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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了。——对于《读书与出版》来说是这样，对于它的广大读者来说也是如此。
——陈原
《读书与出版》1946年4月5日《读书与出版》复刊号
《读书与出版》分为一次创刊与两次复刊三个阶段。何宝民先生在《〈读书与出版〉的停刊与复刊》中介绍，抗日战争前《读书与出版》是生活书店1935年5月18日在上海创刊的，由李平心、艾寒松、张仲实、林默涵编辑，1937年6月停刊。大约从第6期起，由李平心一人负责。1936年曾一度停刊，停刊期间，卷期编号空缺。1937年3月恢复出版，年底出版至第8号（12月16日）。1936年杂志的期号与前一年接续。开本、装订也同上年，每期为12页。第16号增至16页。1937年3月16日出版的第24期《读书与出版》为复刊号。编辑人改为张仲实、林默涵，发行人仍为徐伯昕。这个刊物，虽然编者有变动，其格局却没有多大变动。第一次创刊出版的《读书与出版》，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书店领导机构向武汉转移时于1937年6月停刊。在《读书与出版》1937年停刊之后至1946年复刊之前，生活书店在重庆创办了《读书月报》杂志，16开本，1939年2月1日创刊，1941年2月终刊，共出版了23期。头几期由艾寒松和史枚负责，史枚去新疆后，胡绳接编。
关于《读书月报》，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生前讲过一段趣闻，1998年秋天，他和另一位著名出版家王仿子先生去看望住在医院的胡绳先生，范用先生说：“我还带去1939年、1940年胡绳用‘雍蒲足’笔名写的一组读书随笔《夜读散记》。胡绳看了在上面题字‘范用同志出示五十余年前从我主编的《读书月报》上一些小文章剪集在一起的本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居然尚存，实属不易’。”
为了便于对这份“红色刊物”追根溯源地进行研究，笔者有幸收藏了《读书与出版》1935年5月18日的创刊号和1937年3月16日出版的复刊号，以及1939年2月1日创刊的《读书月报》。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回忆：“1939年生活书店创办了《读书月报》，由艾寒松和史枚主编，发行人为徐伯昕，我当时曾为这个刊物写了《马克思是怎样读书的？》《在斗争中成长的西班牙新兴文学》《关于学习俄文诸问题》《漫谈书在苏联》专文。”捎带一笔的是，1946年复刊后的《读书与出版》第3期曾经登出一则《读书月报出版预告》：“抗战期间，生活书店曾于大后方发行《读书月报》。除刊载一般理论文字与各科学习的方法和经验外，并以学术思想独立自由为指归，与读者通讯讨论，每期均有各种书报的批评介绍，甚受青年学习者欢迎。今该刊拟于最近在沪恢复出版，敬希读者诸君注意。”
史枚先生说，《读书月报》的“性格基本上和《读书与出版》相同”
。《读书与出版》第二次复刊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4月5日，先后由胡绳、史枚和陈原主编。
《读书与出版》1939年2月1日《读书月报》创刊号
《读书与出版》1935年第1期发表的《创刊漫话》是这样写的：
说句太阳底下的话罢：只有当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须的粗衣淡饭，出版事业完全对老底子被称为文盲的人公开着，然后我们才有勇气说中国有了坚实的文化。
凭我们的一点不敢说是怎么深广的观察，觉得现今国内并不完全缺乏好的读物，在生活书店不久就要出版的那本《全国总书目》中，读者可以看到有多少值得一读的书籍在那里等我们去读。当然，如果我们能直接读外国书自然更好，但一味只知道洋书可爱，而忘却了我们自己近一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以为没有一本可读之书，那也有点冤枉。但是，我们不是国宝论者，也不是中西调和新旧合参论者，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要多读点古书”，那就让他们去读吧，可是如果他们硬要说“你们也得跟我们一样”，大家只有谢谢啦，对不对？
《创刊漫话》最后写道：
……在可怖的不景气流入全国的出版界和读书界的现在，我们却来办这个刊物，神经过敏者也许会说我们怀了野心，要克服这两个“界”的不景气。我们又不是出版界的罗斯福，这野心于我们何用？这里也用不着列举我们的什么计划、希望、内容之类，只要老老实实告诉读者，如果说我们出版这刊物还有什么宗旨，那只有两点值得宣布一下的：头一是要替读者和出版界做一个老实的媒婆，一面叫出版界好的货色不致搁在灰尘满布的深闺中做老处女，一面叫读者不必花冤枉钱讨进一只白鸽或杨梅毒；还有一点，我们很愿尽力告诉读者一点读书的“门槛”，报告一些新书或出版消息。
《读书与出版》创刊号上发表的平心先生撰写的《出版界往哪儿走？》一文，严肃指出了当时出版界的两大显著弱点：
头一是没有半点带有独创性的设计（当然不可一概而论），只知道跟帮学样的可靠，不懂得独辟蹊径之可贵。你要出一个百日通，我就来几本更快的一月通，你要出一部小朋友丛书，我就来一套儿童文库，你要出一部晚明小品，我就来一本公安文选。热闹诚然热闹，却不知道老是一套《桃花江孟姜女》的播音，听得人那怕尽是低能儿，也会感到厌倦啊。在我想，各家书店不论大小，能够稍稍用一点脑子对准着读者某一方面所没有满足的需要干他一下，即使稍带几分冒险性，也比紧紧跟在别人屁股背后而到头还不免失败要体面多了。当然，我们无意在这里讲体面问题，但一本正经地说，能够拿出道地的货色对准“读书界”的需要，而同时在营业方法上不过于落伍，也不趋于滑头，即使不能担保定操胜算，失败到那里去也不见得吧。
据笔者最近编《全国总书目》的经验，觉得中国出版物在各科目的比例上分配得极不均匀，有的同类的书多至数十种以上，有些科目（不一定是十分专门的）又一本没有，这种畸形的状态当然可以归因到读者的需要和程度，但书业界看不清缺少那些读物和那些读物过剩，造成瞎子浑水摸鱼式的投机，却是中国读物缺少新的生气的主要原因。
平心先生接着指出，当时中国出版界第二大弱点是缺乏鉴别的能力。最后提出要做点出版业消毒的工作：
将一些低级趣味的陈旧小说或腐败读物加上一套不三不四的新式标点，去骗那些落后读者的钱，妨碍一般读者接近新的读物，这不但是加速近年新的出版事业破落的原因之一，而且也是整个文化界堕落的征象。对于这，单是做点宣传或精神制裁的工作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有廉价的、通俗的、有益的新出版物来代替那些劣等读物。
同期刊物发表的署名“鹤天”的文章《关于读书的态度与书》，也颇有深度。作者实事求是地批驳了书籍万能论和书籍无用论，作者认为：
我们还得把书当做朋友和敌人看待，爽快地说，就是要在书本里辨别“友乎？敌乎？”来，“开卷有益”的读书态度支配了无数读书人的头脑，其实如果本本书都对任何人有益，也就不成其为书了。书是有益的，但也有时是有害的，书是朋友，但也有时是敌人，这不只是从价值上来区别，而且是从书的立足点来判断的。有许多书能指示你往南或下北，你照着所指示的走去，是不会出拐的，但也有许多书有意或无意地向你乱指一阵，甚至指南为北，认北为南，如果你作为一个老实的读书者，就有得苦头要吃了。因此太老实地读书是有上大当的运气的。
还有署名“豁风”的《怎样利用杂志》一文，作者认为：“事实上杂志能供给我们在书本子里所不易找到的生动知识，因为它们往往能提供簇新的精粹的材料，能表示人类智慧之有系统的发展，所以光知晓得阅读普通书籍而忽略杂志的利用，和只爱读杂志而不去读单行本的书籍，同样是偏狭的。”作者提出：“读杂志的文章我觉得应当和读普通书籍一样，不但须有精读和粗读之分，而且也要有笔记和整理的工作……”
《读书与出版》创刊后，除发表书刊评介和读书知识介绍外，还载文评述文化界的重要问题和事件，阐述学术上的重要问题，指导各科研究方法和经验，介绍书报，解答读者疑问，发表读书心得、读书印象等。笔者从1935年5月18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七期首页杜重远先生主持的“老实话”专栏旁边看到了这样一行字：“注意：本期附有生活书店编行之《读书与出版》八页，售价照旧。”《读书与出版》在“创刊号”中明确告知读者，“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出版。每月中出版，全年十二册，附《新生》周刊赠送”，也就是说《读书与出版》当初是作为《新生》周刊的“附刊”赠送给读者的，是一份“刊中刊”。
应当说，抗日战争前后创办和复刊的《读书与出版》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创办的《读书月报》都在不同时期为读书界和出版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当时倡导读书、鼓舞人心、推动进步的重要文化刊物，引导很多青年读者走上了追求进步的人生道路。这是一种伟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1946年4月5日，在上海重建了领导机构的生活书店出版了《读书与出版》复刊后的第一期。这也是《读书与出版》的第二次复刊。这次复刊的《读书与出版》是32开本，先是20页，后增加到32页。新书目以外的文章部分前期约二万五千字，后增加到约五万字（小五号，行间不加条）。从1946年复刊的第6期开始，将文章目录由内页里的一角改为在首页刊登，使读者对文章标题更加一目了然，开始了由介绍书籍的宣传小册子向“正式”杂志的过渡。1947年第1期正式改版，开始以正规杂志面貌和读者见面，改为大32开本，彩色封面，封一除了“读书与出版”大字刊题外，还有重点文章提示、绘画图案以及杂志的期数标识。封二用来刊登全部文章目录和杂志社的地址及版权页。封三和封四用来刊登生活书店出版的新书目。内文60~70页，容纳文章七八万字。
从当时刊物的读者分类情况看，三分之一是大、中学生，三分之二是职业青年。读者强烈需要的是与现实生活有关系的文字，包括时事性质的、工作学习方面的，喜欢实而不浮的有血有肉的论文。为此，《读书与出版》的宗旨之一就是继承韬奋《生活周刊》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与读者通信讨论，解答一切读书上的疑难问题，帮助读者丰富学问，增进读书兴趣，做辅导青年学习的好朋友。
1947年后，上海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起来。1948年2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查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读书与出版》的密令，加之此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活书店决定主动收缩，同时为未来的新局面作准备。1948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同时刊登出“三联书店”迁往香港和《读书与出版》休刊的启事。俟国民党特务发现时已经人去楼空。至此，到1948年第9期为止，《读书与出版》就这样被迫和广大读者告别了。
《读书与出版》从第二次复刊到停刊，历时两年零五个月，总共出版了29期，成为一份在一个特殊时代留下绝唱的“红色刊物”。
有关资料显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全国创办各种报刊1628种，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综合性刊物、专业行业报刊，但是生存时间却大多不长。其中生存时间不到一年（即当年创刊当年停办）的占当年创办报刊数的35%。生存时期在两年以内（即当年创当年停，或当年创次年停）的占所创报刊数的一半以上，达到了66.6%。生存时期能跨越三个年头的仅占报刊数的13.2%。20世纪20至40年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读书刊物发展的一个兴盛期，诞生了《读书杂志》《中国读书月报》和《读书与出版》等30余种读书刊物。这些读书刊物大多数出版时间都没有超过两年，《读书与出版》在解放战争时期生存29个月，跨越了3个年头，如果再加上第一次创刊的时间，就成为在“国统区”生存时间最长的“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
《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关于《读书与出版》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该刊倡导在自身学习中求得读书方法，不必去迷信那些长篇大论的读书经验，并鼓励在学习中自我总结，互相交流以提高自学水平。战后曾由孙起孟倡议，发起“学习合作活动”，介绍读者自由组合，交流学习心得，进而拟办“通讯图书馆”。该刊内容安排以读书心得、读书札记（背景材料）、名著摘要、书评为主，且以如何制定学习计划、如何搜集整理资料、如何调查与分析等基础方法为主。从30年代到40年代始终占有中心地位的栏目有《书评》等。有特色的栏目则有《文化谈评》《读物印象》《读书往来》《读书商讨》《书市散步》等。一批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如孙起孟、周建人、柳亚子、王任叔、胡绳、戈宝权、侯外庐等经常为之撰稿。该刊内容丰富，文笔通俗亲切，不避高压，经常刊登揭露社会黑暗、介绍进步思想、作品及人物的文章。如《图书审查种种》、《王贵与李香香》（书评）、《闻一多与吴晗》（其人及其著作）等。对引导青年接受新知、追求民主和社会光明前景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当时有影响的读书杂志。
客观而论，《读书与出版》这样一份在国民党政府眼皮底下出版的共产党刊物，既要坚持说真话、讲真理，又要应对、“智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把想发的文章发了，把想说的话说了。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竟然能够坚持连续出版三个年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正如陈原先生所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性杂志，由史枚主编。1947年春史枚调香港，由我接办。编委会有周建人、杜国庠（守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五人，我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一直出到一九四八年冬，因政治环境恶化而停刊。回头一望，这个杂志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了我们预想不到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刊物《民主》《消息》《文萃》相继被迫停刊，这个小刊物对国统区广大读者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著名学者方晓红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报刊事业的特点》的学术论文中，引用刘光炎等人的谈话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新闻界‘左倾’风气盛行，‘亲共的昂首天外，气概不可一世；反共的报纸反而深感荒漠呼声，得不到回声的孤寂’”。我们可从这些话中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伟大胜利和在报刊事业上的伟大胜利。应当说，虽然《读书与出版》杂志因为传播真理和正义的声音，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极为嫉恨的“红色刊物”，因而遭受了被迫停刊的命运，但同时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报刊事业上的伟大胜利”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曾经见证《读书与出版》复刊和停刊历程的陈原先生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了。——对于《读书与出版》来说是这样，对于它的广大读者来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