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读书与出版》1935 年 5 月 18 日创刊于上海，1936 年一度停刊，停刊期间，卷期编号空缺。1937 年 3 月恢复出版，1937 年 3 月 16 日出版的第24期为复刊号，1937年底再次停刊。1946年4月第二次复刊。

1948年2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查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读书与出版》的密令。1948 年 10 月 18 日，“三联书店”在《大公报》刊登书店迁往香港、《读书与出版》休刊的启事。俟国民党特务发现时已经人去楼空。至此，到 1948年（再次复刊第 3年）第 9期为止，《读书与出版》就这样被迫和广大读者告别了。

在决定新中国和旧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了一大批进步报刊，这批进步报刊成为讴歌光明与进步的时代号角，成为推动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的强大舆论力量，被誉为在文化战线向国民党反动派做最后决定性较量的“第二方面军”。在这批进步报刊中，《读书与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上海创办的一份“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理论”刊物，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勇于评论好书、推荐好书，积极倡导读书的“很有影响的刊物”。由于恰巧处于解放战争这个中国历史大转折的特殊时代，以《读书与出版》为代表的进步报刊的出版活动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特殊地位：在出版活动中形成的马列主义报刊思想理论基础，对于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读书与出版》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报刊培养的编辑人员、作者队伍，成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中坚骨干力量；在出版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报刊出版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读书与出版》以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令国民党反动派胆战心惊、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一份“红色刊物”，以极其生动活泼的朴实文风和接近生活而成为广大读者争相订阅的“红色刊物”，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绝唱。

刊物是精美的，文章是精短的，内容是耐人寻味的，这是《读书与出版》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以下简单介绍几处。

《郭沫若的演说》中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沫若先生离开了座位，站在我们的面前了。他慢慢地取出预先写好的演说稿，开始读起来了。但立刻我们就不觉得他是在念他的稿子，只觉得他是把全部的心力，全部的人格，倾注了出来，构成他的声音和言语。渐渐地我们甚至不觉得有一个人在演说，只觉得在我们上下周围充塞着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宣说着我们人人心头的爱，我们人人心头的憎。于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发疯一样地鼓起掌来了……”

《夏衍的勤快》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多数人只知道夏衍先生是个剧作家。然而他实在不只是一个剧作家。他写报告文学，写杂文，写通讯，写小说，还写政论，写国际问题的分析，几乎什么都写。假如说，夏衍先生是文坛中最勤快的人，恐怕是无可反驳的。”

介绍《翦伯赞搜集史料的方法》的文章说：“有一天，遇见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谈起他的《中国史纲》……我问起他如何搜集材料的方法。伯赞先生说：‘我的方法是很笨拙的。我先从文献资料读起。譬如二十四史，我就通篇读过，任何一篇都不遗漏掉。在读时，用各种颜色笔做下记号。经济史料用红色，政治史料用蓝色，文化史料用黑色……然后再根据这些记号把史料分类抄录下来。读别的文献也是一样。’他笑了一笑：‘你看我这方法是不是很笨？但我想，既要做学问就非笨拙地从头做起不可。’”

《一本书的诞生》提到文坛两位名人和书的轶事：“抗战期间因纸张来源缺乏，版口都特别放大，有老五号字排十七行四十字，新五号字排十九行四十字者，名为‘战时版’。其实用新五号字，印在土报纸上面，模糊不清，就菜油灯下阅读，确乎有损目力，对中年人尤不相宜。据说茅盾先生在重庆，经常须借助于放大镜。鲁迅先生生前自己设计排印的书版，不仅多留天地，且须加排‘四配四’，战前的北新版各书可以参看。可惜现在的《鲁迅全集》已非当年旧观了。”“上面所讲的，都是粗枝大叶，但我们已经应感觉到一本书的诞生，实在也是‘来处不易’！何况更处在今天内战扩大，工料高涨，交通阻塞，销路滞呆，而出版又不自由的时候。”

谈起当年读书人的风险，《悼失书》的作者沉痛地回忆：“时刻萦回在我脑际的，是一部分心爱的书的失去，每次想起，心中一直是酸溜溜，要难过半天。”因为“这许多书，是冒着极大的险，偷偷地藏在箱子底，从上海带回来的。那时敌人站在码头上，两只狰狞的眼，盯住着每个往来的客人，身上、衣包、箱子，都得经他细细的检查，谁也无法逃过，然而爱着这些书犹甚于自己的命，不顾一切，绞尽了脑汁，想尽了方法，终于带了回来。那时万一查出了，白晃晃的刺刀刺进胸口，向白浪滔天的大海里一推，那不是玩的事，然而当时竟没有顾虑到” 。

在《琉璃厂，这旧文化的库房》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用北京一位古董商的口气来表达老百姓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导致民不聊生的反感情绪：“‘这年头儿，在乡下，富的人变穷，穷的人更穷，大家都活不下去。这样冷的天气，’他拉拉大褂，‘我连皮袍也换不起。人心太坏了，只有人人改心换肠，世界才有希望。’”

诸如以上这些生动形象地讲述出版人的辛苦支撑、写书人的艰难创作、读书人书海寻航的各种故事以及文坛名流的奇闻轶事，仅仅只是刊登在《读书与出版》数千篇长短文章中的只光片羽，精彩的文章和珍贵的史料在每一期的《读书与出版》中俯拾皆是，可谓是期期刊物“开卷有益”，篇篇文章都有特定价值。所以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颇有感触地说：“抗战胜利后，上海生活书店创办的《读书与出版》月刊是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我有幸保存了它的全套共二十九本，暇时翻翻，仍然感到很新鲜。”

的确，《读书与出版》自 1946 年 4 月 5 日创刊（复刊）直至 1948 年 9 月最后一期（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在长达29个月的时间内，这份“红色刊物”的编辑人和撰稿人不避政治高压，坚持刊登揭露社会黑暗，介绍进步思想、作品及人物的文章，紧紧围绕人与书、书与人、个人与时代、时代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心灵碰撞，各种深刻思考，各种生动故事，各种文字表述，做了 200多万字生动有趣的真实记录。恰如《读书与出版》当年的主要编辑人陈原先生所说：“那时写文章是一种战斗，环境虽那么险恶，战斗却不会停止的。” 应当说，《读书与出版》这份“红色刊物”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中心上海的诞生和存在就是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传奇。

为了探索和解开这份“红色刊物”成为伟大时代号角的奥秘所在，为了深入挖掘和解析这份“红色刊物”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其为我们今天的传承所用，笔者埋头钻进这些“堪称珍本”的《读书与出版》杂志之中，在200多万字的文字“宝库”中钩沉寻觅、剥茧抽丝，仔细欣赏一个个特色栏目，认真品读一篇篇精彩文章，反复研究一个个历史人物，追根溯源一例例动人故事。笔者愈发深刻地感觉到，虽然这份“红色刊物”告别我们已经有 70余年的岁月，但是从每期刊物封面特大字号印出的刊名“读书与出版”，到每期刊物内文的丰富文字，以及封二、封三、封四的“广告”内容，这份“红色刊物”的每一页都离不开一个“书”字。毫无疑问，《读书与出版》杂志是一部记录一个特殊时代读书界与出版界真实生活和基本文化走向的极其厚重的“大书”；是一部蕴藏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集体智慧的“大书”；是一部反映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时代风貌的“大书”；是一部闪烁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信仰追求的“大书”；是一部传承弘扬邹韬奋精神的“大书”；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绝唱！

同时还应该指出，《读书与出版》的编辑人李平心、艾寒松、徐伯昕、张仲实、林默涵、胡绳、史枚、陈原、陈翰伯等，大多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和“生活”系列报刊的骨干人员；《读书与出版》的撰稿人孙起孟、周建人、柳亚子、王任叔、侯外庐、戈宝权等，全是中国出版界、文化界元老级的人物，每一位人物都有一个传奇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