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宋曙光

几乎有将近一年时间，我内心一直埋藏着一个心愿。说是心愿，是因为不知道能否实现，所以一直存放在心里，有时会突然涌上心头，暖暖地让我一阵激动。去年夏天，孙犁先生逝世的第十九个年头，这个心愿竟有些按捺不住了，无时无刻不在搅扰我的心绪，像是在催化这个心愿能够早一天实现。

孙犁先生作为《天津日报》的创办者之一、党报文艺副刊的早期耕耘者，无疑是我们的一面旗帜。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孙犁以他独具风格、魅力恒久的文学作品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报纸副刊等方面，均有丰厚建树。在孙犁病逝后的转年，也即2003年1月，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为孙犁建成的汉白玉半身塑像，便矗立在天津日报社大厦前广场，铭文寄托了全体报人的共同心声：

文学大师，杰出报人，卓越编辑。任何人只要拥有其中一项桂冠就堪称大家。但孙犁完全超越了这些。这种超越还在于他人格的力量。八册文集，十种散文。从《荷花淀》到《曲终集》，孙犁的笔力在于他以平静的文字和故事，展现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作家在残酷战争岁月的良知和良心；孙犁的心力在于他以冷静的笔墨和感情，记述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作家在荒唐动乱年代的感觉和感悟。所有这些都奠定了孙犁作为文学大师的不朽地位……

痛失共经风雨的老编委、老顾问、老前辈，的确是一份无法承受的沉痛。二十年前那个飘雨的送别之日，每一位吊唁者都嗅到了荷花的清芬。夏雨中，无限的哀思被打湿、融化，沁入此后绵绵难舍的日月之河……孙犁先生离去之后，我常常与他的书籍为伴，这是逝者留下的唯一财富。打开它们就一定能有所收获，在纷扰的尘世中，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知，有时竟读出了一种心静、释怀、豁然，不愿与浊流同污，不弃初志地向往纯真与高洁，有时还会沉浸到年轻时默诵的诸多名篇的意蕴之中……似乎孙犁仍旧陪伴着我们，感觉不到岁月在流逝。

孙犁先生去世后的这二十年间，有关孙犁著述的各种版本，仍在不断地出版发行，多达二百余种。喜欢孙犁的读者会发现，这些作品常读常新，没有受到时代的局限，文学的力量依然直抵人心，陶冶和净化着人们的心灵。孙犁没有离去，仍在自己的作品中活着，而活在作品里的作家终究是不朽的。

从2010年至2017年，在我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的那些年，每到孙犁先生的忌日，我仍然会在版面上组织刊发怀念文章。延续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孙犁、纪念孙犁、传承孙犁，而且不惜版面地推出专栏、专版，也是为了日后能够保留下来一批翔实而有分量的作品，为孙犁研究提供具有学术价值的重要文献。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我有了行政职务之后，也仍然身兼“文艺周刊”编辑工作，不计分管的版面有多少、日常工作量有多大，也一直没有脱离编辑一线，有了好的想法、创意就尽快落实，在版面上策划的有关孙犁的重点篇章，经常是亲力亲为。同时，对于一些带有偏颇或有损作家形象，甚至失实的文章，都被我们无一例外地拦住了，这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应有的职责与担当。那些存有较大疑点，或是内容待考、硬伤明显的稿件，宁可不发，也不能任其谬误传播，造成不良后果。所有这些，今天想起来，仍觉得这种认真是值得的，对得起我肩头曾经的这份责任。

孙犁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编出一部重头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书。早在孙犁百年诞辰期间，我就萌生了想编一部纪念合集的想法，并已经做好了前期准备，但因为时间和精力的缘故，最终未能如愿。这个遗憾埋在心里，慢慢地便转化成为心愿，那就是等待和寻找适宜的时机，编纂一部真正高水准的书籍。

2022年是孙犁离世二十周年，就是一个极好的契机。这部书或许是一本、一套？经过反复构思、设想、完善，终于有一天，这个孕育已久的优质胚胎，逐渐地现出了雏形。它似乎应该是成套装、多人集，还应该是那种秀气的异形本，淡雅、清新、韵致、温馨、耐读……

当这个构想逐日接近成熟，便需要考虑哪家出版社能与这个创意相契合。而在此之前，必须先期约定好几位作家，首要条件是他们都要与孙犁有过交往、自己有相关著述，并且认真而严谨地对待文字。其次，他们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着亲密联系，属于老朋友。这些，都是入选条件。我在自拟的名单上慎重而审慎地圈出四位作家，然后与他们逐一作了沟通。我预感他们一定会真心地考虑，并同意和支持我的倡议，这里面当然包含他们对孙犁的景仰。果真如此，当他们听到我真诚的邀约，不仅一致表示看好这个选题，而且在现时出版极为困难的境况下，他们都有着非常乐观的预期。

我想这套书理应留在天津，便去找了天津人民出版社。那座熟悉的出版大楼里有多家出版社，以前也曾有过很多朋友，但这次我却选择去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将同几位作家说过的话，又极其认真地复述了一遍。我认为说得不错，重点突出，还带有明显的个人感情。前后不过几十分钟，出版社编辑完全听进去了我的推介，承诺一定会慎重地研究这个选题。早在1957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便出版了孙犁的《铁木前传》，这是这部中篇小说最早的一个版本。此次他们将再续前缘，牢牢地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缘，当选题顺利批复的那一刻，足以证明他们的眼光和魄力。这套丛书不可否认地将会成为近二十年来，孙犁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当令文坛所瞩目。

我跟几位作家通报信息时说，这套纪念孙犁的书籍倘能如愿出版，我的辛苦是次要的，首功应该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身上，是他们的视野和胆识、气度与格局，成就了这套书。他们以精细的市场调研、论证，高度认可了这个选题的原创性和独创性，将在孙犁先生去世二十周年之际，出版一套由五位作者联袂完成的怀念文集，为孙犁先生敬献上一束别致的心香。

这五位作者和他们的著作分别为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和我的《忆前辈孙犁》。我之所以向天津人民出版社推荐这几位作者，盖因他们都与孙犁有过几十年交谊，通过信件、编过书籍，在各自的领域里深读孙犁，成就显著。还因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自1979年1月“文艺周刊”复刊后的这几十年，历任编辑辛勤耕耘，被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继承。我书中“文艺周刊”这部分内容，就是想通过与老作家们的稿件来往，写出孙犁对这块园地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孙犁后“文艺周刊”时期的研究提供最新史料，也为学者早前提出的“‘文艺周刊’现象”提供更多佐证。可以说，这五本书都试图以各自独有的洞见，写出与众不同的孙犁、永远写不尽的孙犁，其情至真，其心至诚，其爱至深。

巧合的是，我们这五个人都曾有过编辑工作经历。他们几位更是熟稔编辑业务，对待文字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执着和认真，在整理作品、遴选篇目、编排顺序、采用图片等环节，他们的严谨、慎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还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这套书均采用散文笔法，较之那些高深的理论文章，更适合于读者阅读与品味，因为书中写的是人，是生活中的孙犁，有着亲切的现场感。此外，在我们的写作经历中，多数人还从没有单独出版过有关孙犁的书籍，这是第一次。而像这样的合作形式别无仅有，几本书讲述的虽是同一个作家，但又绝不雷同，反倒因为作者不同的身份和经历，相互印证，互为弥补，使书的内容更显丰满与多彩。

若说策划这样一套书，算得上是一个工程，几本书的体量还在其次，关键是要集齐书稿并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在内容及体例上趋于一致。在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需要一起努力地往前赶，有人需要查找旧作、增添新篇，还有的需要重新校改原稿，表现得极为认真。

那些日子，我天天在电脑前忙到很晚，但心情却是愉快的。全部书稿都是先阅看一遍后，再传到出版社编辑的邮箱，尽管有时已近半夜，但我不想在时间上造成延误，而我们这些合作者，都是按时、按要求交稿，从未拖延。这使得我和这些作家朋友，有了更多默契与话题，他们都曾是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时结交的重要作者，与我们的版面保持着多年联系，也因为这块副刊园地，曾是孙犁先生当年躬耕过的苗圃，让他们感受到无尽的暖意。

在成书的最后阶段，天津人民出版社将丛书名定为“我与孙犁”。由此丛书名统领，我们这五个人笔下的孙犁，展现出了一幅较为全景式的孙犁全貌，这一形式之前还不曾有人做到。由此，我想到孙犁晚年“十本小书”最后一本《曲终集》，在书的后记中，孙犁曾引诗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时在1995年，距今已有二十七年，其寓意可谓深矣：往事如云情不尽，荷香深处曲未终。

这五部书稿，原都有各自的序言或后记，但承蒙朋友建议、出版社要求，需要有一篇统摄全书的总序，我推脱不掉，只好勉为其难，谨将我们这套丛书形成的起始动因，作了如上说明。读者朋友在阅读书籍时或可作为参考，并请不吝指教。

特别感激几位作家朋友的倾情襄助，像这样真诚的文字交往并不多见，联袂出书这种形式更是难得。同时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是他们帮助我——我们一起实现了这个心愿：在孙犁先生去世二十周年忌辰，我们齐心携手，各自以一本浓情的小书，共同敬献给孙犁先生，告知后辈的心语、已经传世的作品、一年比一年情深的荷花淀水……

2022年3月22日初成
2022年5月29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