述了丰子恺在漫画创作方面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思想。2002年，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Brame）以《艺术的逃难：丰子恺的一生（1898—1975）》[ An Artistic Exile: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1975）]为题，回顾了丰子恺一生的艺术创作。由于丰子恺曾经东渡日本求学，而且其艺术思想、艺术创作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时期的所见所闻，日本学者对丰子恺的研究也显现出极大的兴趣，较有代表性的有谷崎润一郎（Junichiro Tanizaki）的《读缘缘堂随笔》，对丰子恺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评论，以及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西槙伟（NishimaKi Isamu）等多位学者的丰子恺研究成果。

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上述成果都集中在对丰子恺文学、绘画、美学方面的研究，而很少涉及专门地对丰子恺音乐实践与理论的研究。

丰子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是我国近代国民音乐教育的先驱，他不但长期从事学校音乐教育，为起步中的我国近代音乐教育躬身实践，而且他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所阐发的音乐教育思想，是我国近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子恺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近代中国，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音乐方面的著、译作有42部之多，撰写、发表音乐理论文章百余篇，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音乐的常识》《生活与音乐》等音乐著作，为社会音乐空气“稀薄”的时代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后，无论是艰难的抗战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初的和平建设时期，丰子恺都一如既往地从事着西洋音乐理论的著、译工作，为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音乐事业的繁荣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

对丰子恺音乐理论著述的评价，否定者认为丰子恺的音乐理论著述主要是当时日本及西方音乐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并非原创贡献，理论价值不大。而本课题研究认为，丰子恺音乐著作的内容涉及西方音乐家及作品介绍、西方音乐史、音乐教育、音乐技术理论、音乐美学等方面，对我国早期西方音乐尤其是音乐理论的引入贡献卓著。中国近代“西乐东渐”的历史进程不能缺少丰子恺的卓越贡献。严宝瑜先生认为：“丰子恺在西方音乐介绍方面起的影响范围要超过萧友梅和王光祈，环顾今天我们能读到的我国关于贝多芬的文字介绍，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跳出丰子恺的框框。” 丰子恺音乐理论著作对我国社会民众了解西方音乐，对西方音乐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对规范与提升学校音乐教育水平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况且，在中国近代新音乐发展的过程中，借鉴西方音乐的理论成就是中国音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选择，虽然丰子恺的西洋音乐理论贡献谈不上划时代的原创理论的高度，但从“西乐东渐”及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哪怕是他单一的西洋音乐理论译介，对我国社会进行西洋音乐理论知识的普及，并在普及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对新音乐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进而也为我国后续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生成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综观丰子恺的众多音乐著作，大都是在学习、翻译外国音乐理论基础上的有感而发。但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丰子恺并非是西方音乐理论的一位搬运工，在深入学习、消化外来音乐理论的同时，他深入关注中国社会的音乐发展问题，将西方的音乐理论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为此，丰子恺一生中还撰写了近百篇音乐文论，如：《艺术教育的原理》（《美育》杂志第7期）、《从西洋音乐上考察中国的音律》（《东方杂志》1923年第18、19期合刊）、《音乐与文学的握手》（《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第1号）、《社会主义哲学对音乐的影响》（《人民音乐》1951年第3期）、《苏联的音乐》（《进步青年》第233期）、《日本的音乐》（《音乐译文》1959年第6辑）、《谈抗战歌曲》（《战地》1938年第4期）等，这些文论的一个中心，是结合西方音乐理论来阐述中国社会的音乐发展问题，为西方音乐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做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等机构再版了不少丰子恺的音乐著作，如《音乐的常识》《丰子恺谈音论乐》《丰子恺音乐夜谭》《丰子恺谈艺录》《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丰子恺集》等。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丰子恺文集》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史料发现，洋洋洒洒50卷全新版的《丰子恺全集》，2016年已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其中艺术理论与艺术杂著卷收录了较多以前尚未发现、出版的艺术理论文章，虽然上述再版的图书、出版的全集谈不上对丰子恺音乐实践及理论贡献的当下研究，但它们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几十年来，对丰子恺音乐艺术实践及音乐理论贡献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是一些早期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仅有一些零星的成果所见，内容主要是对丰子恺音乐活动的回顾性文章，如：丰元草《让音乐普及于民众——忆我的父亲音乐活动片段》、缪天瑞《集多种艺术于一身的音乐理论家丰子恺老师——纪念丰子恺老师逝世三十周年》等。第二个阶段，随着近年来我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现了部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如：徐文武的论文《丰子恺艺术教育实践中的音乐教育思想》、陈净野的论文《论丰子恺任教春晖中学时的音乐教育实践》、褚灏的论文《养成“健全人格”造就“艺术的人生”——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思想》、刘畅的论文《丰子恺在音乐普及方面的贡献——以〈音乐入门〉为例》、赵小毅的论文《丰子恺大众音乐思想述评》、刘秀峰的论文《仁心育人，艺术兴学——论丰子恺的美育思想》、李悦平的论文《论丰子恺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童心说”》、刘晨的论文《丰子恺〈音乐入门〉版本流变研究》，以及陈净野的专著《丰子恺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杨和平的专著《浙江近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中的部分内容等，可以看出，对丰子恺的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已经迈出了积极的步伐。

不过，上述文章与著作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丰子恺的音乐教育实践，但是，音乐教育实践仅仅是丰子恺音乐贡献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丰子恺的音乐成就除了音乐教育实践之外，他通过出版大量的音乐著作、发表数量不菲的音乐文论，在西方音乐知识的普及、西洋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介绍传播、外国音乐教育思想的介绍、西方音乐美学理论的引入，以及西方音乐理论中国化实践等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在音乐教育实践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丰子恺在深入学习西方音乐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独具个性的音乐美学思想，丰富了我国近代音乐美学理论的内涵，奠定了我国近代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的基础，而对上述丰子恺音乐理论贡献方面的研究，还显得十分不足，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这些未及研究的领域将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立足点和有待研究深入之处。

20世纪上半叶，包括丰子恺在内的不少前辈音乐家，为我国新音乐的发展在音乐创作、音乐理论、音乐教育等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本着“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 的精神，应该对他们的历史贡献给予客观评述。况且，“作为全方位立体的近现代音乐史，应当是精英思想与社会思想杂处，时代主旋律与民众音乐文化形态并存” 的完整的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丰子恺的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这一课题，拟通过对丰子恺在音乐教育实践、音乐审美教育思想、西方音乐理论的译介、音乐评论、音乐美学理论、西方音乐理论的中国化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全面、客观地展示丰子恺为我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转型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弥补国内学术界在丰子恺音乐成就研究方面的短板，揭示丰子恺在我国近代新音乐发展转型中的开创引领作用。

相比较而言，我国音乐界对丰子恺音乐教育实践方面的研究相对着力较多，从合作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到任教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再到创办上海立达中学，抗战期间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中，丰子恺仍然不忘国民音乐教育的普及，从任教桂林师范学校，到站上浙江大学的讲坛，众多学者对此间丰子恺的音乐艺术教育实践做出了较为全面、详尽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多位学者还旁及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思想研究，也有比较多的成果诞生，这些成果上文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赘述。近年来，笔者在丰子恺音乐教育实践、丰子恺的西方音乐理论中国化实践，以及丰子恺的音乐美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浙江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等研究，在国内学术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丰子恺的音乐成就及音乐思想》（《嘉兴学院学报》2007.9）、《丰子恺的音乐功能观》（《嘉兴学院学报》2010.3）、《论丰子恺的音乐美学思想》（《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3）、《丰子恺、刘质平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嘉兴学院学报》2015.5）、《丰子恺音乐理论著述对我国近代音乐的影响》（《文化艺术研究》2015.6）、《论丰子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观》（《音乐与表演》2017.4）、《论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丰子恺的音乐著述为例》（《音乐与表演》2020.3）等多篇论文，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特别是首开了丰子恺音乐理论贡献的研究。然而，对丰子恺的音乐实践及音乐理论成就研究还有很多的空白，例如丰子恺的西方音乐史学引介在我国近代“西乐东渐”中的作用与贡献、丰子恺音乐理论出版物对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促进作用、丰子恺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介绍对我国民众西方音乐接受的影响、丰子恺苏联音乐理论译介对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影响、丰子恺的音乐思想等，均可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故此，期待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在丰子恺的音乐艺术实践及音乐理论贡献等方面做出进一步深化研究，以全面展示丰子恺的音乐艺术实践和音乐理论成就在我国近代“西乐东渐”中的重要贡献及历史意义。 GAQsRUULqOlMe0gbMi+eqVfez7VBhXZ2AvKHNU7TRuvlQQBBvzlkMANagFm24P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