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盏灯，在心里，又红，又亮，又热，烤我寒冷的心。
——牛汉
“在灯光下，年轻的高尔基正在用功读书。”这是《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期的封面图片说明，图片中光亮闪闪的“一盏灯”寓意着这份杂志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为读者——主要是青年指引一条健康的人生通途。”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正在发动全面内战；人民群众则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号召下，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年正处在彷徨、徘徊、抉择的十字路口，做一盏灯，又红，又亮，又热，照亮人们的心，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看清大势，摒弃徘徊，奔向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光明和进步的未来，踊跃参与到人民解放的时代大潮中来，就成为《读书与出版》最神圣的历史使命。
《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2期《紧随着世界的进步潮流》
《读书与出版》1946年4月5日出版的第1期（复刊号）刊登署名“凡士”的文章《介绍一本大书——上海》，开篇写道：
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进入大波动的时期！在上海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有着各式各样的苦痛和喜欢，来自每一不同方面的人的要求和愿望，有严肃的斗争，也有无耻的荒淫，有笑，也有眼泪，有中国的过去，也有中国的将来。总之，有着我们几乎不能想象的复杂情形。
文章接着向人们提出了“五连问”：
什么书本可使我们读到上海的现实生活？从日报上可以看到上海么？从流行在报摊上的小报型的刊物上可以看到上海么？从文艺刊物上可以看到上海么？从为多数进步读者所喜爱的刊物上可以看到上海么？是的，他们告诉了我们当前的世界，当前的中国，足以帮助我们懂得当前的上海，他们也反映了当前的上海的某一些问题。但是人们有理由说，我们从这些刊物上还看到太少的上海。
文章向当时的“读书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为了使得我们有一些书刊报纸能够丰富地反映出上海，反映出上海各方面的生活，各方面的要求和愿望，也就需要无数生活在上海中的人来努力——来观察，调查，研究，描写，记述……我们说，文艺要反映现实的生活，又说，理论要和实际结合，又说，个人的生活要和群众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不应忘记这环绕着我们的最现实不过的上海，以及上海的三百万人口。
文章最后指出：“《读书与出版》一个责任是介绍书籍，我想，在介绍许多可从书店买到的书以外，还应介绍一本大书——就是这上海。读通这本书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应该仔细地读它。”
曾经主编这份刊物的陈原先生说，《介绍一本大书——上海》标明了刊物的宗旨是要人读“活”书，即同社会实践相结合。
这一段话写得真是入木三分；当然有点“伊索寓言”的笔法，但在1946年的上海，难道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亲爱的读者诸君，你们要读书，可你们不要死读书；书是传播知识的工具，不读书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应当去认识“活”的书——社会，参加社会的斗争，这是一本非读不可的大书。不行，这样写不行，只能转弯抹角，而那时的读者脑袋里多一根弦，他们都懂得你说什么。你说“上海”是一本大书，要读懂它；读者懂得“中国”也是一本大书，你非读懂它不可。要读懂它，就要参加它的斗争。
这篇短文只一千字，没有用多少篇幅去作冗长地说教，而是尖锐地提出了很多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去学习，去做出结论。在一篇文章里硬是把一切问题都按自己的主张解决，这是杂志文章的大忌。《读书与出版》1946年的文章大体都没有犯“忌”。
1948年出版的《读书与出版》第1期刊发署名“邹彦”的专论《新形势和新认识》，满纸说的是国际局势，其实处处都写国内形势。文章开头就指出：“形势往往走在思想的前面，到一定阶段时，旧形势所形成的旧思想方法就会逐渐地失去效用，难以适用于新的形势；这就要有勇气来把旧的思想方法提升到新的阶段，才能正确地认识新的形势，从而推动这新形势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时向读者阐明：“业已过去的是消极的‘团结以求和平’的阶段，今后的是积极的‘斗争争取胜利’的阶段。面临着这新旧形势转换的我们，是不是思想上已经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跟着发展了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应该好好检讨一下的一个问题。”文章提出了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斗争方式：“而这方式不仅已经从世界人民的经验中创造出来，而且其正确性已经开始为事实所证明，那就是更加依靠群众，放手进行斗争。”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文章指出，如果我们的思想跟着提高，那么我们就不会悲观，而且不会被“纸老虎”所吓倒，“对民主人民胜利的前途，就一定有更高的信心”。
为了更加充分地满足广大读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读书与出版》从1947年出版的第9期起，增设了“问题解答”专栏。专栏的开头语说：“这里所解答的，有时是某些名词、术语的涵义，有时是一件事情当中所含有的道理，有时是对于某种局势的解释和推测，等等，可以说是小辞典各科常识和信箱的综合。”《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2期刊登了一位署名H.K.先生的读者来信——《职业青年的苦闷》，该刊的编者按语说：
我们收到许多职业青年的来信，提出好些关于生活与理想，工作与学习的问题来。H·K先生的来信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说：……我入社会不过一年多，处处感觉生疏，尤其是一些社会黑暗，认识不清，找不到一位真实的导师指教，对于一些事很难获得正确的判断。因为把握不住一个正确的学习目标，而且学习的环境不好，进取心一天天受到打击，越来越觉得进修是一种奢望，渐渐地流入神经衰弱之途……我很想投入伟大的洪流里去，锻炼成一个坚强的斗士，我不知道这样是否会使我坚强些，可是这在眼前就跡于幻想因而感觉苦闷。
该刊还刊登读者岗岚先生的来信说：“许多友人都患着同一的病：他们为时代的阴暗而苦闷。天天受着良心的谴责，但没有起步走。”编者按语说：“我们相信这是多数职业青年的苦闷。”编辑部邀请傅彬然先生答复说：“我们以为根本上还得从培养正确的人生观讲起。……肯定人生，面对现实，透彻了悟自己是众人当中的一个，努力跟全人民共甘苦，同祸福，去创造合理的新社会，这才是现代的正确的人生观。……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想’和‘上进’的正确的意义应当如此：‘理想’指的该是增进全人民幸福而去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上进’，该是不断争取认识上、品格上、知能上的进步，充分发展自身的才能去多多为人民服务。”
这个专栏的撰稿人之一陈原先生回忆：
《问题解答》设两类内容，一类讲经济，一类讲国际，分别由杨培新（后来由钦本立和娄立斋）和梅碧华（陈翰伯的笔名）担任，有时也有贝逊（翻译福斯特《新欧洲》一书时所用的笔名）的解答。有的问题是从读者中来的，有些问题则是读者关心而由提出的——第一次刊出的《问题解答》（经济栏），是评论国民党中央银行1947年8月18日调整外汇牌价引起的后果——这涉及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针对这次外汇牌价调整，解答文章的结尾直接指明：“物价新的涨风动矣，这次涨风，就以外汇市价与官价的倍数，为涨价的目标。外汇调整三倍强，物价必涨上去，因购买力低，涨得慢一点，但物价如弹簧，仍将慢慢撑上去。”陈原先生说，因为这个专栏回应的问题是与广大读者密切相关的，同时又是用最通俗的答问方式表达的。事实证明这种评论（问题解答）是那时读者最欢迎的。
《读书与出版》在1945年4月5日的复刊号刊发了史枚先生署名“子起”撰写的《春天——时局的关键》，里面引用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的话说：“今后数月内不特对中国人民至关重要，且余信对世界和平亦然。”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然坚持内战坚持一党专政的分子尚未退却。要到5月国大开过后，大局才渴望稳定。拥护和平建国的同胞，应把握这紧要关头，勿使倒行逆施者得逞。”《读书与出版》在1946年第2期“笔谈”专栏刊发署名“凡士”的文章《前途还是艰难》，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人民要复员，但偏偏有人还一心一意想动员起来打内战；人民要求和平民主，但偏偏有人还在打着武力统一、专制独裁的算盘。既然还有着这种反动的想法和做法，那么在战后走向和平建设的道路上，自然一定有重重的挫折和磨难了。要取得真正的和平安定的环境，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来进行多方面的更长期的艰苦斗争，其中，文化斗争正是最主要的方面之一。”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9期“笔谈”刊登胡绳先生的文章《历史的进程》，直接呼吁人们：“我们不要等到以后再来看清现在。我们不要做坐在车厢里打瞌睡、发牢骚的旅客；我们能够感觉到脚底下奔腾向前的车轮，我们要全心全意地奔赴向前，通过莽莽的平原而扑向那终于要到来、一定会到来的目的地。”
同年刊物第10期刊登胡绳先生执笔的“笔谈”文章《坚定的信念》直接坦言：“我们的信念从什么地方来？从现实发展的基本方向而来。……对于当前时局的‘气候’的发展，能否预测呢？其基本发展方向可说已完全确定了，而且纵然看不见‘天文台’上挂出的风球，一个有经验的人已能自行下判定。问题只是：我们在把握到基本方向后，是否能坚定信念。”
周建人先生在1948年《读书与出版》第1期“笔谈”上撰写的《把过去做一个结算》中说：“在这一个社会里，有一些人，只许制造黑暗与施行压迫，却不许别人有一些不平。差不多所见的社会情形一向就是如此，许多人所见是相同的。……现在旧的一年已经完结了，且看新的一年怎么样。”
同年刊物第2期署名“风”的“笔谈”文章《校门之外》更是直截了当：“人生本来是战斗，特别是我们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从很年轻的日子便体味了生活的苦痛。越苦痛，便越要战斗。一个人战斗，几个人战斗，大家一起战斗。战胜企图压服我们的力量。在求知、读书与学习上，不放弃能够掌握到的一点时机，发挥自己自学自助的坚韧精神。既然是在校门之外，那么也好，知识本来不仅是在校门之内的。我们要把校门之外更广大的知识天地开拓出来。”
1948年第8期发表署名“白”的“笔谈”《不要文化》例举了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化现状：
现在上海的出版事业面临着很大的危机：纸价天天涨，排印工天天涨，可是购买力却天天跌，能够发行的地区天天狭——有的去不起（航邮费太贵），有的不能去（去了会自行失踪）。7月下旬一本16页的周刊，起码要卖15万元。书价更吓人，动不动就是百万、千万。呆住了还不要紧，听说新书业拟定照基本定价14万倍发售，还没有发表，因为成本跳的太凶，只好临时改成16万倍。16万倍呆不住几天，一跳跳到25万倍。其实出版家也是有苦说不出。……
这些还只是经济上的因素。至于政治上的迫害，尽人皆知，不必细说。当然这是一时的现象——我们相信黑夜关不住太阳，到了天亮，太阳还是爬起来的。现在这种情形，无宁用英国科学家最近大声疾呼的“资本主义政权不要文化”这句话的意思罢了。
1948年第7期署名“澍”的“笔谈”《痛念四位民主战士》充满了一腔义愤：
在近三四年的史页中，七月是一个悲壮的月份；它充满了民主的战斗精神，洒遍了民主英烈的热血。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闻一多都是在这不同的年份而同一个月份里相继而死的。陶邹二公死于政治迫害与过度辛劳，李闻二公则死于最无人道的政治暗杀。然而他们的献出生命，却有一种共通的因素：即由于他们永远忠诚于人们大众的解放事业，反对压榨人民出卖国家的无耻勾当，因此遭无耻份子的明害暗算，终至于死。
这四位战士毕生的战斗大抵都在文化岗位上进行的。韬奋先生的笔锋始终无情地对准人民的敌人射击；陶先生是民主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新启蒙教育运动；李先生一直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号，至死不渝；一多先生从书斋奔向人民，他大呼：“为人民要站在人民之中，而不站在人民之上。”他们四个人的事业与人民的解放事业是真正结合成一片的。他们的一生，从不为自己，可以说：一切为人民。正如沈钧儒先生写韬奋先生所说，他们“只问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公意，不知自己一身的利害。……就因为这样，决心参加了救国运动，努力于民主运动；就因为这样，卒至不恤奔驰颠沛以迄于死！”
今天，在天亮前的黑夜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来追念这四位民主战士，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是要学习他们为人民服务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作为改造自己生活与思想的圭臬。
文章的立场是何等地泾渭分明，笔触的情感是何等地义愤填膺，字句饱含的力量是何等地激励人心！
在此处还有一个重要史实需要提及：1946年7月11日，读社创办人之一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0月4日，上海各界举行悼念李公朴、闻一多大会，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宣读亲笔书写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有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此外还有《迎接困难》《关于饥饿》等一批针砭时弊、抨击腐败现象的“笔谈”文章，现在读来仍然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不已。陈原先生说，《读书与出版》的“‘笔谈’基本上是编委写的杂文，如1948年第1期有三篇，分别由杜老（国庠），周老（建人）和陈翰伯执笔——其中一篇《元旦试笔》引导读者要‘从反面或者夹缝里去了解’时局的动向；另一篇《把过去作一个结算》，指出‘就是仅仅为了生存，也非冲破黑暗，求得光明不可了’。最后一篇《新闻自由一例》用事实驳斥那时宣扬的什么美国式‘新闻自由’，说那不过是‘以制造和散播谣言为最大的快事’。三篇短文都是切中时弊，读来为之一快的”
。《读书与出版》“笔谈”专栏的主要撰稿人胡绳先生生前曾经回顾说：“产生这些文章的时期是中国民族在极端苦难中进行复杂的战斗和抱着明天的希望的时期。……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大变化的关键时刻。这些在当时所写的评论也许能使读者得到比事后的历史叙述更亲切的感受。”
《读书与出版》开办的“时事特讲”专栏是分析当时国际问题（有时也涉及国内）或经济问题的，不但提供观点，而且介绍参考材料，有助于时事研讨。
娄立斋先生在《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9期发表的《美援与中国经济》结尾部分对当时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所谓“美援”本质的揭露非常深刻：
美援对于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挽救是没有多大帮助的，相反地，可能使中国的经济更沦于殖民地化。原来政府当局为了争取这批美援，已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对美国所需要的物资，不论国有民有，中国政府要无条件地供应。对执行美援而来的大批美人，要予以外交使节的优遇。中国要更改外汇贸易政策，对于美国及其他外商要给予和国人同等的经济权益。……中国政府在这巨细不遗地承认了这许多大大小小的要求之下，美国乃允给予上述的“援助”。由此我们将看到受得“美援”“恩泽”的地区，其经济地位将更沦入殖民地化，而成为山姆叔叔的附庸。这使我们不禁长叹：呜呼，如此美援！
戴文葆先生在《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3期的“时事特讲”专栏发表的文章《莫斯科外长会议》中明确指明：
中国的悲剧，是美国从中“调处”的和谈掩没了内战的炮声。现在，接着马歇尔元帅返国之后，撤销军调部，美军小部作象征撤退：都是为了美国在外长会议里有个比较漂亮的发言地位。中国官方一方面布置着“改组政府”，一方面扬言不受莫斯科会议的约束：这紧张而焦急的对内与对外的措置，已不可掩饰地显露了极端分子利用反对所谓“干涉中国内政”而坚持其卖国独裁的嘴脸。
严格地说来，所谓中国问题，应该是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和平民主的问题。自然，将中国作为问题在外长会议里提出讨论，在中国人民看来，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但中国内战不停，经济紊乱，政治黑暗，人民死不得、活不成，毫无疑义地危害世界和平。
作者的锋芒指向一是严厉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不得人心，二是严厉批判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的任意干涉。数十年之后，戴文葆先生在《我的业务自传》中还写道：“1946年间，先后在生活书店出版的《理论与现实》《读书与出版》杂志发表过论文；当时胡绳同志主持编辑部，有时出题叫我作文。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国际形势读本》，我与冯宾符等同志为作者。”樊希安先生在他书中说：“戴公既是编辑家，又是出版家、著作家，编辑、演讲、著述具精，学富五车，见多识广，是我国新闻界出版界的活字典，听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既听到了经验，又增长了知识，还丰富了情感。一次闲聊到我国著名报人王芸五的奇闻轶事，戴公说，刚解放时，公家给王芸五定的月收入是八石小米，王说什么也不要，问为什么，王就是不吱声，最后逼急了，王才说：给我八石米，我不就成了王八石（蛋）了吗！这只是一个插曲，戴公知道的确实很多很多。戴公的去世，仅仅从我国新闻出版资料的收集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诚如组织上对其最后的评价所言：‘戴文葆同志的逝世，既是其家人和朋友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出版事业的重大损失。’”
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在南开大学编辑专业讲课时有幸和戴文葆先生当面一叙，谈及当年他给《读书与出版》等进步报刊撰稿的往事，老先生莞尔一笑：“当年我也是一个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啊！”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4期刊登的《物价还要上涨么？》，文章的标题就很牵动人心。
去年年底上海零售物价指数，约当民国二十六年（1947年）的六千八百倍。今年一月底，上升到七千九百倍，此后逐日高涨，二月中旬的物价指数高达一万两千九百倍。二月下旬至三月初，物价稍回，平均仍在一万一千倍左右。
文章接着分析物价飞涨的原因：
经过八年的抗战，元气还未恢复，两年来的内战，又增多了国家的创伤。土地荒芜，交通阻梗，工厂停产，直接遭受内战破坏的经济机构，虽无统计，但由于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你进我退的惨烈争夺，损害自必可观。又由于通货急速膨胀，将使商品的再生产过程无法持续，从而产量减退，这使得物资愈感缺乏了。……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推断：内战继续一天，通货膨胀也就不会停止，物资缺乏的状况也不可能好转……为了把内战进行到底，因而只有更加促使物价上涨。
作者在文章结尾大声疾呼：
只有停止内战，建立民主的政府，才可以整理通货，加快发展生产和交通，物价自必真正稳定起来。那时候，物价也有涨落，但不会是人民生活上的一种灾难。
《读书与出版》在刊发这篇文章的同时写了一个编后语：“关于我国的物价问题，4月8日文汇报的副刊‘新经济’第六期有寿进文的《战后物价的演变过程》一文，可供参考。该文将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今年三月我国物价的演变分为五个阶段，其第五节解释紧急措施施行以后物价的回跌，与本期‘时事特讲’所论一致。本期刊物与读者见面时，物价恐怕已在重新上涨了。”
陈翰伯先生用笔名“梅碧华”在《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9期“时事特讲”专栏发表《魏德迈访华》，开头就说：“魏德迈来了，又走了。从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二十四日，足迹北至沈阳南至广州，接见了各种人士，而且‘其中坦白批评政府及意见极为”“左”倾者，颇不乏人’。他一到南京，就说是要来‘寻求事实’；临行携走重于五百磅的机密文件三大箱，并且留下一纸声明，让一些垂涎欲滴的人，推测又推测，猜想又猜想！”文章分为“杜鲁门主义的远东试验场”“中国人民认识魏德迈”和“改变战略与南北朝”三个部分，剖析了当时美国政府委派魏德迈来中国打着调解国共两党的矛盾，实际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罪恶阴谋，直接指出“魏德迈之来，虽然会拖延中国局势的行进，会在军事，经济，政治上延长战争的苦难，延长中国人民的苦难，但不可扭转中国局势行进的步伐与方向”。文章最后说：“一个自尊的民族自然知道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镇压太平天国的戈登将军功成而退了，但不受人民欢迎的满清皇朝终于覆灭。鉴往知来，魏德迈将军，知耶？否耶？”联想到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美博弈和较量，笔者由衷敬佩陈翰伯先生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铿锵有力的回答：“一个自尊的民族自然知道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
陈原先生回忆说，当时国统区有的人提出中国应该走所谓的“第三种道路”，他说：
《读书与出版》不是政论杂志，它没有发表论文参加论争；但是它有责任把论争的焦点以及我们的主张通报给读者，因此我请当时主持《文汇报》笔政的宦乡来写一篇综合分析文章，给那些不利于解放战争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观点来个迎头痛击——宦乡以写国际问题著名，但我知道他深研理论，对时局了如指掌，因此去求他为杂志写篇总结文章。他慨然应允，并且按照指定日期写成了。这篇文章反映很好，读者纷纷来信表示他们欣赏《读书与出版》做出这样的“评论的评论的评论”。
指点迷津的“研习大纲”。陈原先生回忆，《读书与出版》复刊头几期每期都有一篇就时局中某个重要问题发表的重点文章。当时（1946年）抗战甫告胜利，而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却很激烈，文化界的形势也是很紧张的。“这个杂志不是以政治评论的形式来宣传我们的主张，而是通过例如‘研习大纲’或‘常谈’等表达了这方面的意向，打的是迂回战。”
例如《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1期的“研习大纲”，题目就是《春天——时局的关键》，指出今后两个月将是我国特别危险的关头，指斥“坚持内战坚持一党专政的分子则反对和平建国，继续其武力‘统一’中国的罪恶方针”。
1946年第2期的“研习大纲”为《新中国宪法问题》，第3期则为《中国土地问题》，巧妙地公开宣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进行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上获得解放的主张。同年刊物第8期和1947年的第2期“研习大纲”专栏推出了署名“周顗”撰写的《辩证唯物论》，分为四个部分60个小问题，系统地向读者讲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中的第13个小问题直接坦言：“马列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其中辩证唯物论是理论的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由它推论出来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及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是由辩证唯物论推论出来的。不仅在政治实践上用得着辩证唯物论，就是在科学研究，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用得着它。”作者用这样的词语，这样的“大实话”来阐述辩证唯物论可谓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此外，《读书与出版》编辑部还专门开列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基本文献和胡绳先生的《思想方法论初步》等初步的阅读材料，以及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等多种马列主义哲学读物。同时明确告诉读者：“‘研习大纲’不是教本，用处恐较教本还狭窄，但若把它作为整理笔记和进行小组式学习的工具，会有不少方便的。我们不敢说发表于此的‘研习大纲’都能阐明无误，所以极希望朋友们批评。”
这个专栏是《读书与出版》自1947年第1期开始推出的新专栏，明确宣示专门讨论青年修养问题，“务求切实而具体”。
该刊物1948年第4期刊登的林默涵先生撰写的《谈理想》，就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假如我们不愿意在黑暗的社会势力面前低头，不愿意成了丑恶现实的俘虏，我们就必须建立一种高尚的理想——改造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使它变成为理想的新社会。”林默涵先生在文章的结语写道：
一些反动的统治者，总是仇恨人民的理想的，尤其害怕的是把理想去付诸实行。所以，他们对于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总是极尽摧残之能事，而对于实际的革命工作者更加以残酷的屠杀。他们的御用文人自然又会用欺骗的手法，来模糊青年的思想。当人们热心地寻求救中国的方法的时候，他就说“少谈主义吧”；当人们在无数事实的教育下，日益认识了社会的真实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他却说“理未易明，善未易察”；而当人们实际地去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时候，他却又来提倡“梦想”了。但这一切，都将是枉费心机，因为前面说过，新的理想，是适应着新的现实而来的，它的必然胜利，正和旧的现实与适应着旧的现实的一切垃圾渣滓之必然消灭同一道理。
为了让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了解、熟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民主、自由的新生活，《读书与出版》编辑部专门在1946年的复刊号向广大读者推荐了李普先生的《光荣归于民主》、黄炎培先生的《延安归来》、福尔曼先生的《中国解放区见闻》和赵超构先生的《延安一月》等四本报告文学集，同时刊发了署名“GM”的《报告中国解放区实况的几本读物》的文章：
“解放区”是抗战时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敌后区域，有时把陕甘宁边区也包括在内。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地区被认为是个谜，是神秘的地方。现在出版界有四本书给我们揭晓了这个谜，使我们明了这些神秘的地方不过是人民的生活得好了而已。
李普先生以优秀的报告文学才能，画出了“解放区”的平等、直接、普遍的选举，人民的政权怎样向人民负责，一百二十万的“子弟兵”是怎样从艰苦的奋斗中创造出来的，以及那边政党活动的民主作风和新的政治人物，等等。他的描写是那么的轻松和流畅，充满着具体的材料，活生生的例子。一直到现在，有许多人怀疑着中国能否实行新式的民主。其所以怀疑，倒不一定想反对民主的潮流。“你看，老百姓这样贫、弱、愚，而地方上的土劣横行无忌，民主不过给他们造机会罢了”——这种论调，看了《光荣与民主》中的《从解决实际问题做起》《选举的时候》等篇就可以抛弃了。
文章介绍《延安归来》说，作者“目击了那里的新气象，参观了学校、农场、合作社等。书中虽只写出了延安全貌的一鳞半爪，但其叙述是客观的，可以相信书的结语所说的：‘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是已经做到了。’”文章接着说：“福尔曼先生的书是写给美国人读的。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看中国的‘解放区’，是这本书的特色。……书的作者不止停留在延安，他还跑了华北好些地方，所以他这本书对于吾国人民的友善及被新型民主的力量所感动。”
在介绍第四本书时，文章说：“赵超构先生在延安住了一月以上，见闻自然不少，而尤注意于那边的文化教育状况。这方面的叙述，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在结末的一篇里，他以为边区不妨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实验区。《延安一月》有张恨水先生的序文，他说‘这本书不必期望为将来的竹头木屑，但至少不失为现在读报的一点参考材料’。这话，也可以用在其他三本书上。”
应当指出，《读书与出版》敢于置国民党执政当局严酷的政治高压而不顾，公开向读者推荐、介绍中国解放区的新读物、新气象，将国统区人民大众的目光引向了代表着未来新中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解放区”，让国统区的人民大众欣然看到“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无疑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
倡导广大读者关注农村发展，关注社会变化，也是《读书与出版》的一大特色。其中，该刊发表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两篇文章很有典型意义。
1946年第4期《读书与出版》刊登了费孝通先生的《〈内地农村〉自序》，文章这样写道：
在发展工业一层上，我是主张就农民的所在地推广现代化的小工业。这一种主张的理由我已在《论乡村工业》一文中说明，后来我又为“时代评论小丛书”写了一本《人性和机器》。这两篇文章又引起很多批评，甚至有人说我是在“开倒车”。其实我并没有反对利用科学所给我们的技术，非但不反对，而且亟力主张要乡村工业变质的。我也不反对有重工业，有大规模的工业在中国发生，但是我同时主张为了中国农村的性质，为了使工业利润分配的更广，农村里必须有很多科学化的副业。我做出主张也并不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这实在是我的姊姊二十几年来在江苏农村里所试验而已有成绩的计划。当然，有很多地方还要我们改善，但是方针上是适合于中国农民的需要的。关于这个试验的分析和批评，见我的《江村经济》（英文本）。我觉得这问题在理论上作争论，不如要农民自己去选择好。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决定，我相信农村工业的发展可能成为一个主流。
费孝通先生接着写道：
我这篇序言已经写得相当长。我在结束之前，只想附注一个插曲，我那篇反对奖励生育的文章，听说曾引起发表那篇文章的刊物的编者很多的麻烦，甚至有人说，这刊物也就因这篇过于露骨的文章而受到停刊的处分。刊物是的确停了，是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原因，我也不愿去证实。假如是的话，我应当趁这篇文章的再行刊出时，向那位编者表示同情。这一个小小插曲，也可以说明在后方写文章的，在那一个时间，不能不特别含蓄的理由。这里也说明了本书中有些问题不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中国的读者是素来有训练的，这一点我倒很放心。
《读书与出版》对费孝通这篇文章有一个简要的“编者按语”：“《内地农村》的作者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他对于民主运动的热诚，是无需我们再来介绍的。”客观而论，费孝通先生70多年前关于乡村建设和农民脱贫出路的思考和建议，对于今天实施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此外，费孝通先生发表在《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0期“学习之话”专栏的文章《亦谈社会调查》开头写道：“在《读书与出版》的第二年（1947年）第八期上读到西超先生的《略谈社会调查》，我觉得很有兴趣，所以接着也想来谈谈这问题。”他认为：
这种调查就是我所谓根据共同兴趣合作分析个人的经验。用这方法所得到的材料是可靠的，不发生欺骗的问题。一个人不知道的，他会找知道的人来加入讨论。有时，农民会拉着你讨论，问你的意见。于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融合了。——这样才能确切明白影响现象的各种因子，加以适当的估计，也做到了控制观察的程度。那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是社会本身，当这些人自觉的要明白他们的问题时，他们会供献个人的经验，分析的材料。当他们参加分析时，他们才明白经验的重要，更努力的供献材料。
十分有趣的是，笔者恰巧读到了费孝通先生在2003年第5期的《读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回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文章《回眸七十年》，其中提到：
从我进入社会学这一行研究这个“天人之际”，已有七十二年了。我从燕大毕业后，吴文藻老师让我去清华，在史禄国老师指导下学习人类学，了解人是怎样生活的？人的群体生活是怎样发生的？在燕大时，吴文藻老师把人类学方法引进了社会学，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请来了派克教授，从英国伦敦大学请来了布朗教授，从此奠定了吴文藻先生的思想基础，让社会学与人类学打成了一片。那时我只有二十多岁，进入社会学时，学会了实地调查，像人类学者那样去看人的生活，学习人们的生活是具体的社会学的内容。
费孝通先生认为：
社会学发展到现在还存在一个真正的科学方法问题。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用具和人的感情及认识，所以用人文世界里的工具去认识人文世界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人要自己研究这个既有生命又有生活的人的自己，并且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自身的所作所为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有着感情和价值观念的东西，研究这些东西还要以“之际”即关系为出发点，首先是人和人的关系。从个人要研究到群体，因为人都在群体中生活，从小群扩大到大群，今天又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我说这种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由中国社会学泰斗式人物讲的这番话，我想到了自己30多年前斗胆地应南开大学记者团的邀请，在该校的阶梯教室为大学生们讲授了一次公开课《人际关系学》，就人们的实际生活来说，认识和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伴随每一个人一生的课题。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社会学研究“首先是人和人的关系”，我想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那句千古名言：“认识你自己！”同时还想到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精辟论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想到了基辛格博士说的一句睿智之语：“政治是胜利者的艺术，是关系的科学。”还有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诗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由此看来，研究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人类来说同样是个永恒的课题，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个永恒的课题，就像费孝通先生在九十余高龄时所发出的感叹：“这种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