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是为生活而读书，为生活而学习，是为了使人民大众都能够生活得好，同时也包括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单为自己的衣食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的本质就是战斗，就是要把握着客观社会的发展法则，循着这法则所指示的路，排除一切困难，向前挺进。读书就是先要把思想武装起来，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而奋斗！
——《读书与学习——记一个座谈会》
《读书与出版》编辑部在写给读者的《一九四八年的革新》特别“插页”中再次阐明：《读书与出版》是“帮助学习的综合性月刊”，办刊宗旨是“指导学习方法，提供各种知识，介绍优良读物，报道文化动向”。“除原有各栏外，新设的有‘中国土地问题’‘从人物看近代中国’‘修养月谈’‘读书一助’等四项，此外并将定期举行征文。”同时指出，“中国土地问题”专栏由子起（史枚）先生主持，论述中国土地问题的性质、内容，及土地改革的道路。“从人物看近代中国”专栏由胡绳先生执笔，分开看，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人物的介绍，合起看，是一部人物为线索的近代中国简史。“读书一助”专栏，选择若干入门书，提示其中的要点，帮助初学者找出思考的线索。“读书记”专栏，或者摘录文句，或者抒写感想，或者考索事实，或者发挥议论，总之是读书所得到的一种愉快。林林总总，总共26个专栏，全和读书学习有关。1946年底，《读书与出版》面向全国读者赠阅半年6期的刊物，同时刊布了一份《征求基本读者书》说：“本刊自第二年（1947年）第一期起，扩大篇幅，充实内容，希望真能做到推动浓厚的读书空气，帮助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征求基本读者书》告诉人们“《读书与出版》是指示学习方法，提供各科知识，介绍优良读物，报导文化动向的综合性月刊。它更有一个特色，即与读者通讯讨论，解答一切读书上的疑难问题，是帮助我们丰富学问，增进读者兴趣的一位好朋友”。
《怎样组织读书会》这篇文章刊发在《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2期的“信箱专栏”，这是该刊编辑部针对广大读者提出的“读书难”问题的答复：“组织读书会，不必拘泥于形式，会名没有，章程没有，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确确实实有这么几个人（同学、同事等）都想读书而无力买很多书。”以及大家集资买了书怎么轮流阅读和怎么保管。接着提出，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定读书计划，读完一本书，把要点和疑问提出来，请大家讨论。个人的研读（做笔记或摘录）应当看重。最后指出，“组织起一个读书会，或者不太难，要长久维持一个读书会，就必须使每个参加者的确得到共同买书读书的利益。互相督促，互相讨论（不一定要全体集合在一起开会），都是有效的方法”。
南宁的一位读者“黎君”来信提出：“当我自己读书或杂志的时候，有一些文章内容，自己感到非常熟悉，但要闭书重想起来，便又困难而模糊了。这是什么缘故？”针对读者的疑问，《读书与出版》编辑部1948年第8期刊登了一篇《读书要用脑子想》的短文说：
提出这个问题来的，不止‘黎君’一个。我们以为，读书顶要紧的要用脑子想通问题，这句话虽然已是一句老话，但是许多人还不能做到。原因是贪快，贪多。当然，在读杂志的时候，读者的心是很急的——急于知道某问题的来龙去脉，不过与其急着囫囵读了，闭卷不知所云，不如一步一步的慢慢来。看之前，用脑想一想，我自己对这一问题是怎样看法的？看的时候，处处拿自己的想法（那怕是很幼稚的）和文中所说的意见比较，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或不足不充分的地方（假定文章的意见是正确的话）；读完之后，要把问题从头到尾想一遍，看已否得到主要的（而不是枝节的）理解；如果还没有，应该再读原文或有关的书，再想。养成这样的读书习惯，即是训练自己的思想，这样读书对于实际作为（实践）才有用处，才不致闭卷模糊。
还有许多读者询问“怎样读中国史书？”《读书与出版》编辑部在1946年第5期答复说：“研究历史，本不限于读书，也不应限于读书。因为，研究历史而没有掌握到丰富的史料，那种‘研究’就一定是空疏的，不会有多大成绩的，而史料的来源，则不单是书本，书本里的史料，又不一定有多大的价值。”接着又例举梁启超先生史料研究文献学、考古学的两种分类法，同时强调了还要注意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史料。结语引用翦伯赞先生的话：“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这确是至理名言。所谓掌握史料，所谓从史料中跑得出来，就是说要有正确的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个方法，初学者可以从书本中去找到它的要领，不必再暗中摸索，因为前人已给我们留下了。不过，要体会这个方法，牢牢把握住而且善于运用它，却不是书本可以帮忙的。至于读史书的重要，只就书本中史料的大量存在，已可知道。尤其一个初学者，从书本下手，研究是比较方便的。”随后又为读者推荐介绍了一批适合他们阅读的中国史书。
《读书与出版》还注意刊登指导读者读书的文章，1947年第8期发表的署名“骆秉彝”的文章《怎样读书》是这样写的：
只要这本书自有着他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价值的话，他的每一部分，每一页，每一句，乃至每一字，也都有它值得我们极其珍惜的价值，我们对于这种有价值的书，自然都希望能贯彻的会悟他的一切，和日后能直接间接去接受他给我们的影响。……然而，各人有各人的观念，各人有各人的兴趣，各人有各人的读法，同是读一部书，也许可能有几个各自不同的见解；这种见解，当然都有着他成立的原因；这种原因，也许我还不曾注意到过，也许被我认为不重要而忽略了的；假使我们能把这种种不相同的观点搜集起来，再作一个精密的整理和分析，那末，这样得来的具体的见解，较之我们个人的见解，自然完备得多，而且有意义得多；所以这种见解便就是我们在这本书中找出来的更丰富的心得，和更深刻更精凿的印象；我们能在这本书中获取得这般的一种心得和印象，便距离我们读书的志愿相差也无几了。
为此，作者提出了如下三种读书的方法：一是参加读书会，把大家读一本书的感想和心得集中整理起来，再给每个人参考一下，这样读书的效果就会更大。二是采取精读和泛读两种方式。对具有精读价值的书，拿出时间去读熟它，就像苏轼一样“熟读深思子自知”。一般的书籍随便浏览即可。三是向梁启超先生学习，“在读书的时候，尽量利用做笔记来帮助我们记忆，帮助我们读书，这样的读书，自然比起不注意的滑眼看过而只留下一个淡泊的印象要进步和实用得多了”。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1939年2月1日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同时刊发了署名“楠”撰写的同样题目的文章《怎样组织读书会》，还有邹韬奋先生的文章《略谈读书的方法》和艾寒松先生的文章《关于读书经验》。
提供了读书的方法，还要提升读书的效率。《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0期又推出了署名“成湘”的文章《读书的效率》：
现在我提出六项小小的办法，或许对于青年朋友们在阅读书籍的“效率”上有所裨益的。
一是读书前准备好一支红蓝两色铅笔，双线划在书籍的重要文句上，单线划在书籍的主要立论处，箭头表示书籍有意义的地方，疑问号表示有疑义的地方，留待查询其他书籍。此外，读者还可以用外文、数字等用来做读书的记号。
二是读书前准备好字典、词典等工具书，以便查阅生僻的字句、成语典故等等。
三是在阅读一段或一个章节后，应当停留片刻，掩卷沉思一会，以便思考书中的意义。
四是读一本书时，在读这本书的结论之前，先按作者的思路对这本书做一个自己的结论，尔后和作者的结论对照，孰是孰非，眼界高低，一目了然，收获自见。
五是读书时要注意两个章节之间的联络，在下一章节中，作者加入了什么意见，所引申的意义又是什么。
六是阅读重要的书籍，应该做出一个读书摘要大纲。先列总纲，然后每读一章，即加补充修正，以期完备。这时，前面第一项所说的种种记号和按语，都显出功效来了。
读完一本书之后，再做一个有系统的札记，以备日后的参考。
应当说，《读书与出版》当年为读者提供的读书方法对我们今天热爱读书的人仍然具有实用意义。
《读书与出版》中发表的关于买书、藏书、失书等系列故事，同样充满趣味，令人感叹不已。
1947年第7期发表的署名“杨大渭”的《买书》开头是这样的：
“买了我罢！带我去罢！”“买了我罢！带我去罢！”当书呆子先生才踏进了XX书店的门内时，排成队伍的群书不约而同的用它们憔悴的面容向这来人发出了听不见的苦叫。呆子先生用目光周围一扫，见四围排列的，当中躺着的，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黛丝姑娘》，还有丹钦科的《文艺·戏剧·生活》以及《死魂灵》《对马》《简·爱》《飘》等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这些苦命的书们，都因滞留于书店久长的岁月而枯瘦了。遍体是摩擦的创伤，无人过问。其实每天进来的人也有，可是都带着希望进来，而留下了失望回去。书呆子先生将各书的背面一翻，六千元、八千元、一万元、一万五千元……的价目立刻变成枪弹般，使他近视的眼睛感到痛苦。可怜啊！整口袋也不过五千元，还要买……不幸的书们叹了一口气：“这回又完了。”
书呆子先生悲哀地将书放了下来，走出店门，临别时投下一瞥留恋的目光，无可奈何地……回家后老是睡不着觉。许许多多好书变成美丽的蝴蝶在眼前飞舞，接着又被蝴蝶撕成粉碎……好容易才合上眼，便做了一梦，他梦见“文化”被放在用钞票叠成的大而高的柱子上，柱子不断地增高，“文化”也离地愈远，最后，它竟如太阳月光般可见而不可即了。
这篇小品文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书价随着物价飞涨，爱书的人们只能“望书兴叹”的失望心态。
尽管买书是如此艰难，但是爱书的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地买书、藏书，同期刊物发表的署名“辛园”的文章《藏书小记》就是一例。开头写道：“几年来，聚书，藏书，虽不可谓多，而能有三四千部书玩弄，倒也自有其乐趣。”作者讲述自己的第一批藏书来自他的堂兄子诚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前二三年回老家暂住几日：
在一肩行李中，别无所有，却有两满箱书籍。那时，我还在小学里读书。他常拿浅近的书，讲解给我听。临行时，拣出十几本几乎全是新文艺送我。里面有好几本是鲁迅的集子，还有朱自清的《旅欧杂记》同冰心的《寄小读者》，他到南京后，又托朋友在上海替我定了几种期刊。
“八一三”烽火一起，他不幸于战乱中牺牲了生命，至今尸骨仍在异乡。……自他死后，我犹如航海者失了指舵，漫无目的。虽然稍懂得购书经验，书的好坏凭什么智力去判断。几年来，无非在暗中摸索而已。
到现在为止，藏书中稍有价值的，虽寥寥无几；可是像《鲁迅三十年集》，光明版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果戈里的《死魂灵》，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等，在现在币值下，我再有什么能力去购买。
在许多书籍中，最欢喜的要算是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笔的通畅，可以拿它当国文教科书来读，这点还在其次。好在故事的结构，美妙到极点，主角保尔·柯察金的环境并不是美满的。可是他凭着青年人的热力，反抗，奋斗，甚至于身体都给弄坏，还不愿休息，始终战斗下去。这种书，对于青年人多少有点好处，至少，它能够有一点激发的力量。
其次，就是那部《红楼梦》，当我读到女主角临死的当儿，李宫裁同探春一段对白，感动的使我滴下二行眼泪，“死”是每人无法避免的，惨在“怨”“恨”两字，至死未能发泄。端木蕻良在《文艺春秋》二月号上“安娜·卡列尼娜”一题下，对于这部书，亦有着如此的批评：“安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言语之一，这是不能匹敌的。使人类的文学，完成最美丽的部分，除了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之外，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和它比拟的作品。”其他像《铁流》《死敌》《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士敏土》《冰岛渔夫》《罗亭》《父与子》，同着茅盾的《子夜》，我都热爱着它们，翻来翻去，总要看上好几回。
读着这样动情的文字，一个藏书人的故事跃然纸上，使人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抚。
1947年第9期刊登的署名“铁”的《悼失书》，读来更是令人唏嘘不已：“时刻萦回在我脑际的，是一部分心爱的书的失去，每次想起，心中一直是酸溜溜，要难过半天。”作者讲到，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外地读书，留在家中的一箱子书籍，因为父亲害怕给人发现，就偷偷地打成捆扔到了河里。
待我隔了一个时候，回到家中，还未坐热板凳，便去访候久违的老友，是否依然无恙。等到打开箱子一看，映进眼帘的是这样的杂乱，满满的一箱，仅剩下不满三分之一，薄薄地堆在箱底，都争先恐后地好像哭诉着他们所遇到的不幸。这时我心中充满了愤怒，气得说不出话来，心中一阵酸楚，不由地眼泪也涌上来了。连忙返身再开橱一看，又是一样。
忍住了心头的创伤，急忙把这些残余的书整理一下，要知道被父亲抛去的是些什么书。整理的结果，不少费了苦心购来的宝贵书籍，都已抛却了。
这些书是作者用交学费的钱购买的，有的书，“如《对马》，经了不知多少次的留神，才把上下册拼凑齐。如《左倾幼稚病》《论持久战》等，这许多书，是冒着极大的险，偷偷地藏在箱子底，从上海带回来的。那时敌人站在码头上，两只狰狞的眼，盯住着每个来往的客人，身上、衣包、箱子，都得经他细细地检查，谁也无法逃过，然而爱着这些书犹甚于自己的命，不顾一切，绞尽了脑汁，想尽了方法，终于带了回来。那时万一查出了，白晃晃的刺刀刺进胸口，向白浪滔天的大海里一推，那不是玩的事，然而当时竟没有顾虑到”。
作者把父亲扔剩下的《长征记》《抗日救国政策》《马列主义的真谛》等五六十本书籍又委托给一个有“保护色”的朋友保管，谁知半年后，这些书籍又让别人借走了。“‘将来设法买些书送给你’，朋友看见我气的半晌没有话说，大约也知道我在悲痛着这些书籍的抛失，所以这样地安慰着，我明知安慰仅是安慰而已，这些失去的书终究不能复得的了。”经过两次惨痛的失书经历，作者发出感叹说：
失去了这许多书后，心中感到一种难言的空虚。因为这些书才是我唯一的伴侣，忠诚的老友，时刻在陪伴着我，告诉了我什么是真理，解决了我的问题，使我忘了寂寞，忘了痛苦。即使是爱人，有时也会来一下斗嘴，然而他从不改变他的面孔，永远是和蔼可亲，使得我更加迫切地向他请教。四五年来，消除了我不少寂寞，安慰了我不少从人中得来的苦痛、失望。然而现在再从哪里找回这些多年的老朋友呢？如“永生”“作家”“光明”等，即使有更多的钱，也无从购到。而如《现代语词典》《猎人日记》《苏联作家七人集》，在我此刻，生活尚发生问题，哪里有钱来购置呢？现在每次看到新书广告或目录时，要想购买而没有钱，不由地追悼起二次书的失去而悲哀。
读着作者这种如泣如诉对“失书”的深情悼念，恐怕今天的每一位爱书人都会感动地留下一行悲情的泪水。
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用？怎样读书和学习？《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2期刊登的《读书与学习——记一个座谈会》长篇文章用来自读者达成的共识做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答。这篇文章说：
我们是为生活而读书，为生活而学习，是为了使人民大众都能够生活得好，同时也包括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单为自己的衣食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的本质就是战斗，就是要把握着客观社会的发展法则，循着这法则所指示的路，排除一切困难，向前挺进。读书就是先要把思想武装起来，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而奋斗！
关于什么叫读书，什么叫学习，文章认为：
单靠读书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实地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在行动中学习。总之，读书是求知，学习则在求知之外还包括实践，而且实践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社会是最完备的学校，人生就是活书本，所以我们要具体地扩展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密度，把生活和学习结成血肉的联系，“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意思。……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集体学习、实地应用和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即生活与学习的联系，三者是学习的最有效方法。
讲到读者当前应该阅读学习的书籍，文章提出：
在这善和恶、进步和反动、人民和法西斯、和平繁荣和战争毁灭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在这生和死的关键，我们首先应该认清这个时代，把握住我们的路线，人民的生死是我们最切身的问题，也是最急于要学习和解决的，所以每一个人民斗士必需先得把握斗争的武器，而新哲学、发展的历史观、经济学和大众文学又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陈敬容先生在《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期发表的《读书杂记》，读来令人很受感动：
晚上九点钟，看完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多轻快又多沉重！我用力叹了一口气。这些日子，我背负着书中人物的思想和命运，分享着他们底苦乐。生命——博大，狂热而深沉的生命，他流过时激起怎样的声响！这些雪白的澎湃的浪涛，带同着泥沙，经过多少奔驰而到达一个阳光明媚的海岸；在这儿，死亡微笑着伸出胳膊。人生是一场无终无尽的搏斗，和社会，和人群，和可见与不可见的敌人，和爱与恨，而尤其是和自己。
作者谈到阅读波兰瓦西列夫斯卡雅的小说《虹》的感受时说道：
这是本写妇女艰苦卓绝的性情很成功的书。谁说妇女没有战斗性？谁说妇女只重情感而没有理知？说她们重情感是不错的，说她们没有理知可不对；她们有的是深厚的情感，成熟的理知，尖锐的战斗性。说她们没有这种种美德，不过因为没有好好地去发现。但话又得说回来，我说的是新女性，比如苏联妇女（当然其他国家也有）。自然在我们的国家里新女性也渐渐多了，旧时代渐渐在没落了，但是真正坚强的也还并不能算多，即使在最前进的里面。这全得由生活去改造她们，由好的、有意义的生活。
谈到纪德作品《日尼薇》，作者说：
灯下读完纪德的《日尼薇》。这是作者另一中篇《女学》底姊妹篇。这小说我曾在《时与潮文艺》中见过一部分，今得读全书，非常高兴。这书应当还有续篇，因为无论从情节或结构上看来，它都像是还没有结束。但不知续篇写了没有，已有人在从事翻译没有。中国译纪德的，首推卞之琳，其次就是盛澄华了。纪德小说中的女主角多多少少总有着我们这时代许多姊妹们的影子，够的上说热情，大胆，而又头脑清新，具备着独立不羁的人格的。应该使其充分发展而为理想的新女性的典型。
陈原先生用“柏园”的笔名发表在1947年第2期《读书与出版》“书堆里的漫步”专栏文章《书在旅行中的厄运》，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生感慨，唏嘘不已：
在中国，带着书籍旅行，是一件并不怎样愉快的事：有时还等于带着炸弹，常常会惹起杀身之祸。大革命后，有人带一套《红楼梦》会被当做“赤匪”捕去，现在想起来，一定不只是笑话。尤其是在抗战中，走路而带书，此人在检察官眼中，先就有了三分不正。海关（在抗战中海关应当改称陆关了，进入重庆的一品场关，是在山地上。离海不知多远）的外勤作算是毫无政治目的的吧，可是你带了两箱书，他总怀疑你是在做生意——书是免税的，这里就引起了他的憎恨和狐疑：所谓恨就是恨你为什么不带别的货物，好让他来打主意；所谓疑则是你既然做书生意了，也许兼做其他生意。说不定书里面夹了美钞或违禁品。在这两重动机下，连海关的外勤先生也检查得特别认真；假如碰到你的运气不好，他甚至一页一页的查看呢。
所以陈原先生形象地形容带书的人经过海关（检查站）就是在闯“鬼门关”。他继续讲述说：“第一次经过一品场这鬼门关时，我已经极力的不敢带书，但即使是一本牛津版英文辞典，也花了检察官半个钟头：因为他会一页一页的揭着看，在那密排着的十四磅铅字的行间，企图发现你是奸党的秘密。”
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仅个人携带书要经过多种检查站的“鬼门关”，就是通过托运也是难关重重，随后书籍和主人往往也是离多聚少，甚至全部丢失。陈原先生的文章说：
一九三八年秋天，广州撤退之后，我自己是沦陷前一天的深夜带着两本外国杂志随军走的，普通的书刊让它丢了，事先却把最心爱的西书和工具书，装成一皮箱，托一家很熟的书店运往桂林。书店是连桌子也安然运到了的，只是当我一九三九年春天到了桂林，还没有找旅馆就跑到书店去问我的书箱的下落时，回答是：不知去向了。这里面有我一九三八年以前搜集的重要语文的辞典和在焦风兄鼓励下译成的语学书的二十万字原稿（经原作者亲自增补的原书自然在内）。
后两年，我在粤北。有朋自柳州来，告诉我说花了两角钱（现在恍如隔世了）买到一本世界语版的巨型《捷克诗文集》，得意洋洋，还说上面签了个鬼名字，认不出来。于是拿给我看。不看犹可，一看就拍案叫绝：原来这部书就是在我所损失的那只箱子里面的，所谓鬼名字，是我的一个外国朋友签的名，这本书原是别人送我的纪念物呢。我灵机一动，立刻写信给柳州的一个学科学的朋友，替我到所有的旧书店去找我所心爱而又没有看完的两本新出的《建筑音乐学》（Architectural Aeousti cs）——这两本书是父亲特地从美国给我定来，刚刚寄到的；而这一门学问，我曾经花了两年功夫去做种种的研究。可是结果找不着了。并且连我签过名的书（即那只箱子里的书）一本也没有。
这次的经验告诉我：托别人运珍贵的书是一件冒险。……湘桂撤退时我又把一箱西书交给一个最好的朋友预先带走。走的时候，我对他说：假如将来情形不妙或者无可为力时，可以丢掉或卖掉它。但是他们只听了下半截：“可以卖掉它。”当我赶到贵阳，那位朋友笑嘻嘻的交还三本卖剩的书和六千块钱——而且是刚刚在贵阳卖去的。这真叫我有点啼笑皆非：自然我至今还得感谢他的好意，这六千块钱在当时曾给了我很大的好处。托运而等于白丢的，好像还不止我自己。最近听做音乐运动的联抗兄谈起，他的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一个军事机关运到无影无踪，自己身边带着一箱破书倒还一本没有失。
文章在结尾部分说：
书的厄运，在此时此地，大抵是免不了的。因为它不可充饥，也不能御寒，换钱也颇有限。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在位诸公大抵认为书是一切毒素的媒介。这结果使读书的人时常遭逢不必要的困难。当旅行带书而不至于有危险，常托人带书而不至于被遗失的时候，我们就将过着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新生活了。
陈原先生说些话的时间是1947年2月左右，到了两年半后的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和所有读书人殷切期盼的“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新生活”——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就真的实现了。
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发表在《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9期的文章《一本书的诞生》也是妙趣横生，他写道：“一本书的生产过程，大概可分成四个阶段：一、交稿，二、付排，三、校样，四、装订。”但是在叙述这四个阶段时穿插进去许多和鲁迅、茅盾等名流参与书籍出版流程的小故事，吸引读者一直看下去。比如，在讲述交书稿时提到：“翻译有直译和重译二种，直译是依据原文翻译的。重译即间接译，是将另一国的译本拿来再译，例如鲁迅先生译《死灵魂》是依据日文、德文版，丽尼先生译屠格涅夫选集中之《贵族之家》《前夜》等是依据英文版。”
说到书籍的开型时：“最小的书型，有大东版的《中国名妓抒情诗》为一百二十八开本。这种小型书，在科举时代是常见的，那是准备给应考相公夹带偷进试场用的。现在除《寸半英汉字典》之类外已不采用，至于诗歌画册，其版式大多不一律，如《马凡陀山歌》为三十六开本，《三毛从军记》为方二十开本。”提及书籍排版用的字号，也有一段“典故”：
抗战期间因纸张来源缺乏，版口都特别放大，有老五号字排十七行四十字，新五号字排十九行四十字者，名为“战时版”。其实用新五号字，印在土报纸上面，模糊不清，就菜油灯下阅读，确乎有损目力，对中年人尤不相宜。据说茅盾先生在重庆，经常须借助于放大镜。鲁迅先生生前自己设计排印的书版，不仅多留天地，且须加排“四配四”，战前的北新版各书可以参看。可惜现在的《鲁迅全集》已非当年旧观了。
关于书籍排字，张静庐先生接着说：
民国三十三年，王云五先生在重庆发表《中文排字改革的报道》一文，他将部首检字法改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商务渝厂实验，据其报道，以二十名小学程度的艺徒，四天的四角号码训练后，十六天的实习，每天工作八小时，每人最多能检四千三百四十四字，最少亦能检三千二百字，比较旧时的工作效率约可以提高一倍。
最后说到书籍的装帧设计，张静庐先生认为：
书的装帧犹如一个人的服饰，朴质或华丽，固须各如其分。但亦须经过一番设计，最低限度也要使读者看了不感觉恶俗。
鲁迅先生的书，有由陶元庆先生作画，如《朝花夕拾》《坟》；也有仅仅由他自己署签的。最使我们缅怀不置的，有鲁迅先生曾经辑集其亡友瞿秋白遗著印成一部《海上述林》，其装帧的华丽精美，到如今还为出版界所称道，而无出其右者。……上面所讲的，都是粗枝大叶，但我们已经应感觉到一本书的诞生，实在也是“来处不易”！何况更处在今天内战扩大，工料高涨，交通阻塞，销路滞呆，而出版又不自由的时候。
从张静庐先生《一本书的诞生》这篇文章，笔者想到当年曾在天津的旧书市场发现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出版的图文并茂的文化小丛书《一本书的诞生》，后悔没当时有买下来，成为个人藏书的一件憾事。
提到读书的话题，《读书与出版》向读者介绍贝多芬、巴尔扎克和杰克·伦敦的三篇人物传记文章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戈宝权先生发表在《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6期的《贝多芬：人和创造》这篇文章，题头引用了罗曼·罗兰的一段话：“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文章开始就讲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末卷关于音乐的三段文字：“……不朽的音乐，唯有你常在。你是内在的海洋。你是深邃的灵魂……”“音乐，清明宁谧的朋友，你的月白色的光，对被此世强烈的太阳光照的晕眩的眼是多么柔和……”“音乐，你曾抚慰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曾使我恢复宁静，坚定，与欢乐……”
文章说：
这三段文字可以说是罗曼·罗兰对于音乐的颂歌，对于音乐之深邃的理解的体现。我们大家都知道，罗曼·罗兰从小就是在音乐的氛围中成长的，他对于音乐有着很深的修养。他把音乐视为是生命的乳汁，是“恢复永恒的生命的火花”，而贝多芬从很早的一个时候起，就成了他生活的导师；在苦难的日子里，则是他最强有力的一个守护神。他曾经把贝多芬所说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作为他的座右铭，他说过：“我挑选贝多芬的这句话做我的座右铭，然而我用的并不是‘受苦中的快乐’或是‘受苦的升华’这一类歪曲的意义，这是痛苦而有害的；我用的却是这句话的真意：‘经过苦痛，而且不顾苦痛——然后快乐。’或者甚至说得更有力些：‘朋友们，受苦的你们，抱起快乐来吧，让我们来征服它。’”罗曼·罗兰深刻地理解作为人和创造者的贝多芬，他为他写过传记和研究的著作。他在他所写的几本英雄传记中，“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正因为他在贝多芬的身上，看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不朽灵魂。
文章接着说到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的一段序言：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这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信号”，而罗曼·罗兰也正是其中的一个。
罗曼·罗兰深知，人生是艰苦的，“人生是一场没有休息没有侥幸的战斗”，凡是要成为无愧于“人”这个名称的人，就得同一切的敌人斗争。但在这场战斗中，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会在苦难中蹉跌，当然更不必说那些受难的人们了。罗曼·罗兰为了援助他们，就聚集了一些英雄在他们的周围！这些人并不以强力称雄，而是些心灵伟大的人，而他为这些人写的传记，就成了受难者的“神圣的苦痛的福音”，同时也像黑暗中的神灯似地烛照着他们。在这个英雄的行列中，罗曼·罗兰就先提出了贝多芬。
罗曼·罗兰的这本《贝多芬传》，最初动笔于一九〇二年，全书虽然不过几十面，但他写作时的那种精心，却可以拿弥盖朗琪罗（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廷神庙壁画的那种魄力相比，因为罗曼·罗兰在这本小书中，用前所未有的力量刻划出一个受苦受难的创造者的雄伟的面影。
文章接着讲述了贝多芬用惊人的毅力承受耳聋和爱情这两个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先后创作出了《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等人类音乐史上最悲壮、最辉煌的不朽乐章。
他还是怀着对于生之信心，讴歌创造和欢乐，而他的歌颂欢乐的《第九交响曲》（合唱交响曲），就是他一生精神的最高和最后的表现，他已经抓住欢乐，并且和欢乐紧紧搂抱了。……贝多芬一生是雄伟的，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多少日子是风暴！多少日子是阴沉！多少日子是欢乐！”“他还不只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
他的性格是不羁的，他从不肯向庸俗和苦难投降。为了拿破仑称帝，他撕了《第三交响曲》的题词，更名为《英雄交响曲》；当他和歌德散步时，为了自己的尊严，他不肯向奥国的皇族敬礼，还鄙弃歌德的无耻。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创造，他认为“自由与进步是艺术的目标”，“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因此他说：“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现在贝多芬这位英雄，通过了罗曼·罗兰的笔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让我们把这本传记当做我们生命的食粮，也让我们记着罗曼·罗兰这样的话吧：“对于一般受苦在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边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身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痛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对德与恶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歌乐，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
《读者与出版》1946年第8期刊登的戈宝权先生根据高尔基《文学批评论文集续编》翻译的《论巴尔扎克》，文章开始的语气就很亲切：“回想起巴尔扎克的创作……我就感觉得很愉快，好像一个在寂寞而又荒凉的山谷里走着路的旅人，回想起了他曾经走过的某处富庶和充满了美与力的地方。”高尔基接着回顾了他阅读龚古尔、大仲马等十几位法国著名作家作品的感受：
而最先落到我手中的一小卷巴尔扎克的作品——这就是《野驴之皮》。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我读到描写古董店那几页时心中所填着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愉快——这段描写，在我看起来，是语言造形艺术的一个最好的模范。这本书中其他以描写技巧惊骇我的地方——就是宴会的对话，在这里，巴尔扎克只利用了席边谈话中的许多毫无联系的语句，而以惊人的明确性描绘出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性格。
在阅读了巴尔扎克更多的作品后，高尔基不禁惊叹说：“他的计划的广泛，他的思想的勇敢大胆，他的语言的真实，还有他对于未来的天才的预见，其中有许多预见已为现在的情形所证实——在在都使得他成为世界上一位最伟大的导师。”高尔基认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是人类为自己建立的“三座纪念碑”。同时称赞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这些人是“法兰西的真正之子”。关于巴尔扎克对俄罗斯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谈到了托尔斯泰的一段精彩的议论。托尔斯泰对他说：
多读法国作家的作品吧。有一个时候，大家都跟巴尔扎克学习写作。也多读斯丹达尔（司汤达）、佛罗拜尔（福楼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吧。他们都善于写作，他们都有着一种特别发达的形式的感觉，并且还有一种集中压缩内容的本领。能和这些人并列的，只有迭根斯（狄更斯），至多再加上撒克莱。假如我没有读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那么我大概是写不出《战争与和平》当中那些战争场面的。
高尔基在文章的结语说：
我还想再讲一点，就是书籍在我的生活中，起了像母亲一样的作用，而巴尔扎克的著作，因为其中那种对于人类的爱和惊人的生活的知识，在我是觉得更为珍贵，它们所包含的那种伟大的力量和喜悦，也是我在他的创作中时常感觉到的。
《介绍〈杰克·伦敦传〉》是董秋斯先生发表在《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3期的一篇耐人阅读的文章，他指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文学界由于维多利亚风尚的僵化和中西部道德的约束，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
限于可敬的中等阶级或富人，善行永远受赏，恶行永远受罚。他们主张看人生的愉快面，避免一切粗暴的、严厉的、卑污的、真实的东西。如杰克·伦敦所说，他们这些人是无味的，孱弱的，肚子里没有脏腑，两腿间没有生殖器。他们没有创造力，没有工作哲学，没有真知灼见；他们所有的只是一种用在甜甜蜜蜜的传奇故事上的公式。他们是使文学贫乏的贫乏了的头脑。而当时美国最走红运的作家便是这些人。……
就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地方，居然有一个人，不顾统治阶级的势迫利诱，敢于冒犯他们的威权，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所禁忌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进化论，同时用了易于了解的形式，把这三种东西交到劳动大众的手上，为他们指出一条解放自身的明路。这个人的名字便是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用来表达思想的主要形式是小说。他在小说中写社会主义，写进化论，写实实在在的人生，写贫血的、纤巧的、怯避的、伪善的十九世纪文学所不敢正视的一切东西。
由于他那长于说故事的天才，也由于他学习前辈大家的努力，他锻炼成一种文学技巧，足以攻下顽固分子的森严壁垒，也侵入了暖室一般的太太小姐的深闺。这在美国，确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
杰克·伦敦是第一个美国社会主义小说家，被人称作“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关于这一点，一九二九年的《新群众》（美国著名杂志）做过很确切的说明：“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不应当止于写无产阶级，也应当为劳工阶级所诵读。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不应当止于用无产阶级生活作材料，他的作品应当燃起反抗的精神。杰克·伦敦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美国第一个也是到此为止唯一有天才的无产阶级作家。能读的工人们，读杰克·伦敦。他是他们都读过的一个作家，他是他们大家同具的一个文学经验。工厂工人们，农场工人们，海员们，矿工们，报童们，一再读他的著作。他是美国劳工阶级最有声望的作家。”
法国的法朗士称杰克·伦敦为美国的马克斯（马克思），并在为《铁脚跟》做的叙中说道：“杰克·伦敦具有看出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的特殊天才，也具有使他预言将来的特殊知识。”这评语对任何时代的文学家都要算作最高的称誉了。不过，把杰克·伦敦与马克斯（马克思）相提并论，乍一听起来，不免觉得颂扬过当。但若把这一句话中美国两个字加重来读，杰克·伦敦便可以当之而无愧了。二十年来，法西斯恶魔用了空前卑劣空前残暴的方法，谋杀觉悟了的人民大众，扫荡现有的文化成果，看了《铁脚跟》，我们几乎疑心是今天写的。杰克·伦敦预言将来的能力，可以从这上头看出来。
文章接着讲到杰克·伦敦：
他的作品的畅销，并不以英语民族为限，在他生时，已经译成十余种不同的文学，目前似乎没有一个有文学的民族不曾与杰克·伦敦结缘了。……
杰克·伦敦生身在劳动者的家庭，既没有家学，也没有外援，更没有资产，连中等教育都不曾受完，举凡世人凭藉了来致身通显的东西，可以说一概没有。他只有一种普通人所没有的东西，那便是到处受人贱视的私生子身份！一个普通人处在他这样的境遇，能够做到仰事俯蓄，免于冻馁，也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杰克·伦敦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不论在著作方面，在事业方面，在财富方面都有了震古烁今的成就。他究竟凭藉了什么呢？
我以为杰克·伦敦最特出的地方，便是他那不屈不挠的青年气概。杰克·伦敦是青春的化身，连他的错误，连那使他一再受挫折的弱点，也是属于青春的。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乃是一句无法变更的评语。因为他永远是一个青年，所以他能不计利害，不畏险阻，敢于冒犯社会上的旧势力，敢于推翻思想界的偶像。至于他学习的努力，工作的认真，更是充满了朝气。他说，人生是斗争。不错，杰克·伦敦不是生成的，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杰克·伦敦的著作，受各国青年人普遍的爱好，因为其中提供了面向人生与之交锋的勇气。但是他的最好著作，应当是他的生活，用他的生命写成的书。
文章接着谈到了爱尔文·斯通撰写的《杰克·伦敦传》，认为传记作者“他的学力及不上他所写的脚色，因而不能把杰克·伦敦思想上的造诣画一个清晰的轮廓，更不必说从更高的境界加以批判了”。文章认为，伐永·库徒叶为一九三三年苏联出版的《铁脚跟》撰写的序言对杰克·伦敦的评价颇为中肯到位，其中有杰克·伦敦阐明自己政治立场的一段话：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第一，因为我是生就的普罗利塔力亚，也久已发见，社会主义是普罗利塔力亚唯一的出路；第二，当我不再作普罗利塔力亚而成为一个寄生虫（假如你喜欢，可以唤作一个艺术家的寄生虫）时，我发见，社会主义乃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唯一出路。
但是文章也指出了杰克·伦敦影响他一生的悲观主义情绪，“他个人时时感到死的诱惑，终于用自己的手结束了他那方当盛年的生命。这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一种罪过。斯通一味用生理的心理的原因来做解释，断乎是不够的”。文章认为，杰克·伦敦“毕竟是不凡的”：
（他）终生以生于劳工阶级、属于劳工阶级为业。资产阶级给过他广泛的名望，大量的金钱，极尽诱致的能事。诚然，他有时气短，有时悲观，有时满腹牢骚，有时似乎要对统治阶级屈服了。但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作了词严义正的表示，使一切存心罗致他、诬蔑他的人们，不能不望而却步：“我不在存向上爬的心。我对我头上这堂皇的大厦不感任何兴趣。我所萦心的乃是这大厦的基础。我甘心在那里手执铁挺、与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们并肩劳作，时时得到一条有力的杠杆，使那全部大厦动摇起来。有一天，当我们得到更多的几只手、更多的几条杠杆来从事工作时，我们就要把它连同它所有的腐烂生活、未埋掉的死人、可憎的自私心、浸水的实利主义完全推翻。那时我们就要把地下室扫除干净，然后建造一所人类的新居，其中再也没有特等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是光明的、畅爽的，在那里所呼吸的空气是清洁的、高尚的、活泼的。”
这一番话是杰克·伦敦的“息壤誓言”，也应当是一切革命知识分子的“息壤誓言”。虽然这几句话未经斯通采入他所写的传记中，我现在翻译这部书，把杰克·伦敦这个人介绍给我国的青年，主要的是因为杰克·伦敦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也实践了他的话。
认真品读董秋斯先生的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当年给我的第一部文学传记《魔术大师曾国珍》（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做文稿校对的天津老人戴弃疾先生（因为小儿麻痹症导致高位截瘫），这位自强不息的老人生前曾经告诉我，杰克·伦敦说过，记者是“一个金喇叭”，是社会航船桅杆上的瞭望者。同时我还想起了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当年遇刺后在病榻上还让人为他朗读杰克·伦敦的作品——《热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