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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考课之法，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即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京官故皆试职，一年考核实授，一考对品调用。”
考满是与任期相结合，“凡升迁，必满考。若员缺应补不待满者，曰推升”
。这个制度经过不断调整，最终成为有明一代没有变更的制度。
《明史》称：“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诸部寺所属，初止署职，必考满始实授。外官率递考以待核。杂考或一二年，或三年、九年。郡县之繁简或不相当，则互换其官，谓之调繁、调简。”
这是就明代整体制度而言，对考满之法形成过程并没有言及。
《大明令》讲：“凡各处府州县官员，在任三年，不许注代。许令亲赍三载任内行过事迹，赴京朝觐。如无规避，依旧复任。其佐贰官、首领官，一体三载来朝。如一时勾当者，轮换前来。”
这里规定任期是三年，而朝觐考察也是三年，依旧复任，必须到考满才能够黜陟。“凡文职在京官员，以叁拾月为一考，每考升一等。外任官三周岁为一任，每一任升一等。先尽考满给由在选者铨注，次及举到人才。其正、从四品不分内外，陆拾月升三品。正、从三品非有司定夺，其奉上命升除者，除二品以上，散官对品，其余职事虽高散官，仍从本等。”
这里区分京官与外官的考升时间，三品以上官则取决于上命，内官考满在于年月，外官考满在于任期，而考满者在铨选中优先。
《大明令》于洪武元年（1368）正月十八日颁行。“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
令体现的立法精神，则要落实到各种法规之中。洪武二年（1369），“诏府、州、县正官三年一考课于吏部，核其贤否而黜陟之，佐贰及首领官在任三年，所司具其政绩，申达首部吏司，典史在任者，给由赴京”
。这个诏书是在《大明令》的基础上颁布的，随后必然要落实在制度上。洪武五年（1372），“定六部职掌，岁终考绩，以行黜陟”
。
考满是以九年为期，但最初并不是三年一考，洪武九年（1376），命中书、吏部：“自今诸司正佐、首领、杂职官俱以九年为满，其犯公私罪应笞者赎，应徒流杖者纪。每岁一考，岁终，布政使司呈中书省，监察御史按察司呈御史台，俱送吏部纪录。各处有司知府以实历俸，月日为始，每年一朝觐。其佐贰官及知州、知县每三年一朝觐，仓库、司局、钱谷官吏以历俸周岁为满，收受者少，以数付代，官给由多者，以半俸守支，毕日给由，虽经改除，亦以九年通论。”
也就是说，职官是以九年为考满，其间犯有公私罪者，笞罪可以收赎，徒、流、杖罪者纪录在案。每年考核，地方呈报以后，由中书省、御史台审核，再交吏部纪录，三年综合定为等级，再以三次等级综合，确定考满以后的等级，是九年通论。最初各处有司知府每年一朝觐，不久都改为三年一朝觐。
外官考满以任期为主，京官考满则以年月为主。洪武六年（1373），京官是“以三十月为一考，每考升一等”
。自洪武九年（1376）定：“自今诸司正佐、首领、杂职官俱以九年为满。”
以后，内外官九年考满成为常制。
洪武十三年（1380），撤销中书省以后，文职官考核事宜归吏部考功司负责，武职官考核事宜归兵部职方司负责。洪武十四年（1381），将官员考核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相应调整，依然是三年一考，九年通考黜陟
。在实施过程中，臣下对一些特殊的职官，如钦天监、太医院、光禄司等官的考满时间提出看法，朱元璋认为：“命官固宜内外相参，然九年为满，无内外之分，对迁亦须慎择，难为常例，临时处置可也。”
九年考满之制基本确立，以后仅仅进行小幅度修正，也只不过是针对不同的官员而已。
洪武十六年（1383），吏部奏定考核之制，规定了在京官员的考核，属官均要各衙门正官考核，“本衙门以应考官员功过具奏，送部考核”
。最终考核评定等级，是由吏部负责核实。洪武十七年（1384），因为监察御史提出：“任官宜内外相参，以杜权党。”朱元璋命令吏部会议制定《考绩法》，在评定方面，“四品以上黜陟取自上裁，五品以下考核称职无过，升二等，有公过而私罪轻者，升一等，有纪录罪至徒流一次，本等用，二次降一等，三次降二等，四次降三等，五次以上于未入流内用，平常无过升一等，有公过而私罪轻者本等用。凡犯纪录徒流罪者，俱于未入流内用”。对所谓的近侍官及监察御史、王府官等不入常选的官员，“任满黜陟，取自上裁”。如果千篇一律，势必会导致论资排辈，所以吏部提出：“如才德出众与谨守官职、夙夜奉公、特蒙升擢者，难以例拘。京官有缺，则于在外曾经考核称职者对迁为宜。”
朱元璋认为很好，对于那些特殊人才，可以不拘于常例，采取临时处置，这就给吏部及皇帝留下了自由裁量权。
洪武二十五年（1392），“更定巡检考课之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学官考课法，以科举生员多寡为殿最”
；并且颁行《诸司职掌》，其吏部考功司目下有《通行条例》12条，不但确定“内外入流并杂职应考官员，任满给由赴京”制度，而且规定：“果有殊功异能，超迈等伦者，取自上裁。”
明代官员考满区分比较细致，京官之内还有近侍官，外官之内还有王府官，此外，教官、杂职官、仓官、收粮官也单独分类，还有专门针对吏员的考满。每个系统内部都要细致的规定，哪怕是微有区别，都定为则例，以便遵守，职官管理制度的集权性和等级性也充分地体现出来。
任何一个官员都必须考满，而且要履行必要的手续。正因为如此，在则例制定的时候，既关注了官员的品秩等级，也注意到官员的工作性质不同。不同的品秩等级考满之后的待遇不同，不同的工作性质考满的方式不同，既有考核标准不同，又有考核待遇不同，看起来非常烦琐复杂，但有利于具体实施。“总体来说，级别越高、与皇帝关系越接近的官员，其考满程序越是简单而流于形式化；反之，级别越低、与皇帝关系越疏远的官员，其考满程序越是复杂严格。”
是否形式化及复杂严格，除了制度的因素之外，还与当时的皇帝作为以及吏治息息相关。如朱元璋很关注考满之事，对考满过程中出现问题，也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处置。例如，洪武九年（1376），“擢济南府德州知州张瑛等三百四十三人为南昌府知府以下官有差，皆以考课第优等升之”
。当吏部以莒州日照县知县马亮“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可以定为称职的时候，朱元璋认为“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苟任督责以为能，非岂弟之政也，为令而无，岂弟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惩”
。曾经申明农桑、学校为考课重点，如今没有农桑、学校方面的政绩，即便是有所特长，也是弃本逐末，称职也就变为不称了。再如，国子监祭酒宋讷，因为“严立学规”
，因此“为众所嫉”。当时国子监助教金文徵与吏部尚书余
是同乡，不断构陷，想将宋讷驱逐出国子监，余
便利用宋讷考满之时，“移文令致仕”。国子监祭酒是国子监的正官，按照规定，离任要面见皇帝辞行。当宋讷陛辞时，朱元璋很吃惊地问是什么原因，“讷陈非本意，乃鞫所由，
吐实。上怒
专擅威柄，并文徵等诛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在考满上作弊，是有身家性命的危险的。
当皇帝怠忽、吏治败坏的时候，考满作弊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成化时，“仓大使李添
，官满考验不称，例降杂职”。为此他“贷银千两赂内官郭聪”，郭聪以手帖嘱吏部，结果“注添
湖广倚北湖河泊所”。事发之后，吏部及相关人等都应该治罪，成化帝却下旨云：“既认罪，姑贷之。今后有以帖子嘱托者，随即奏闻，不许隐匿。”
都没有治罪，只是讲今后不许嘱托，但如此岂能够制止嘱托？再如万历时，吏部尚书赵焕
，因为帝
焉，“考满当增秩，寝不报”
。再如，严嵩
当权时，赵承谦
“为南吏部，三年考满，严世蕃
闻其名，使索数百金为质”
。赵承谦不给，则外放广东为布政司左参议。在皇帝姑息、权臣索贿、党争剧烈之时，无论是简略的程序，还是复杂的程序，都会存在种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