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转折

今后数年内，不特对中国人民至关重要，且余信对世界和平亦然。

——马歇尔

上面这句话是1946年4月《读书与出版》的创刊号，在显著位置刊登的是负责调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军事冲突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判断。《读书与出版》编辑人之一的胡绳先生说，当时所处的时代节点“对于中国的命运，是划时代的转折点；对于生活和工作在那个时期的每个人来说，都不能不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维持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妄图利用“和谈”争取时间作好军事部署，发动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的进攻；同时混淆视听，企图争取对其有利的舆论。同年，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政治伎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了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决定。毛泽东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同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可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议，率先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人民解放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当时曾经非常犀利地批判国民党政府：“领导层腐败透顶，秘密警察制度残忍，蒙蔽群众，不管人民死活。”预言国民党“必将失去政权”，认为“中国人民最终会选择‘毛泽东的民主’” 。果然，仅仅经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到了1948年9月，以辽沈战役胜利为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军事战场上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一片凋零，1945年7月7日，田汉、曾昭抡、潘光旦、尚钺、李公朴、闻一多等党内外进步文化人士，在昆明举行的文化检讨会上指出：“我们当前的文化正在被绞杀，我们要把文化从严酷的灾难中救出来，我们要把绞扼文化的黑手击退，文化才有发展的前途……谈起文艺，文艺死了，谈起科学，科学死了，谈起教育，教育死了，谈起出版事业，出版事业也奄奄一息了。今日中国文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不民主，一切文化都没有前途，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用文化来做推进政治运动的工具，要把政治局面打开之后，新文化运动才有发展，否则生存都不可能，还有什么发展呢？”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出版难》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发表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采用“山西快板书”形式撰写的《出版难》，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业的一片萧条景象：

说出版，话出版，说起出版实在难。……成本天天高，读者日日少。不是读者少，为是生活高。既怕生活高，又愁好书少，好书为啥少？一是作家生活不安定，没有心绪写好稿。二是通货膨胀发大钞，搅得造货成本高。三是“出版完全自由”了，太多书刊犯禁条，红裤子，多情郎，黄色读物奉令销。冯玉奇，笑呵呵，张恨水也卖勿过，茅盾巴金更差得多！你要向前进，他要往后拖。文化运动三十年，文化水准只看低。往后拖，不算奇，拖倒了（还要）践死你，苛捐杂税样样有，工商贷款你呒份。邮费涨，书价高，出版新书呒人要，呒人要，我弗关，这种生意谁教你干，（到如今）吃苦受难你活该！

在当时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内，不仅仅是“出版难”，甚至“抗战以后直到现在（1947年），青年们阅读进步书报还是有罪的。在学校、机关、部队、工厂，在特务势力统制所及的机构里，青年因偷阅书报而被警告，被告发，被申斥，被禁闭，被开除，被殴打，被送往集中营里受苦，乃是习见不怪的事。色情的，神怪的，荒唐的读物可以读，正当的书报被禁止，怕的青年们一旦睁开眼来看世界”。

为此，从1946年5月开始，在思想文化战线，国共两党以上海为主要阵地也开展了十分激烈的争夺战。9月14日，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指示华中解放区尽快派人去上海等地办报刊，同时要求“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要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的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读书与出版》正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对报刊“先出版后登记”管理的空隙，先行出版，后办登记手续。笔者发现，从1946年4月复刊开始一直持续到1947年出版的第2期获得国民政府核发的“内政部登记证京警沪字第二一四号”为止，期间《读书与出版》在每期刊物的版权页上都要注明“本刊登记证在核发中”的字样，以对付国民党当局的报刊审查制度。《读书与出版》1937年3月16日的复刊号在版权页上也印有“本刊已呈请中央宣传委员会及内政部登记”的字样，这份“红色刊物”正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对报刊“先出版后登记”管理的空隙，肩负着占领和开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文化阵地的重要政治使命开始复刊的，并且很快成为引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认真读书，看清形势，奔向进步和光明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