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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格，有棱角，有风趣。这就是史枚创始的《读书与出版》时刊发的“书评”的“个性”，这不是很可取的个性么？
——陈原
《读书与出版》是“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纵览《读书与出版》，“以书籍为中心”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其中。姜德明先生在《〈读书与出版〉杂记》中写道：
战后，（生活）书店原计划创刊《读书月报》，现在明示读者计划有所改变，《读书月报》的任务即由《读书与出版》承担。刊物原有的专栏基本上保留下来，陈原除了写专栏“国际文化风景线”外，又新开设了“书堆里的漫步”。陈翰伯除参加“笔谈”专栏外，还以梅碧华的笔名发表了不少国际时评。周建人除写“笔谈”外，还写了科学小品《早春的野花》，《阿Q时候的风俗人物一斑》更是一篇被人忽略了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楼适夷则在“杂志回顾”里回忆了左联刊物《文艺新闻》。
诗人陈敬容写的《读书杂记》，分别谈了四本书，三本是译作，即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曹靖华译的苏联小说《虹》，盛澄华译纪德的《日尼薇》，一本是介绍师陀、柯灵改编高尔基的话剧《夜店》。每题的篇幅都不长，写法也很随便，最后一题，全文如下：“黄昏时读师陀、柯灵改编的《夜店》，一口气读完，不禁拍案叫绝。改编外国剧本而能如此鬼斧神工，真不容易，据说演出也极成功。高尔基的剧作，有些地方和契诃夫很近似，写旧时代人物的悲惨生活刻画入微。想起一个朋友信中所说的：‘写来写去还不是那么回事，’颇有同感。真的，读了别人的好作品，才更发现自己的空虚。如果环境许可，倒真想闭门读上几年书，然后跑出去流浪几年，多多地体验生活，再从事写作。”我以为这类篇幅短小的读书杂记，也是书话的一体。借着谈一本书，能够传达出作家的某种内心感情，读者也会接受的。总之，编者通过这些生动有趣的专栏文章，引领读者在自然亲切的阅读中去观察社会现实，接近真理。难得的是不仅没有进行说教，也不摆什么唬人的空架子。
《读书与出版》设立了很多吸引读者的读书专栏，从复刊第1年（1946年）的第6期开始设立“书市散步”“书堆里的漫步”“猎书偶记”“世界文学名著解题”“文化街沧桑录”以及“其人及其著作”专栏，紧紧围绕“以书籍为中心”，采取多种生动、活泼的文字向广大读者讲述书籍的故事。这些专栏因为“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简洁、亟常知道的物事可以在这里得到答案”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8期《怎样读书》
“书市散步”专栏开篇是史枚先生署名“子起”写的文章，在《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6期。文章开头语说：
茅盾的一个旧译《文凭》，在永祥重版。作者是丹青科，苏联的名戏剧家。他的以轻松的笔调来叙述其理论见解的回忆录，中文名《文艺·戏剧·生活》的译本，也在文化生活社出版了。如果不大有兴趣于这位作家的理论见解，那末读读《文凭》这本小说是好的，尤其对于女读者。这是写一个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女儿，升而为乡居的贵族地主的不正式的妻，从实生活中得到要做独立的人的志愿，而“自谋生活”起来。这帝俄时代的故事，的确比肤浅的“革命”说教可取多了。
文章接着讲道：
冯友兰的《新原道》，副标题《中国哲学之精神》，是继其《贞元三书》而作的。这是说明他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的书，自序中说“此书非为惟新理学之羽翼，亦旧作中国哲学史之补编”。第十章新统，就是其“新理学”的概要。他对老庄的批评是“极高明，但尚不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对孔孟的批评是“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的标准”。那末，是不是说的他的“新理学”就是二者的混合呢？我们看他对于易庸以至道学的发展的叙述与批评，可知他还是以上承程朱自命的。不过，他是利用西洋的形式逻辑的精致工具来把程朱的学说发展为极精炼的观念论哲学罢了。这就是他所以批评道学还不够玄虚，而把自己的学说叫做“新理学”之故。我们宁可读他的旧作《中国哲学史》，对于这本书是要摇头的。
文章还提到了张难先著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和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
二者都是传记体裁，从这里可以看到革命派的活动，决不像我们想象的只是拿起炸弹和满清统治者集团拼命。他们，许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曾经艰苦的工作，打进各种军队，和群众密切联系。要不是这样，辛亥武汉首义，各地响应决没有那样快（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但我们还希望有叙述当时维新分子的活动的史料出现，因为不可否认的，他们在推翻满清的过程中，也有其作用。上述二书所叙及的维新分子，都是已经转向革命的了。
这篇文章在向读者介绍王亚南著的《中国经济原论》时点评该书“不少是精到的见解”；批评吴大业著的《物价继涨的经济学》“这种尝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中国化，不过这是资本主义学术的中国化罢了”。
作者谈到了田涛的长篇小说《潮》：“我觉得，《潮》与《春暖花开的时候》属于同一类型。如果对姚雪垠的那个长篇的新红楼梦指摘，不好算苛刻，那末，《潮》也多少有着这个倾向，虽然所写的人物似乎使作者难免不走这条路。”文章结尾介绍了徐炳昶著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指出“此书除叙言及《论信古》一章，事论如何研究传说时代古史者外，‘我国古代民族三集团考’最重要。著者所主张的整理古史传说，却应当避免附会之病”。短短的千字文，用精辟独到的语言叙述了八本书的梗概，可谓是言简意赅，引人入胜。
陈原先生认为：“‘书市散步’是史枚创立的风格，后人少有能达到那种境界的。例如‘书市散步’中有一则消息寥寥数百字，介绍了两本当时极为人所关注的新书。”消息说：
新华社的记者从东北回来后，详尽地介绍那沦陷了十四年而终于被人民解放，现在则又面对着新的苦难的肥沃土地的，有连载于《时代》杂志上的周而复的《东北风云》（尚未刊完）和《新华日报》出版的单行本——刘白羽的《环行东北》。两作是各有所长的。以《环行东北》来说，全书十三章，足使我们了解东北人民过去如何受侮辱、受损害以及如何苦斗。关于不久以前的四平街会战，传说中的农民翻身等，也有报道。
《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9期“书市散步”专栏发表署名“季同”的文章，介绍了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版）：
（它）是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政治关系这一方面来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全书六章，从一八四〇年论到一九二五年。
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有着勾心斗角，在中国的统治集团有着分化（满清宗族、汉族重臣和地主豪绅，其后又有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中间的各派系），以及在中国的人民中间有着时刻准备妥协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中国人民要获得解放，不能对于这一个帝国主义或那一个帝国主义，对于帝国主义所选出的这一个人物或那一个人物抱着幻想，而必须把统治他们的势力一个个推翻。诚如著者所说，他在本书中所讲的故事，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离开完成已经不远了。
文章接着说：
了解我国的前途，是青年们最迫切需要的。新知的“新认识丛书”最近出了一本《论哲人政治》（李柏年著），虽然不过薄薄的七十多页，却会给你很大的帮助。这本小册子共分九节。近来一些对我国前途的主张，都有了检讨。著者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头上套着的枷锁，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的人民，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开明绅士在内，打破这些枷锁，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
广大读者从“书市散步”专栏推荐介绍的书籍内容即可了解文章作者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型民主国家的立场和观点。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刊登的蒋天佐的文章谈到“柏拉图式的恋爱”，作者娓娓道来：“爱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神人之间的‘精灵’，他的作用在乎能够沟通神与人，使人达于神境。”围绕这个题目做了探讨之后，作者直言：“对待这样的爱和被爱，我赞美两千几百年前的柏拉图！”同时说道：“我要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借喻的意义上接受‘爱是沟通神人之间的精灵’的理想？为什么应该满足于中文所谓‘柴米夫妻’的说法？”其实，作者当年提出的诘问，对于现在的人们不也是一份没有完成的人生问卷吗？
蒋天佐先生在这篇“猎书偶记”中接着谈到了他对卓别林写的《一个丑角的所见的世界》的看法：
卓别林在那本书里直率表示和爱因斯坦交游和齐名的得意。他记述爱因斯坦的儿子的话说，“爱氏的成功在于不被公众所理解，而卓别林的成功在于被公众所理解”。这不对。我以为卓别林的成功在于他不理解自己。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而成功在不理解自己的状态中却是一件危险的事。一旦理解了自己，他假使不能飞跃，就必然枯萎了。但是不理解自己而成功的时代已逐渐成为过去，包括我们中国在内而言。
作者的这段话颇有人生哲理，非常契合中国的古训：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现在细细品味，仍有警示意义。蒋天佐先生在这篇《猎书偶记》中以“战士”为题讲述道：
丹钦柯在他的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这是一本非常有教益的书）里面提到，契诃夫被一个恭维他的人称为“自由的战士”，愤慨非常，不，简直还有点着急——不是我故意挖苦他。……但其实在我们看来契诃夫何尝不可以称为战士？他固然不是当时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战士；那时民主思想的权威者米海洛夫斯基斥责他没有思想，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他被肺结核害死的时候只有四十三岁，而完成了如此多量的光辉作品，它们像显微镜一样精微的透视了商人地主知识分子和新式妇女的心灵的每个角落，而那美丽的朴素中间所饱含的“和泪的笑”和轻松的忧郁，恰恰充分反映了当时中上社会的苦闷的一面。如此巨大的不可磨灭的成就，除非是一位战士，决不能达到的。契诃夫不是靠了聪明和机遇而成功的侥幸者，他是刻苦的艺术创造的劳动者。在艺术创造的斗争上说，他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接受战士这个头衔。
附带说，但愿我们这里的契诃夫崇拜者——假使有的话——像丹钦柯一样能肯定他，也能否定他。
这是文化学者对出版界发表议论的一个专栏。在《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2期刊登巴人先生的《书肆偶涉》。文章开头写道：
如果你很少机会到书市去散步，终于有一天你看到了满架琳琳琅琅的新书，你一定会惊奇中国出版界的蓬勃气象。……第一个给我的感想是：人类的生命可以被摧残，只有文化是摧残不了的。中国新文化的命运，一开始便倍受压迫和摧残，始则有古墓阴影的包围，继则有刺刀枪尖的虐杀，终则有战火的烧毁；但据说国宝也有人保存下来，而新文化的果实却依然在壮大。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2期《书肆偶涉》
在这些琳琳琅琅的书籍中，我看到中国文化的三方面发展情况，这就是历史科学被建立起来了，外国经典的名著是被广泛地介绍过来了，有血有肉的人民文学抽出芽头来了。而这三种发展情况，似乎又在说明这样一桩事实：我们要从民族文化、历史的再认识中，广泛地接受世界的文化遗产，来充实这已有人民文化可以产生了的新中国新文化的园地，我对这样的情况感到了无限的欢悦和钦佩。
作者认为：
在历史科学的发展中，我看到这样三个勤苦的开辟者，吕振羽、翦伯赞与范文澜。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吕振羽对中国史前社会与古代社会，早已作了深入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则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作了概括的叙述。这是中国一位天才的历史学者。翦伯赞从他确立历史哲学以后，来开始他的中国史纲的写作，他是大大地扩大了中国历史的横断面的描写，世界历史的变迁的关联与中国各民族之相互斗争贯彻以形成一伟大中华民族的过程，他都有深刻的叙述。范文澜则主编了一部通史。这是一部采取了历史科学业已发见的论断而发展了的中国古文学派优秀的传统的著述。他们之间的劳作，显然有相互影响之处；但作为中国历史科学整个的发展看，则三人又有一贯的脉络：这就从发掘到扩大，又从扩大到综合。这之间发掘的吕振羽与扩大的翦伯赞的观点是更为接近的；他们的工程更注力于历史各时代的社会性质的阐明，而中国通史的作者们则于此以外一样不忽略历史的政治事件的演变，给予中国历史以全面的发展概况。我仅从这些书上，已经明显地看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在历史一门上，确已有了相当的成就了。
作者的笔调满怀喜悦之情：
偶涉书肆，我已感到中国新文化前途的光明，文化力量的伟大。生命是可以摧毁的，文化人也尽可就义于刑场之上，但文化是种植在人民的灵魂里的东西，它有自己保存的力量，它有不可被阻碍的发展路向。文化虽然也可被历史的反动力量所利用，但长在恶魔的心田里的罂粟花还是要枯萎和被消灭的。……一切摧残文化的人，将被埋葬于文化的消毒力量里！北望祖国，我向一切为人民战斗的文化战士敬礼！
巴人先生不愧是当年亲炙鲁迅文风熏陶的“浙派”作家中的佼佼者，行文流水的文字之中展现了鲁迅先生的风骨意蕴。
这是《读书与出版》的一个著名专栏，陈原先生署名“柏园”在该刊1947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焚书·禁忌及其他》里直截了当地说：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作算它是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架子上，还不是一样的倒霉么？“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赫胥黎说：“自由的智慧和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因此，书的爱人到了必要的时候，只有从书架子上抽下他心爱的宝贝，一页一页地撕开，投掷在熊熊的火堆里，让它焦黑、灰化，而让自己的心头结下海一般的深恨；也因此，书的敌人害怕书比害怕炸弹还厉害，只要他一朝当权，或只要他一天感到自己的宝座已经动摇，他就想起了书，要把这些不可测的力量一扫而光。写到这里，我真佩服传说中的一位圣人，一手执剑，一手执他自己的经典，逢书便焚，并且宣讲：“凡是主张与我相同的，有我的经典在，就不必让它存在；要是主张与我相反的，我决不让它存在。”这真是一语道破了今古暴君的人的心理，只是今古的暴君没有像他这样彻底而已。
文章接着例举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书籍出版出台的一些禁令禁条的荒唐可笑：
凡是反对派或近乎反对派所说的，一概不许说，否则就是触犯禁条，抗战时期凡有触犯如此禁条的书稿，大者灭迹，小者删削。“少数民族”四字不能用，必须称作“特种民族”，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少数民族一词时，也非用“特种”民族译之不可，于是乎啼笑皆非。最奇的，如“华北”“华中”“华南”都触犯禁例，必须改为“中国北部”“中国中部”“中国南部”，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过。可惜时迁境变，这些禁条已不复一一记得；否则现在列举出来，倒还可以击节三叹呢。
文章接着谈到禁书：
凡是类似禁书的，聪明的人或谨慎的人，总不免“深夜闭门”把它焚去。其实想起来也往往不免失笑，因为所焚去的书，大抵都是并非如何可怕的。书面红色的，怕它引起恐怖的想象；书名、书店、作者略有“犯禁”的都只能眷眷然把它火化。甚至最近某地还有一个笑话，连幽默大师林语堂博士的大作《生活的艺术》也遭禁忌，因为书名有“生活”两字呀。
文章接着谈到了1933年5月10日德国法西斯以清理“废物”为名对人类进步书籍的大焚毁，提到了转年由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纪德、亨利曼发起在巴黎建立的“焚书图书馆”，“凡纳粹所禁、所焚、所检扣的书，这个图书馆都把它收集起来。那边禁一本，这边加一本。天下间大约没有比这更富于讽刺性的故事了！”
作者在文章最后说到自己上大学时因为躲避日伪军警对进步书籍的查禁而发生的“一件可恨的事”，当时作者有几本外文书籍舍不得烧掉，想请一位做官的作家朋友代为藏一藏：
以他当时的地位，收藏几本学术专著（可不是什么煽动性的小册子）当然没有问题。说也奇怪，此公竟然叫我“快去自首吧……”我立即反驳：“自首什么？书，你不肯藏，那我就烧去，我什么关系也没有，自首什么？”此公的真面目从此暴露，亏得他平时还大谈什么“普罗文化”呢。抗战后偶然在一个地方杂志的“青年园地”栏看到这一“作家”的投稿，早已了无生气，现在恐怕已无官可做，又躲在家乡里大谈“民主”了吧。
因焚书而想起了这样的挂羊头卖狗肉者流，觉得这一批家伙是比公然投掷书本于火堆中的SS或SA还要可恨的。
似乎还可以说下去，只是字数已满，正宜“就此拖住”，等无须焚书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再来回忆这许多心酸的故事吧。
作者如泣如诉地讲述当年黑暗势力焚书、禁书的恶行和个人迫不得已烧书的遭遇，让今天的爱书人也不禁唏嘘不已！
这是著名学者萧聪先生在《读书与出版》主持的带有怀旧文化色彩的专栏，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衰落》《五四以前的文艺杂志》和《商务与中华的竞争》等系列。在1946年第6期“文化街沧桑录”的开篇文章《衰落》中写道：
“文化街”这名词的出现，大约开始于战前两三年，当时似乎专指书店集中的四马路而言，但其实河南路和山东路，交通路都应该包括在内的，因为这两条路上的书店也很多，尤其是山东路上，几乎集中了上海所有的报馆。但三十年来，这三条路上也经过了不少的沧桑，尤其是抗战以来的近十年间，变动得更加多，这全上海——应该说全中国的出版物中心，真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三十年前的四马路，东面从河南路起，直到西面的湖北路止，这一段，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店铺都是书店。河南路仅仅从五马路到四马路这短短的一段，书店有十来家。望平街（山东路）向有“报馆街”之称，从三马路到四马路这一段里，望衡对宇，都是报馆，战前三四年，这儿有申报、中华日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商报、时报等七家，新闻报虽然在三马路上，但离望平街也不远。当时上海的报纸，除一两家晚报之外，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从四马路直到南端的爱多亚路（中正东路），也有好几家专出黑幕小说的书店和不少在弄堂里专营出版而无门市的书店。交通路虽然那么短（有人说它是上海最短的马路），书店倒也有十余家之多，那家出版在五四以前风靡全国的《玉梨魂》《雪鸿泪史》等“哀情小说”的枕霞书局，也就在这条路上。
但七七抗战开始，出版界首先受到影响。“八一三”以后，上海许多书店纷纷内迁。八九年来，上海的文化虽不能说是一纸空白，但文化街的衰落却是无可讳言的事。
记者于二十六年（1937年）底离开上海，对这方面的消息不无隔膜，九年后“胜利”归来，跑到四马路一看，许多战前几乎每天看见的书店，都变成“桐油苧麻号”了，这情形就可想而知。“抚今追昔”，自然不能没有感慨。闲居多暇，掇拾一些文化街的旧闻轶事，也许读者诸君所以乐意知道的吧。
萧聪先生用轻松的文笔把当年上海四马路一带以旧书店为主的文化街的兴衰作了回顾性的描述，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怀念惋惜之情，让读者从这短短的文字中看到了战争对我国书刊出版事业的无情摧残。
我国当年享有盛名的文化街是“南有上海四马路”，北有“北京琉璃厂”，绍荃先生发表在《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的《琉璃厂》开头写道：
这里长长的一条街，都是书店、笔墨店、古玩店、书画店和南纸店。门头上是一例挂着那样风雅而又风雅的招牌，什么“清秘阁”“荣宝斋”“墨绿山房”“汲古精舍”，绝不是“笔庄”“XX墨庄”的粗俗可比。就是这点排场，已经够使一般士大夫们流连了。
街上太冷，你不妨任意推开那一家的门，悄步走入。里面有四壁的图书文玩，供你欣赏，更有熊熊的炉火可以消除寒气。你不妨从秦汉扯到三代，从兰亭八种扯到龙门二十品，店主差不多都可以奉陪。他不会不欢迎你，也许他高兴起来，可能把他珍藏着的东西都搬出来请你欣赏。记得《儒林外史》上杜慎卿说“金陵六市，仆佣酒保皆有六朝水烟气”，很多人都怪杜十七先生冤了我们。但我若说“琉璃厂的书贾都有满清的遗老气，则你们大可相信，不必怕冤”。
作者沿街逛了一些颇有年头的书肆后，引用了一位店老板说的话：
咱们中国就是文化好，咱们中国的文化随便那一国也赶不上。英国、法国、美国的人都来咱们这儿买东西，不怕他们会造枪炮，还是赶不上咱们这旧文化。咱们不讲打，将来一定还是咱们文化得胜的。
作者接着写道：
他这样说，我竭力忍住将要迸出的笑，问他战前与战后生意的比较。他说：“战前很好，比方说这一只商爵在战前标四百块大洋，现在说要四百万，谁买？战时日本人来买的很多，一样的给钱，一样的客气，并不是抢了就走。现在却不行了，战争一打，别人吃饭都还艰难，谁还有钱买这些奢侈品。”我又顺便问他对于内战的意见，他说：“这年头儿，在乡下，富的人变穷，穷的人更穷，大家都活不下去。这样冷的天气，”他拉拉大褂，“我连皮袍也换不起。人心太坏了，只有人人改心换肠，世界才有希望。”
作者议论说：“在这小有产者的生活都成了问题的时候，无怪琉璃厂的书贾们要叹营业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作者又说到琉璃厂的中段有个地方叫厂甸，“什么样的玩意儿都有，真是热闹，自然，也有不少家藏的书画古董沦落到这里的摊子上来，问起价钱，和摆在风雅的店里的东西差多了，偶然也还能发现好书呢”。
关于这个专栏的开设，史枚先生回忆说，由于时局愈来愈紧张，斗争将会是长期的，故增加了“学习之话”的专栏。大都能在不大的篇幅里抓住要点而避免刻板烦冗的介绍，或者说明书的意义或背景而更显其价值，或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指出不足之处，而不是为贤者讳。
《读书与出版》的“学习之话”专栏先后刊登了署名“马特”的《哲学有什么用途》、署名“温斯东”的《怎样学习马克思学说》和署名“徐弦”的《怎样研习中国劳动问题》等一批文章。
1948年第3期中马特先生的《哲学有什么用处》在文章开头便说：“哲学——从它发生的第一天起，便是作为精神斗争武器而出现的东西。一方面，它是作为人类跟自然斗争的武器；他方面，它是作为一阶层跟另一阶层斗争的武器。”首先肯定了哲学的实质作用后，作者又从哲学历史发展的角度分别扼要地阐述了德谟克里特系统与柏拉图系统的斗争、唯实论和唯名论的斗争、培根系统和笛卡尔系统的斗争。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章“在抗战的实践中，哲学思想曾经起过怎样的作用”中，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对哲学这个精神武器指导抗日战争实践的作用叙述得非常生动精彩：
在抗战中，有两条路线在斗争：一条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路线；一条是中途妥协、中途分裂的路线。前一条路线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支持；后一条路线为少数汉奸如汪精卫之流所支持。事实证明：前一条路线是正确的；后一条路线是错误的。
文章指出，日寇是资本主义的强国，而我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这种国情决定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非长期团结长期抗战不可。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这些，就是我们必须坚持团结、长期抗战的根据；这些，就是能够转弱为强的根据；这些，就是我们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根据。而所有这些根据，却是我们凭借一定的哲学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所引申出来的结论。
这篇文章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来讲述辩证唯物论哲学“有什么用处”，有理有据有事实，深入浅出地向广大读者普及宣传辩证唯物论哲学，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哲学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和处理更为复杂激烈的国际问题依然具有十分宝贵的启迪意义。
这个专栏的副标题是“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6期的“其人及其著作”专栏推出的开栏语说：“读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后，我们总很想知道作家本人。报刊上的文坛消息之类的文字，往往只告诉某个作家结婚生儿子之类的琐碎小事，这也许能使一部分读者感到兴趣，但一定并不能使大家满足。因为这些报道无助于我们认识一个作家，知道他如何能写出我们所爱读的作品来。本刊特设此栏，虽仍只是片段的记载，但希望能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敬重的作家们。”
署名“集纳人”的开篇文章讲述了翦伯赞、宦乡和夏衍三位学者作家的近况，其一是《翦伯赞搜集史料的方法》，文章写道：
有一天，遇见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谈起他的《中国史纲》。“我的《中国史纲》除了第一卷和第二卷已经出版外，第三卷三国晋南北朝还只写了一半。再下面第四卷是隋唐五代，第五卷是宋辽金元，第六卷是明清，第七卷是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史。但将来我还要回过头来重写第一卷，把它扩充分为二卷。这样一共是八卷。”
八卷的篇幅一共将有三百余万字。这是一个浩大的计划。伯赞先生很有信心地说：“我的志愿就是今后专心一志来完成我的工作。工作太重了，时间太少了。但现在我还不可能续写第三卷，从重庆运来的资料还没有运到。”
由这里，我问起他如何搜集材料的方法。伯赞先生说：“我的方法是很笨拙的。我先从文献资料读起。譬如二十四史，我就通篇读过，任何一篇都不遗漏掉。在读时，用各种颜色笔做下记号。经济史料用红色，政治史料用蓝色，文化史料用黑色……然后再根据这些记号把史料分类抄录下来。读别的文献也是一样。”他笑了一笑：“你看我这方法是不是很笨？但我想，既要做学问就非笨拙地从头做起不可。二十四史中假如有一篇没有读过，我心里总不安，总害怕恰恰就在那里有一点重要的史料。等我全部读过，有了一本本抄好的史料后，写作时却就十分方便了。在学术研究上是没有平坦简易的道路的，我心里想。”
《宦乡的立场》写道：
政论家宦乡先生以其朴实、缜密而锋利的文字赢得了广大读者。不知道他的人总以为宦乡是个笔名。但其实他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姓宦名乡。他是湖北人，高大结实的身材。
宦乡先生曾在一个官办的报馆任职。今年三月间他受命写一篇反苏的论文。他拒绝这个要求，说：“我写国际问题文章的立场很清楚，联合国宪章与波茨坦宣言就是我的立场。在这些文献中都以诸强国合作共同根绝法西斯势力建立和平为宗旨。我不能违背我所信守的立场而写文章。”于是他毅然地离开了那个报馆。后来他就参加了纯粹民间的报纸——《文汇报》。《文汇报》上的有些社论是由他动笔的。《新中华》上，每期刊有他所撰写的时事述评。从《世界知识》等刊物上，也可以读到他的文章。
《夏衍的勤快》写道：
多数人只知道夏衍先生是个剧作家。然而他实在不只是一个剧作家。他曾经做过许多翻译工作，贝贝尔的《妇人与社会》巨著是他所译的，用沈端先的名字。他又翻了高尔基的《母亲》《奸细》，《母亲》出版后，有个时候不能用他自己的署名，夏丏尊先生起了个“孙光瑞”的署名。他又办过报，而且热衷于办报。抗战初期的《救亡日报》及胜利后在沪出版、短命而亡的《建国日报》就是由他主持的。
他写报告文学，写杂文，写通讯，写小说，还写政论，写国际问题的分析，几乎什么都写。就是一样，似乎他从未写过诗。假如说，夏衍先生是文坛中最勤快的人，恐怕是无可反驳的。他的确是十分勤快的。当他办报时，他自己写社论，写消息，跑采访，写各种补白文字。当他不办报时，他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写。他的文章有一个特色，就是不长。除了剧本、小说外，他几乎没有写过长过万字的论文。他喜欢抓到什么要写的问题和事件马上就写，马上就让它刊登出来。他不喜欢写长篇大论的讲义。他说，他是深受近代集纳主义洗礼的人，近代集纳主义的最优点是对现实的感应敏捷，反映得快。夏衍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最强烈地反映现实的人，所以他特别勤快。
可以说，用这种轻松、流畅的文字讲述作家、学者的“其人其事”，今天的读者读来也是赞叹不已。
《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7期“其人其事”专栏推出的署名“文卒”的《两位演说家的故事》是向读者推荐两位演说家，第一部分是“郭沫若的演说”：
郭沫若先生不但能文，而且能演说。大革命时代在武汉，抗战其中在武汉和重庆，在群众大会上，沫若先生的演说对于千万群众的影响是不能言喻的。胜利以后，他初来上海时，还有机会在几个大学演说过，后来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最近上海两次群众性大会上，我们才可从演说坛上听到了沫若先生的声音——一次是在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的追悼会，又一次是鲁迅先生的十周年祭。
有人说，沫若先生本质上是个诗人。虽然近二十年来，不大看得到他的诗作，但是他写剧本，他的剧本是诗的；他写了不少散文，他的散文也是诗的；甚至他写的历史考据文字，我们也可以从那里面读出丰沛的诗的感情。读过沫若先生二十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抗战期间的近作《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的人都会承认这点。他的历史考据文字也能使人读得津津有味，其原因怕就在于此罢？而沫若先生的演说，更使人感到是诗篇的朗诵。最近在上海的这两次演说尤其令人有这样的印象。
在李闻二先生的追悼会后，沫若先生接到一个听讲者给他的信，信上说“今后若干年，也许会是沉默的黑暗时期，您也许会不可能再在广大群众集会上说话。但是我相信您今天的演说已经在千万人心上生了根了。在今后无论怎样黑暗沉寂的环境中，在我们心上一定会涌现出您今天的演说，而使我们得到勇气和力量”。
作者热情地写道：“你看，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沫若先生离开了座位，站在我们的面前了。他慢慢地取出预先写好的演说稿，开始读起来了。但立刻我们就不觉得他是在念他的稿子，只觉得他是把全部的心力，全部的人格，倾注了出来，构成他的声音和言语。渐渐地我们甚至不觉得有一个人在演说，只觉得在我们上下周围充塞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宣说着我们人人心头的爱，我们人人心头的憎。于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发疯一样地鼓起掌来了……”
第二个是“邓初民在重庆”。文章说：
在重庆的演说坛上，和沫若先生同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另一演说者是邓初民先生。有着肥硕身躯的邓初民先生，一站到台上，人们立刻就发现这个学者是充满着最热烈的感情的。他有好几次在重庆演说时，眼泪和词句一起倾洒出来。
邓初民先生对青年的热诚和对自己的谦虚是任何接触过他的人所忘记不了的。他自己的生活常陷于极度的贫困中，但他稍有可能时，总要对他所遇到的清寒的青年朋友给以物质上的援助。他当了多年的大学教授，写了很不少的著作，但他是如此虚心地倾听别人对他提出的意见，好像他是一个小学生似的。对于别人的写作，只要他以为是正确的，他就加以接受，并不想到要摆出老前辈的架子。有一次我听见他向一个年轻的作家说：“昨天我读了你那篇文章，好极了，好极了。我正想写一篇东西，我就根据你那个意思写。”
抗战胜利以后，初民先生一直留在重庆，主持着两种刊物。十月一日，重庆市当局查禁二十种刊物，其中就有初民先生所主持的《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在作家星散、经济困难的情形下，初民先生一年来，一手主持这两个刊物，其辛苦是可想而见的。重庆市当局查禁这两个刊物莫非是为了要让他休息一下么？但初民先生是从来不知道疲劳的文化工作者和民主斗士。在无论怎样的情形下，他是会支出他的全副精力为文化工作和民主事业而努力的。
熟人都称初民先生为初老，如同称沫若先生为郭老一样。但初民先生和沫若先生一样不喜欢这样的称呼。有人向初民先生解释说：“我们只是说你‘初老’而已，而且你将永远只是初老。于是初民先生也就不再抗议了。”
文章结尾令人心酸：“最近初民先生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说他甚感穷困，一家大小的寒衣都还没有把握。”请细心的读者记住，在1946年冬季来临的时刻，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大学教授竟然一家老小过冬的衣服都成了难题，由此可见当时民生之凋敝，之艰难！
1946年第8期“其人及其著作”专栏署名“文卒”的访谈介绍了金仲华、吴祖光两位作家，《专精于勤的金仲华》的开头写道：
看了金仲华先生所设计的国际政治地图，特别能使人感到他搜集材料之勤和对于工作的认真。二十年前，仲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任助理编辑，后又主编《妇女杂志》，写过不少妇女问题的文章。继之又注意到一般的青年问题，参加开明书店任中学生杂志的编辑的时候，他曾写过一本青年问题的书。一九三三、三四年时，仲华先生的研究方向转移到了国际问题上。
仲华先生实在是个勤于学习，勤于工作的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自述道，当他在开明书店时，因为工作场所接近印刷所，便乘这机会把印刷的技术过程学习了一番。以后他到香港主持《星岛日报》时，得到很大帮助。因为主持报纸，若自己不懂得印刷过程是非常吃亏的。
仲华先生主持《星岛日报》是在抗战期间。曾看过那张报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它是十分精美和丰富的。这样的一张报不但在香港前所未有，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要算是数一数二。在他主持这张报时，真是辛勤到极点，因为抗战初期，文化人都在国内，香港特别感到人手少。仲华先生不仅担任主笔，实际上对于整个报纸的编辑工作以至业务工作，全得照顾到。至今当朋友说他现在忙得很时，他常常说：“现在还好，那时在香港才真正忙呢。”
到一九四一年，恶势力逼得他脱离了《星岛日报》。但他对于办报的兴趣恐怕是至今不衰的。
从《世界知识》上，也可看出他的辛勤。假如说，这杂志上每一篇文字，每一幅图，甚至每一个补白都灌注着他的心血，那并不夸张。近年来，由于他在美国新闻处从事于国际宣传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因此他写的论文专著比较地少了。但是无论怎样忙，他还抽空在每期《世界知识》上写几个小补白，每期也总有一张地图是他自己设计的。补白好像是不重要的，但能使人读了既感兴趣又有所启发，那并不是可以草草写成的。地图的设计更非有充分材料做根据不可，并不比写篇文章较省力。
《神童吴祖光》写得更有风趣：
剧作家吴祖光在亲近的朋友中被称为“神童”。但我们可不要真的以为祖光先生还是儿童的年龄，不过在他写第一个成名的剧本——《凤凰城》的时候，他确只有二十岁左右。现在他也还是剧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祖光先生写过一个剧本，叫做《风雪夜归人》。剧中人物有一个整天溜在剧场里，和“戏子”做朋友的学生。据他自己说，这就是他少年时在北平的生活。根据这一点，可以知道他的出身，一个纨绔子弟的生活的发展，在我们心目中，几乎有一个定型。但祖光先生并不属于这个定型。他突破了他的生活，寄他的同情于在他所接触到的社会圈子内的被压迫与被蹂躏的小人物。正因此，他成了这样一个剧作家。他拿他少年时所熟悉的生活为背景写了《风雪夜归人》。在这剧本中，他把最深处的同情寄托在被上流社会所不齿的姨太太和“戏子”的身上。这个戏在重庆上演时轰动一时，但也有人给以苛评。其实认真地给以评价，这是应该承认它有较高的地位，因为在这剧本中所流露着的人道主义的良心的闪烁，那不是不值得尊重的。
读祖光先生的剧本和散文，都使人感到这是个天真的作家。“天真”固然并不一定是可赞美的，因为天真有时可以受欺骗愚弄。但这个年轻的剧作家用他的天真的良心看世间的美和丑，善和恶，并以此为出发，逐渐地更深入地在这周围的世界求理解。认识祖光先生的朋友，都感到这个“神童”在渐渐深沉起来了。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7期发表的《闻一多与吴晗》文章是“其人及其著作”专栏中文字最长也是最为激荡人心的访谈文章，约有两万多字，分为十二个章节，限于篇幅，我们仅仅摘选这篇访谈的开头语和最后三个章节的部分文字。开头语直言快语：
两个书生，两个战士。一个是鼓手，一个是炮手。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闻一多和吴晗的名字已刻遍了中国知识青年的脑子。三年间，他们是昆明青年的号角和灵魂。时代召唤着这两个有无比强烈正义感的热情天才的知识分子。当他们痛苦地而又痛快地走上历史新道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道路时，两个人越走，手拉的越紧。中途，一个中了暗箭倒在血泊里了；另一个大声痛哭了一阵，更坚决地往前走着……
文章的第九章写道：
三月十八日，昆明三万大中学生送他们死去的伙伴入土，送殡的行列绕过全城一周，回到了联大新校舍的墓地，夕阳下山时，棺木放进墓穴，吴晗在墓前讲话：“两千年来，山东曲阜有个地方叫做孔林圣地，如今，四烈士埋在此地，此地成了最光荣的地方——成了民主圣地。”闻一多接着说：“凶手还没捉到。我们一定要捉到，我们要追到海角天涯，今生追不到，下一辈子追！”
墓碑上，“于再、潘琰、张华昌、李鲁莲四烈士之墓”是闻一多的字迹，碑后有闻一多写的“一·二一始末记”，最后一段写着“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战栗地倒下去！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文章的第十一章写道：
闻一多预备七月十三日从昆明飞重庆，但七月一日，李公朴被暗杀了，闻一多跑去抱住他。“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他留下来料理丧事。十五日中午，学生报出版，刊出了闻一多的题字：“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了，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下午，昆明大学至公礼堂里挤满了一千多人，李太太讲完话，闻一多走上讲台，他开始说得很平静：“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地杀！（鼓掌）”他突然大叫起来，“今天这里还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暗杀人，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散会后，在云大门口，十几个特务向着闻一多怒目而视。他问同走的朋友：“怕么？”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
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他主持记者招待会，五时四十分，儿子闻立鹤接他一起回家，走到离宿舍十步地方，前后跑出几个人，向他放枪。闻夫人听枪声跑出时，闻一多头部中三枪，左腕断了，胸部及别处中弹更多，已经气绝。地上流着一滩血，五寸多高，在跳动起伏。
消息传到上海后，吴晗目瞪口呆，昏沉了大半天，才哭出声来。……他几天没出去。在那热得像蒸笼一样的日子里，他浑身只穿一条短裤，左手摇着扇，右手写字，一边写，一边哭，墨水、汗珠、眼泪，湿成了一片，他写出了《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哭一多父子》《闻一多之死》《闻一多先生传》。
这篇访谈的最后一章的结语写道：
闻太太和她的孩子从昆明去北平，路过上海，学生去访问她，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闻先生的骨灰吗？一半已经洒在滇池里了，一半要带到北平去。四烈士墓前的衣冠冢，是我一定要立，学校才答应的。闻先生的遗著，清华答应整理，将来想交文协出版，有吴先生在，整理工作一定会成功的。”
冬天，一个燕京大学学生写篇通讯说：“寒假的燕园静极了，大家耐不惯寂寞就跑到清华听课——特别是听吴晗先生的课去。真的，他讲得太好了。”
三月底，他为《闻一多的道路》作序，里面说：“一多先生最后所走上的道路，就是中国人民应该走的唯一的道路。”“他走上了青年们支持他走的路，也替青年们开辟了奠定了这条路！”
《我看朱光潜先生》的访谈刊登在1947年第2期“其人及其著作”专栏，作者署名是“隆”，估计是个化名，叙述了作者见到主人公时的情景。文章写道：
看见一位个子不大，衣着很朴素的先生，坐在大堆书本纸页前面。他侧着灰白的头，用略略陷进的两眼，盯着我这闯进来的不速之客。我简单地说明来意后，把成绩单递上。他戴上眼镜，仔细检阅一遍，然后抬起头来，望着我，轻轻地说：“你喜欢这个行道吗？”我点点头。他给我签上了字，我便默默地退出。
的确，像他自己的名字一样，他始终似乎有些什么“潜”在于心里。他很难得同别人聊天。他的学生们找他，都给他直截了当的，几句话把这拜访结束了。在讲堂里，他不像有些教授一样喜欢大吹大擂。他总是老老实实地讲他的正课，很少扯到离题很远的地方去。
他现在在北大开两门课：翻译与英诗选读。上翻译课，他总先指定材料，叫同学在课下译好；到教室里，他把他自己译的也带来，逐字逐句的研讨，丝毫不马虎。这对于同学的益处很大，一面可以细心地读书，一面也训练中文的写作能力。他以为一个翻译者该多负点责任，自己不懂的当然不能随便译，自己虽懂而不能使别人看了也懂，也不行；这是翻译最低的条件。听说他在武汉大学翻译康德哲学，除了自己用英文本、法文本仔细地校对外，还请一位懂德文的先生用德文再校一遍。可见他对翻译之忠实。
上英诗，也要先准备，在讲堂上要抽问。上次讲的，下次得背；而且他抽背抽问，总是问到底，往往弄得同学面红耳赤。他的安徽官话实在不大高明，而且又没有胡适先生那副嗓子，说话总有点含含糊糊，听不清楚。他的英国话比中国话来得漂亮，英国重音，英国腔调，声音虽小一点，却还相当清楚。
在肯定朱光潜先生“教书的认真，许多教授都赶不上他”后，文章接着写道：
他曾经对美学下过一番功夫，这方面的著作有《谈美》及《文艺心理学》。前者是给青年的半通俗读物。后者将以往诸美学家的学说，都扼要地介绍给读者，而且还给了评价。不过，他还没有自己建立一个体系，阐明他对于“美”的认识。
文章谈到了朱光潜先生对于艺术的看法：仍然是士大夫式的悠闲的欣赏，要凭“直观”欣赏，不能加入“实用”的意义，这会损伤艺术的“优美”。文章最后说：
他对于青年的关切，可取《谈修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书为证。这些书，曾得一部分中学生或大学生的欢迎。然而，正因为他对现实的了解并不深刻，有一颗温良的心，而抓不住现实问题核（也许他不得不避开这核），自然而然的，他所谈的问题，总是给云雾隔了一层似的，他所给出的解答，不够彻底；他给青年指示的途径，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
他这种情形，实在代表着学术界的一大批人。他们学的体会是这一套，现在就算发现了这一套行不通，但不能再丢开它。对于五十岁的老人，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冲不破这一关，退下来，躲在残破的壁垒里，度过几年教授生涯，终究还不失为一位学者。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期“其人及其著作”专栏刊登的署名“文卒”的《恢复了健康的平心先生》，是一篇读来令人动容的文章：
半年前，平心先生的朋友看到他的满头白发和憔悴的面容，都非常难过，因为大家知道由于多年的辛勤的文字工作，他在抗战前就已有了神经衰弱症，抗战期间在上海他又遭敌人拘捕，受酷刑，然后是多年的困顿独居，使他的身体更加不行了。
幸亏有他的能干的夫人的照料，在万分困难中争取得了一段时期的修养，病离开了平心先生。现在平心先生的朋友不能不感到惊讶，当他们看到他的黑发和焕发的容光。“摊贩事件”时，人们从报端看到他的有情有理，有含泪的呼号，并有正义的激奋的文字；最近学生爱国运动中，人们又从报端看到他的长篇的论文；他的健旺的战斗力恢复了。
平心先生在抗战前主编过《自修大学》，这个半月刊的内容非常充实，编辑体例可说独出心裁。读过那个刊物的可以从每一期每一页看出主编者的确在他的刊物上灌注了全部的精力。平心先生还做过一件在中国出版史上不应被忘记的大事，那就是他编辑了一本《全国总书目》（生活书店印行）。他在这本书目中创制了新的书目分类法，消除了传统的分类法中的许多非科学之处。这本书目还是在十多年前编成，到现在虽然新出版的书又有很不少，但没有人有勇气来续做这工作。看一看平心先生的书目的规模，就知道没有很大的识力和魄力是不足以为此的。
平心先生在抗战前的著作很多。抗战期中出版的似乎只有一本关于鲁迅先生的思想的书和一本《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抗战期中他曾着手写《社会革命思想史》，已写成二三十万字，现在他准备加以整理，续写完成后，恐怕是七八十万的大著。
谁要是到过平心先生寓处的，他一定惊讶地发现，这个作家所住的屋子是何等的小啊。我们不必用多少形容词来形容这间屋子的小，堆满四壁的书复压床铺上，床铺又紧紧挤着桌子，而我们的作家就在桌子与床铺之间恰恰取得了立锥之地，只一伸手就可以取得四壁的任何一本图书。——我们的只能供给稿子而并无条子的作家，有什么办法能得到比这较好的屋子呢？
恢复了健康的平心先生稳坐在他的小屋子里，将继续提供无数的纸弹到民主斗争的前线上去，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的。
这里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读书与出版》“其人及其著作”专栏报道的平心先生，原名李平心，早在1927年1月，李平心先生就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编辑出版过《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并且是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撰稿人。曾经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一起主编过《布尔塞维克》的郑超麟先生在《怀旧集》一书中提到该刊物时说：“稿件除各编委所写，还有同志投稿，有中央秘书处转来的，也有直接投到编委会来的。后者例如李圣悦，他是黄文容（该杂志编委会秘书）的同学、朋友，以‘星月’为名投了一次或二次稿。李圣悦以后改名李平心，又名李鼎新，成为有名的学者。”1935年5月，李平心先生又参与创办和主编过《读书与出版》杂志，由此足见李平心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早期“红色刊物”渊源之深。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6期“其人及其著作”专栏刊登的《听马凡陀》，应该是这个专栏诸多精彩文章中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一篇重头之作。作者吕剑先生在文章开篇说：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风格，而从这生命和这风格，也就可以看到这个人。那么，马凡陀是怎样得到了他的生命和风格的呢？我常常这么想着。
我曾经写了一首诗赠给马凡陀，其中有几句话说：“嘿，山歌一唱响全国，我们出了一个马凡陀。有人要问这匹马儿是谁么？原来他跑遍老远一段路，这人本是抒情诗人袁水拍。”
随后文章用很多的文字讲述了诗人马凡陀在艰难跋涉的漫长、痛苦的诗歌创作道路的探索，从写西洋风的诗，写文人学士知识分子气的诗，写人民大众不能懂不喜欢的诗，到写民谣诗、通俗诗、方言诗、社会诗、讽刺诗、政治诗、大众诗、民主诗的根本性转变历程，接着谈到了诗人马凡陀在艺术创作思想的巨大转变：
生长在艺术上的艺术比不上那生长在生活中的艺术。……强调生活是指对生活的忠诚，深入，多多感觉，和人民的喜怒哀愁凝结在一起。如果你做的正是大家所做的事，那么你唱的也必然是大家所唱的歌，而且你所唱的歌，每一行是你所生活过来的，不单是头脑所了解，而且整个肉体所感觉过来的。作者和人民既有这样密切的来往，他所写的也无可避免地是明白易懂，为了他们而写，并为他们所疼爱的了。
文章说：
这一段谈话写在1945年当时，是很值得重视的，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马凡陀式的诗，然而却还没有普遍地引起注视。而马本人，已经要求自己唱“大家所要唱的歌”了。……1947年，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好诗：“大雪落纷纷，河里结了冰，打完国仗又打自己人。抽丁抽不到有钱人，抽到我儿二十零啊！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求人人无情，眼泪哭干怕天明，天明我孩儿要起程啊！趁我孩儿睡，四邻没人声，我的孩儿啊，莫怪你娘心太狠，莫怪你娘心太狠啊！拿起了钢针，钢针儿两根，刺进我孩儿的眼睛！一声惨叫鲜血喷！孩儿啊，他们不要瞎子去当兵！”——《老母刺瞎亲子目》，从袁水拍到马凡陀，是一段“老远的路”，不是那么容易走来的和偶然的。这里面是充满了“默想”，充满了“行动”的，而从这里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得到了他生命的风格。
作者在文章结束时还谈到了马凡陀诗歌的社会影响力：
去年年底，在一次“总结一年”的文艺座谈会上，C先生曾说：“马凡陀的诗对上海的民主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今天作一首诗发表，明天游行时就唱出来了，不估量到这种作用是不可以的”。前天一位朋友从上海来，也说：“上海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在旗子上的是马凡陀体的诗。”这可见，马凡陀的诗真正成了一股老百姓的东西，引起了普遍的爱好。
作者最后发出感慨：
因此我就想，马凡陀不是还可以更加发展吗？不是应该更加普遍吗？不是还可以“再创造”吗？……自古山歌好唱口难开，我可劝你山歌多多采；——马为人民拉犁耙，汗水落地谷花开。——赠马凡陀。
“文卒”先生在1947年第1期“其人及其著作”专栏发表的《诗人袁水拍》中说：
抗战期中在香港文坛上出现了诗人袁水拍的名字，他写的诗并不多，但由于他的清新的风格，使得他的诗和名字很快就被人注意了起来。抗战胜利后，由于他走了一条新的路子，即所谓“马凡陀的道路”，这个过去的抒情诗人成了大家所熟悉的唱山歌的人了……自从复员来到上海后，便以“马凡陀”的名字写了许多山歌，这些山歌里有呼喊，有愤怒，有血，有泪。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1955年出版的《读书月报》第四期发表的《马凡陀的山歌》一文中说：
“马凡陀的山歌”在1944年到1948年这个历史时期里，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在反饥饿、反压迫、反“扶日”的青年学生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其中的许多诗篇，被采作朗诵的材料，普遍地流传在大家的口头上，在人民群众里，起了很大的鼓舞战斗的政治作用。
此外，“其人及其著作”专栏还刊发了《诗人李广田》《钱亦石先生在工作队中》等多篇脍炙人口的作家访谈。提及“其人及其著作”专栏，陈原先生说：“据我记忆所及，这一栏曾介绍过翦伯赞搜集史料的方法，吴晗写朱元璋的经历，还介绍过‘业精于勤’的金仲华，以及郭沫若的演讲，夏衍的勤快，邓初民在重庆，宦乡的立场，‘神童’吴祖光，等等，看题目就想见其人，见不到其人即翻读文章，真可谓‘绝’了。”
“书批评与介绍”专栏是《读书与出版》读者关注率比较高的书评栏目，这个栏目发表的书评文章可谓是有棱有角，有独特观点。1947年第7期“书批评与介绍”专栏刊发的署名“周哲”的书评《王贵与李香香》说：
最近，在杂芜的诗坛内出现了两朵瑰丽的花球，其一是马凡陀的山歌，另一便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马凡陀的山歌诚然是一个方向，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转变，一条桥的起点；我们有理由可以说，这些山歌，虽然摆脱了袁水拍，但并不就此无疑的成为以大众、为大众、属于大众的东西。……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便是跨过了，并到达了彼岸的一个示范。
这一本薄薄的集子，叙述了一个农民翻身的全般过程；其所以不论在艺术上或内容上能够制作得那么完整，不是别的，只因为作者生活在他的写作对象中间，不是以一个旁观者，一个作家，而是，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拥抱他们，和他们融合在一起，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来生活。他分担他们的悲愁愤乐，用他们并且具体结合了和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来写作的缘故。我们看：“还不起租子，我还有一条命，这辈子还不起，来世给你当性灵。”
这朴朴实实两句话，表现旧时代农民宿命的保守的典型性格有多么深刻，多么真实！他不否认农民性格上落后的部分，但也不把他们写成糊糊涂涂的丑角，他忠实于真实：在生活的鞭策下，农民也会做革命的同盟，也会觉醒，翻身。”
文章批评人们一想到大革命就是“残酷无情的大厮杀”，一提到革命者就是“铁青脸，呲咧着牙，一无感情的人物”，随后接着说：
《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是用怎样的形象来驳复这些人的：“沙窝窝梁高，沙窝窝低，照不见亲人在哪里？手扒着榆树摇几摇，你给我搭个顺心桥！隔窗子瞭见雁飞南，香香的苦处数不完。”这种真挚深沉的感情，作者描写得何等贴切和优异啊！然而这并无损他全篇朴实的风格，正像朴实无损于他的明星一般的光华一样。
为贴近农民生活的文学作品鼓与呼，是“书批评与介绍”专栏的鲜明特色。《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1期该专栏发表署名“治俊”的文章《通俗读物的光辉》，是评价反映农民生活文学作品《刘巧团圆》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的文字：
编者韩起祥虽然三岁便盲目，十三岁拜旧说书者学艺，他能弹唱五十多种小调民歌，能说七十多本书，虽然有的内容充满了迷信封建，但他到底是从民间生长出来，又肯接受新文艺工作者的批评。因此过去积下满肚子的民歌、民谣、故事，都得到新的血液的灌输而甦生，成为他新创作时宝贵的滋养。在为人民服务，忠于承担大众文化娱乐的志向上，他终于把以前那些迷信、封建的毒素都滤掉了，《刘巧团圆》与《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就是描写人民真实生活的新的说书，通过了运用纯熟的口语和人民的深切的感情，这本书变成有生命而且新鲜的通俗文学。
文章在分析了《刘巧团圆》在说书艺术上的特色后认为：
《刘巧团圆》确是和《李友才板话》《吕梁英雄传》《白毛女》一样，不但能设色在广大人民正在切身经历的事实上，而且把人民的胜利、人民的信心、人民的力量，都细细地刻画出来。这是韩起祥的创作应该被称誉为新文艺的新道路的第一理由，我们试看这个光辉的通俗读物，如何透骨地把未曾清除的官僚作风，剥的一丝不剩：“这个判决不公平，好夫妻不相逢。裁判员长得死脑筋，口口声声讲法令，不会调查不研究。不会审来不会问。咱们朋友联络起，专员公署走上禀。”这样又简洁、又中肯、易上口、易记忆的文章确实比剑锋来得犀利。
如果说，向广大读者积极推荐贴近人民大众实际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书批评与介绍”专栏的鲜明特色，那么，给当时正在徘徊、彷徨中的知识分子介绍指明政治方向的书籍也是这个书评栏目的着力点。《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9期发表的署名“许小花”的文章《知识分子的道路》，内容是推荐田家龢先生的新书《论知识分子》，文章说：
知识分子正处在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次更深更广的转化，到底是投奔光明，还是屈膝黑暗？这是抉择的时候。这个划时代的“蜕变”当然使知识分子感到苦痛；但是很多人熬住了苦痛，否定了个人的及阶级的利益，趋奔于广大人民求生存求解放的斗争的洪流，他们是新生了；有的经不起风浪的考验，沉沦下去，甚至做了帮凶。这是一条自趋灭亡的路，对于这些丧心病狂的知识分子是无可救药的。
文章指出：
现在形势已经极明显了，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奋斗，这已不是空洞的理论了，“浩瀚的血河终于辨认出与把握到这新的发展方向”，也正有无数的知识分子，克服了自身许多弱点，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发挥了庞大的力量，虽然现今革命的主力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更广大的大众，可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自有其辉煌的效果。“理解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指趋，依附着创造社会真价的劳动人民，为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光明广阔的大路，这是发展的革命的路，是科学的、人民的、革命的路，是今后一切知识分子必须遵循的路”，既然认清了一条宽阔的大路，那末就赶快开步走罢。
深刻剖析当时中国和国际资本复杂关系的重点述评文章《抢做中国的债主》（《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5期），揭示的关于国际资本觊觎染指并企图长期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邪恶用心，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感到惕心激励，警钟长鸣。史枚先生在《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一文中回忆说：
“书评”原是个主要栏目，较前有了一些改进。其一是大都能在不大的篇幅里抓住要点而避免刻板烦冗的介绍，或者说明书的意义或背景而更显其价值，或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指出不足之处，而不是为贤者讳。其二是采取了较多的样式，即除单评、合评之外，又有“名著解题”（戈宝权写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和“书市散步”（用几句话评介一本或几本书），又有转录将要出版的某书的序言（如费孝通的《〈内地农村〉自序》）而附编者按语做介绍的，以及选刊将要出版的某书中的一个章节的（如杜守素的《墨子思想》，即选自他的《先秦诸子思想》一书。这一方面能使读者先睹为快，一方面也展示了内容特色，有助于读者选择）。其三是评介的面比较广，不仅有经典著作、社会科学、文艺作品等，也有自然科学、少年儿童读物、地图等，不仅有生活本版书、兄弟单位的出版物，而且有其他出版家的，包括商务印书馆等在内。
陈原先生称赞：“有性格，有棱角，有风趣。这就是史枚创始的《读书与出版》时刊发的‘书评’的‘个性’，这不是很可取的个性么？”他回忆说：
第一年的书评和关于新书的消息，创立了一种独特风格，每篇书评仅约千字，一文只评一书，或合评同类的几种书，很少书评“八股”，大都抓住书中创见发挥一番，有时也抓住书中某些错误论点加以善意的批评。介绍好书绝不吹捧，平淡无奇，读完却使人要找原书去亲自品尝一番。批评错误时也不漫骂，不打棍子，以理服人，有时还讲究策略。……
有一次发表一短文评论储玉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就其中对苏联与英美合作来反对纳粹德国表露出不满和怀疑，这是囿于那时对苏联抱有的成见而发的不正确论点。短评只说此书材料不少，但指出这个论点站不住脚。作者储玉坤曾在日寇占领区（“沦陷区”）坚持过反抗侵略的文字斗争，甚至被日本特务捉去施以毒刑，抗战胜利后又是文化战线上一位辛勤的工作者。作者是我们的朋友，但写的书有缺点，我们也不隐瞒，可是我们绝不“伤人”，或者说，主观上决不发“伤人”的评论，同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洋场恶习完全相反。
当年，在《读书与出版》杂志上活跃着一批书评家、作家、学者、杂志社编辑，他们为杂志提供了一篇篇文笔流畅、见解独到的书评，这些洋溢着生活气息、反映出时代精神的特点和面貌，注意从人性方面揭示人物性格的书评，引导读者掌握一般好书的精神实质，不仅大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鉴赏力，而且积极推动了广大青年读书活动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读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