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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以来，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国家理论有：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现代保守主义国家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以英国的格林、霍布豪斯等为代表。其理论主张发源于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它摒弃了传统自由主义“消极国家”的观念，提出国家对经济可以进行积极干预。它认为，国家是可以干预经济的。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应该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予以应对，改善各项福利待遇，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 20 世纪 70 年代后，福利国家政策失灵，经济滞涨、财政亏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于是西方国家纷纷转向保守主义政策。
现代保守主义国家理论的发起人是英国的伯克。二战后，保守主义逐步陷入低潮。20 世纪 70 年代后，由于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新保守主义进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诺齐克、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是这一理论知名度较大的学者。现代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无须干预市场，对国家持消极态度，强调个体自由。究其实质还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小政府思路，即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经济现象，国家作用是不必要的，主张抵制膨胀的国家权力。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具有改良主义性质。作为西方影响较大的思潮之一，它主张通过议会的和平方式改良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该理论主张对于现有的国家机器要积极地加以利用，而非打碎，通过政策制定，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它不否认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应当积极地参与经济建设，承认社会的各项福利制度。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新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应该超越传统的左和右的国家观念，重新定位国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西方和东欧一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别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思想倾向。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它并非是个地域性概念，而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它是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在欧美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一种试图“重新发现”“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奥地利社会活动家科尔施和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非系统地探讨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也不系统地探讨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国家制度、职能及其发展。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根据其理论观点，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政治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文化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济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综合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1.“政治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从政治角度分析国家现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波朗查斯的结构主义和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为代表。
波朗查斯的理论成就主要是在国家理论方面，结构主义是他提出研究国家理论的新范式。其国家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法西斯主义与独裁》（1974）、《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5）、《独裁的危机》（1976）、《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1978），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在波朗查斯看来，社会是由各种要素综合而成的，其中，国家可以调节社会关系并使之保持平衡，但这种调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存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却通过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把阶级统治的关系掩盖起来，声称自己是代表大众的。
密里本德则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他的国家学说主要体现在《议会社会主义》（1961）、《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1969）、《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1982）、《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利》（1983）等著作中。他否认国家是代表社会整体、代表公共利益的思想。他从国家领导成员的阶级性质、资本家能够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政府行为具有约束力三个方面说明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认为，国家需要履行政治镇压、道德培育、经济建设等一系列职能。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这一表述虽不完善，但还是比其他观点更能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
波朗查斯、密里本德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一方面，他们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提出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论点，即对于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是被统治的对象。他们认为，国家不是完全自主的，自主是相对的。因为国家即便服务于统治阶级，却不完全由他们支配，权力也可以相对地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波朗查斯认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区分为政治领域的和经济领域的。他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它们的政治利益”
。为了政治利益，国家可以制定牺牲经济利益的政策。密里本德则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区分为长远的和眼前的，其主张同波朗查斯类似，即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即便牺牲眼前利益也是可行的。
2.“文化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都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批判。比较著名的是葛兰西的国家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等。
葛兰西提出并阐述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按照政治理论的一般看法，国家仅指政治机构及其制度，不包括“市民社会”。而葛兰西却在《狱中札记》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新阐发，拓展了国家的界限，认为国家不仅可以扩张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又可以弱化，甚至瓦解从属群体的力量。换句话说，国家具有整体意义，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政治机器，如军队、警察、监狱等；另一方面就是市民社会，如教会、工会、学校等团体。国家是政治社会的“强制”笼罩下的市民社会或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葛兰西还区分了社会控制的两种形式：强制和知识领导。在他看来，领导权的基础是知识领导而不是强制，主要是借助宗教、教育和自愿合作，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的。可见，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某些上层建筑方面的领导地位。他的领导权理论，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是建立在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之上的。
阿尔都塞受葛兰西国家理论的影响，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他认为，国家不仅具有镇压的暴力职能，而且还是包含了宗教、教育、政治、信息等方方面面意识形态的机器。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宣传、灌输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意识形态上的文化控制。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控制进行深入分析。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是通过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操纵权力的。从早期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到马尔库塞以及哈贝马斯，他们的国家批判思想中都存在着“文化=意识形态=操纵性工具”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是典型的以内部心理操纵取代外部专制控制的形式，从而进一步化解敌对势力。
3.“经济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经济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与保罗·巴兰，其代表作是《资本主义发展论》《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等著作，其相关的国家理论也体现其中。斯威齐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首先要保护私有制，这与他们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利益相一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自己服务的经济工具。巴兰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发动战争、推行殖民主义等一系列政策，进一步吸收经济剩余，使其为本国的资本服务。
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从经济角度研究国家的本质，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资本逻辑学派和“财政危机”学派。资本逻辑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穆勒、纽苏斯等人。他们肯定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思路，主张以资本为研究出发点，剖析国家现象。他们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但私人资本之间却存在对抗关系，所以在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国家必须具有独立性，以此弥补私人资本的不足。“财政危机”学派则认为，国家必须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条件。这样一来，国家支出就兼具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双重特点。这里的社会资本是指，国家对可以获得利润的领域进行投资，使资本间接地作用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从而增加社会总体财富；社会支出则是指国家在服务设施上的必要支出，一般无利润或利润微乎其微。美国奥康纳所著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持有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家主张国家能够进行更多的社会投资；而失业工人却认为国家应当提供更多的管理服务，从而导致国家不得不面临巨大财政支出。加之，在私有制条件下，大量剩余价值流向资本家一方，这使得国家面临巨大财政缺口，引发财政危机。
除此之外，法国的博卡拉和英国的法因都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过剩与资本贬值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而国家投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国家行为越来越体现其计划性，表现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而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法因与劳伦斯·哈里斯却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新阶段，与资本主义并无本质不同。
4.“综合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20 世纪末，面对各种理论的相互碰撞，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逐渐走向综合。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杰索普。其代表著作有，《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1982）、《尼科斯·波朗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1985）、《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其位》（1990）、《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超越规制方法：使资本主义经济回归其位》（2006）、《国家理论：策略关系视角》（2007）等。
杰索普致力于综合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流派的思想思潮，试图超越“政治分析”“经济分析”“文化分析”的国家理论。他认为，所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论述，或者以资本为中心，或者以阶级为中心，从而得出“经济还原论”或“政治还原论”的结论。他反对这种简单的分析及归类，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表现，有些片面。他认为，国家不是“纯经济”“纯政治”或“纯文化”的，而是多种因素聚合而形成的现象。
纵观国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典国家理论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得出许多新颖且不同的结论。客观地说，这些探讨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各种学派的不同观点，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学术著作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质，把国家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范围有所拓展，许多著作也相继问世。
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邹永贤主编的《国家学说史》（1999年版）、尹树广著的《国家批判理论》（2002 年版）和《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2003 年版）、陈炳辉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2004 年版）、郁建兴著的《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2007 年版）；张光博著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2007 年版）、刘军著的《国家起源新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当代发展》（2008 年版）、罗许成著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2009 年版）、郭宝宏著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2012 年版）、张国昀、巩军全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的国家理论研究》（2013 年版）、刘智峰著的《国家治理论》（2014 年版）；俞可平主编的《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2014 年版）、郭忠华、郭台辉合编的《当代国家理论基础与前沿》（2017 年版）、李紫娟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2018 年版）、张占斌、薛伟江合著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概论》（2021 年版）等，以下简要作些说明：
邹永贤教授主编的《国家学说史》把中、西方有代表性的国家学说统编在一起。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对国家学说史作了梳理。《国家学说史》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各个时代思想家的国家学说作了整理，使人们可以一目了然地对比古今中外的国家学说，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国家学说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学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学说也作了介绍，为人们研究国家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尹树广教授的《国家批判理论》主要侧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介绍，如工具主义、仲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等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矛盾和危机、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等问题的探讨，当然对于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侧重方面。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陈炳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一书中，明确表示国家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选择了 12 位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的国家理论进行专门研究，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集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作出全面分析和批判，并讨论替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社会主义构想，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战略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陈炳辉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是其中隐含的批判精神却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张光博教授《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三卷本的其中一卷，其余两卷分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利义务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核心、基础卷。张光博认为，国家、法律、权利义务都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们以国家为核心，依次从属。他认为与其用直接的暴力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不如把统治阶级的意志集中起来，转化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把它告知社会，指挥多数人自觉遵守，只对少数违反这种意志达到一定程度的人，作为个案使用暴力。这样，社会易于稳定，而且管理成本也较低。因此，国家控制阶级压迫秩序的要求是法的基因。法和国家是分不开的，法是国家控制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具体表现为把反映国家意志的强制规则具体化为统治阶级的权利和被统治阶级的义务，以便落实到个人。权利和义务是法的落实形式，法与权利义务也是分不开的。
罗许成在《全球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一书中，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视角，分析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时代发展，强调政党治理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公共利益等是分析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前提。书中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基础、国家的政体建构、国家的治理方略、国家的发展战略、国家的职能变革以及国家的民族化建构所作的理论考察，都置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基础上，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阐释既坚持传统立场，又兼具时代特色。
张国昀、巩军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的国家理论研究》中，按照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首先就国家的本质与职能、发展规律与表现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并且按着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顺序，全面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的国家理论。
刘智峰在《国家治理论》中表示，无论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世界大国，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失败的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重要支撑，没有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存在缺陷的现代化。其发展和繁荣都是不可持续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必须完成的任务。
张占斌、薛伟江合著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概论》紧扣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吸纳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释。此书从国家治理总论、国家治理源流论、国家治理主体论、国家治理战略论、国家治理实践论、国家治理保障论、国家治理成效论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和归纳。
2.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学术论文
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论文成果，从中国知网上搜索，有 280 篇左右。综合具体理论观点，涵盖以下六个方面：
（1）一些学者关注马克思国家观发生转变时期的著作，以此作为依据，研究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国家思想的变化。如郭毅、唐文佩的《论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国家观的转变》、韩立新的《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蔡定剑的《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发展》等文。
（2）一些学者侧重探讨马克思国家观源于黑格尔这个视角，并且强调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值得批判的观点。如仰海峰的《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乔治斯·戴尔玛斯和鲁绍臣合作的《马克思的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及其民主理论》、张艳芬和孙斌合作的《国家观：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等文。
（3）一些学者采用比较的方法，将其他派别的国家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观点对比，试图揭示相同之处及不同之处。如许红兵和张瑞合作的《新制度主义国家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之比较》、余惠芬和周莉合作的《马克思与诺思：两种国家理论的比较分析》、杨仁忠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遗产与葛兰西的“完整国家”思想》、刘军的《马克思与诺奇克国家理论之比较研究》、李亚非的《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比较》等文。
（4）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放到全球化视域中探讨，同民族问题结合起来，对构建和谐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如肖扬东和周利兴合作的《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转型》、冯新舟和何自力合作的《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议题》、杜创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与政府职能转变》、黄璐的《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到和谐社会理论的发展》、王金元和史文哲合作的《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王文莉的《生态文明建设与马克思国家职能观的时代解读》、郁建兴的《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文。
（5）一些学者深入挖掘经典著作中与国家学说相关的思想资源，对国家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如吴英的《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再解读》、辛向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启示》、刘军的《马克思国家观的三大理论创新》、周建勇的《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分析》、卢迎春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贡献》等文。
（6）还有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理论联系，探讨两者关系。如颜佳华和高超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历程研究》、左丹丹的《习近平论治国理政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肖扬东和刘卓红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进展》、刘乃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阈中国家治理概念辨析》、赵文东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宋林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文。
1.对国家的不同阐释，根源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著作中展示不同的国家理论
关于马克思的国家概念及其国家分析的模型、性质和问题域，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各自的理解与阐释，如波普尔的“两种主义”
、列菲弗尔的“三种草图”
、邓利维和奥利里的“三种模型”
、赫尔德的“两个观点+一个终结”
、科林·汉的“四个概念”
等。本书认为，面对诸多不同且相互矛盾的解读，要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全面研读。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对黑格尔“国家神话的消解”，国家消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为国家权力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副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国家权力维护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拥有相对自主性，它可以发挥凝聚社会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的历史学研究笔记中，可以从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推出国家是在一定阶段的劳动分工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公共权力”，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由此可见，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要忠实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条件，忠实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学术语境，忠实于马克思的思想活动，实事求是地分析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2.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应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要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联系，理论只有能够解释现实才能够指导实践。然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现时代面临挑战：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方式难以再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形态的定位；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被迫延后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的理论成果大多集中于理论探讨之中，忽视了比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实践。本书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挑战应作出当代解读，将人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作为逻辑起点，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研究国家现象。试图阐释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作用具有不同的表现，但其背后都隐含了经济意义，既纵观历史，又释义现实，并提出未来展望，实现理论上的自洽和与实践的统一。
3.避免对国家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就国家问题谈国家问题，要从整体上判断
国家现象很复杂，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可以找到一些根据，关键是从整体上如何判断国家现象。中国改革最大的突破是选择了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且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如何运用，即国家作用问题。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国家作用的不同态度主要源于中西价值理念对国家定位的不同。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倡导社会本位的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追求目标；西方文化倡导个人主义价值观，认为个体本位视域下国家作用的发挥是有限的。本书试图从中西文化倡导不同的价值观角度解读国家作用，以期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