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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你自己是一个处于语言习得阶段的儿童，你要设法弄懂父母、伙伴和兄弟姐妹们是如何说话的。现在你已掌握了几千个单词，并且有了一些懵懂的语法概念（当然是下意识的），比如主语、动词、宾语以及介词宾语之间的区别，等等。语言习得过程中，你会不断地遇到新动词，要想学会它们，你就得想方设法推断它们的用法。当然，仅仅了解一个动词的词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相近含义的动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句法构式中。例如，dine（进餐）和devour（猛吃），或者hint（暗示）和rumor（谣传），所以你还必须考虑到那个与动词同现的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
举例来说，假如你第一次听人说起load（装载）这个动词，比如，Hal is loading hay into the wagon（豪尔正往马车上装干草）。假定当时你已经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了，再加上你对现场的观察，你看到豪尔正将干草倒进马车里。这种情况下，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对信息进行分类：load可以出现在由装货人（豪尔）做主语的句子里面，它还要求一个宾语（那堆草）来表示被移动的内容和一个介词宾语来表示容器（马车）。有了这些知识，现在你就能理解并说出下面这样的替换句了：May loaded some compost into the wheelbarrow（梅把一堆化肥装进了手推车）。语言学家把这种构式叫作“内容格构式”（content-locative construction），因为在这个句式中焦点是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内容。不过，你所能进行的归纳基本就到此为止了。你不大可能会冒险地说May loaded（意思是她把某物装进其他东西中），或者说May loaded into the wheelbarrow（梅装进手推车了）。
到目前为止，一切似乎都还不错。不过，不久你又听到了有关load的新构式句型，例如Hal loaded the wagon with hay（豪尔把干草装上马车）。对你来说，只不过干草再次被扔进了马车而已，换言之，这个句子和你所熟悉的那句Hal loaded hay into the wagon（豪尔往马车上装干草）的意思没什么两样。你可以在心理词典中给load这个词条添上一个备注：这个动词还可以出现在这样一个构式中——有一个主语（装载者）、一个宾语（容器，比如马车）、一个由介词with（用）引导的宾语（内容，比如干草）。语言学家把这种构式命名为“容器格构式”（container-locative construction），因为在这个构式中，容器成了焦点。
在对动词日积月累的积累过程中，你还会遇到其他一些和load用法相近的动词：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含义相同但结构不同的两个构式中，一个构式的直接宾语由内容格充当，一个由容器格充当。
不难看出，这里一个模式已经崭露了头角，这就是语言学家所说的“交替模式”（alternation）。此刻，你该面临严峻的挑战了。你是会继续像从前那样保守地一个一个地记忆它们，然后将它们成对归档呢，还是会大胆地对它们进行归纳总结呢？比如，你可以归纳说，所有能出现在这两种构式之一的动词都能出现在另一个构式中。如果再创造一个规则，这个概括就可以应用了。这个规则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假如一个动词能够出现在一个内容格构式中，那么它就能出现在一个容器格构式中，反之亦然。我们暂且将这个规则称为“位置格规则”（locative rule）。有了这个规则，当你听到有人说brush paint onto the fence（把油漆刷在栅栏上），你就可以推理出brush the fence with paint（用油漆刷栅栏）也是正确的，即使你从来没听别人这么说过。同样地，如果你听人说Babs stuffed the turkey with breadcrumbs（芭布斯用面包屑填火鸡肚里），你就能够推断Babs stuffed breadcrumbs into the turkey（芭布斯把面包屑塞到火鸡肚里）也是可以的。
这只是个小小的进步，却是孩子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在英语中，像这种动词交替模式的句法构式随处可见。假如儿童能够挖出其潜在的模式，并将它们扩展到其他动词的使用上，这将对他们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如此，它很可能是使孩子们最终成为能言善辩的语言使用者而不是笨嘴拙舌者的重要途径。
但现在却出现了一个问题。以上面提到的位置格规则为例，假如孩子们在推理过程中过度泛化了这条规则，那么这种归纳推理带给孩子们的非但不是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反而会让他们误入歧途。举例来说，如果孩子们将这条位置格规则应用到下面这句话语中，Amy poured water into the glass（艾米把水倒进了玻璃杯），他们就会推理出这样的句子Amy poured the glass with water（艾米用水装满了玻璃杯）。但是，这种句式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拒绝使用的说法。假如反过来使用这条规则，孩子们还是会遇到同样的麻烦。以动词fill（装满）为例，就这个动词来说，在容器格构式中没问题，例如，我们可以说Bobby filled the glass with water（鲍比把玻璃杯装满了水），但是在内容格构式中却出了问题，例如，Bobby filled water into the glass（鲍比充水进玻璃杯）。请注意，这并不是什么特例，其他许多动词也都抵抗这条位置格规则。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4个不能同时进入这种替换构式的动词。在这4个动词中，其中两个只适用于内容格构式，另外两个只能用于容器格构式（按照语言学惯例，我在本族语者认为听起来不对劲儿的句子的前方加上了*）。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每一对例句中的第二个句子听起来都怪里怪气的呢？这些可疑句听起来并不难懂。没有人听不懂Amy poured the glass with water或Jimmy drenched beer into his jacket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过，请注意，语言并不是一种人们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的任意组合方式。从长远来看，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终究要以被迫接受一个苛刻的语言协议而落下帷幕，而他们所接受的这个苛刻的协议有时也会将一个完美的沟通方式拒之门外。这是为什么呢？一些本来看似合理的归纳最终却顾此失彼地背叛了孩子们，使他们误入歧途。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孩子们依然能够学会语言的使用方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孩子们到底是如何搞懂某些“顽固动词”是不能出现在那些完美的句法构式中的呢？
即使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让儿童主宰语言，语言成为奴隶，此等问题也一样会出现。既然儿童主宰语言，那么第一代儿童完全可以把他们所遇到的所有顽固动词都驯化了。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现在的问题是，现代英语中为什么还保留着如此之多的例外的动词呢？
针对这个悖论，我们目前有3种解释方法，遗憾的是，这些解释无一能令人满意。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解释，该主张认为，我们（以及我们所设想的那个孩子）所归纳出来的位置格规则过于宽泛了。也许那个真正的位置格规则仅适用于一小部分动词，这些动词所共享的某个特征被人们忽视了。而孩子们却莫名其妙地推断出了某些限制，并将这些限制以附录的形式添加到那条规则上。不过，假如这些动词真的存在共享特征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个特征一定是相当隐蔽的，因为无论遵守还是抵制这一规则的动词，它们的含义都是非常相近的。举例来说，动词pour（注入）、fill（装满）和load（装载）所描写的都是移动的方式，这些移动的参与者也都相同：一个移动者、一些待移动的内容、一个作为移动目标的容器。然而pour仅适合内容格构式（pour water，注水），fill仅适合容器格构式（fill the glass，装满水杯），而load却适合两种位置格构式（load the hay，装干草；load the wagon，装马车）。
第二种解释是，儿童根本就没有创造规则。也许他们真的只是一个个地记忆存档那些从身边大人们那里听来的动词组合句法构式，然后保守地坚持着这些组合方式。这个解释的问题是，假如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孩子们就会像下面漫画中的马文一样沉默寡言了。
好吧，这回问题解决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诱惑孩子们说pour the cup with juice或cover an afghan onto the bed这样的错话了，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听到大人们那样说话。动词也会因此永葆特权，因为孩子们只能像逐个学习每一个由独特的语音和含义结合而成的动词本身那样，一个一个地去记忆它们的语法构式了。
Marvin -NAS. North American Syndicate.
尽管一些语言学家对这种假设非常看好，但在我看来，它并不是正确的。首先，假定儿童仅仅通过接触有限的话语样本就能掌握无限的语言资源，那么儿童如此保守的学习态度就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其次，从当代英语来看，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新动词纳入新的构式中。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在成人之后，人们不会再继续做一个被动的动词咏诵者了。当听到英国人说He hoovered ashes from the carpet（他用吸尘器吸地毯上的灰尘——内容格），大多数美国人都会立即将hoovered的这种用法推广到He hoovered the carpet（他用吸尘器吸地毯——容器格）这样的句式中。同样，当一些容器格构式，例如，当burn a CD（把歌曲拷贝进CD）、rip a CD（从CD里复制出歌曲）等涌入日常语言中来的时候，相应的内容格构式，比如burn songs onto the CD（刻录歌曲到CD）、rip songs from the CD（从CD翻录歌曲）也会紧随其后、悄然而至，反之亦然。
到底是只有成人才能做这样的推理呢，还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儿童就已经显示了他们这方面的天赋呢？为了寻找答案，梅利莎·鲍尔曼（Melissa Bowerman）像许多语言心理学家一样一丝不苟地跟踪记录了自己孩子儿时的话语，并对每个异常现象都进行了录音和分析。她的研究表明，儿童确实会在一些构式中使用动词，而这些构式不可能是从父母口中听来的。下面是她记录的3组例句，它们分别是3个内容格和3个容器格的：
为了确保上述错误不属于非正常儿童所犯的罕见错误，我和心理学家杰斯·格鲁彭（Jess Gropen）从两个方面对这个发现进行了验证。首先，我们在在线儿童话语语料库中进行了筛选，在筛选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与此类似的错误。接下来，在对儿童语言中的过度泛化现象进行评估后，我们使用了一种叫作“wug试验”（wug test）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心理学家珍·格利森（Jean Berko Gleason）率先使用的。格利森的试验是这样的：她首先让孩子们看一只卡通鸟，然后告诉那个孩子，这有一只wug（随便编造的一个词），我们有两只这样的小鸟。然后她诱导说：“这有两只……”——在她的诱导下，一个4岁的受试儿童恰当地用wugs填上了问题中的空缺。很显然，wugs这个词不可能是他们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英语中根本没有这个单词。在我们所进行的评估试验中，我们告诉孩子们mooping就是“将一块海绵移到一块紫布上，使它变成绿色”的意思。果然，孩子们很快就能说出We were mooping the cloth这样的表达式——这是个他们之前从未听任何人说过的容器格构式。这一事实足以让马文告别他的沉默寡言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种解释方法，该解释主张，孩子们也许确实犯了错误，但他们的错误得到了父母的纠正。为了免遭惩罚，他们开始不再把那些讨厌的动词用在讨厌的构式中了。这种解释同样不太可能。尽管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父母对孩子的一切发展都是负有责任的，却从未有人曾去研究父母纠正孩子异常的话语行为，甚至没有人研究父母对孩子所犯的错误做出的反应。通常情况下，父母关心的是孩子们说话的内容而不是形式。而且就算他们确实试着纠正过孩子们的错误，但孩子们是根本不会往心里去的。请看下面这段典型的对话。
孩子： I turned the raining off.
（我把这个下雨的关掉了。）
爸爸： You mean you turned the sprinkler off？
（你是说你把喷水器关掉了吗？）
孩子： I turned the raining off of the sprinkler.
（我把喷水器的下雨的给关掉了。）
退一步来说，就算父母确实会对孩子的奇怪说法表现出惊讶，而且孩子也很往心里去，但是这也还是不足以解释当前的问题。就那些难以驾驭的动词本身来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罕见动词，然而事实是，对于它们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人们有着十分清楚的直觉。举例来说，人们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说They festooned ribbons onto the stage（他们把丝带装饰在舞台上），或者She siphoned the bottle with gasoline（她用汽油抽取瓶子）这样的奇怪话语，另外，对英语高频词的统计表明，这类动词的出现频率连百万分之一都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想象，每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其母语习得的过程中都有机会一一错误地使用这些单词，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们的错误会得到一一纠正。最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人们现在对这些罕见动词的直觉竟然来自他们儿时所经历的错误、纠正和惩罚。这样的假说，也有点儿太荒谬了吧。
我们有这样一个悖论，即贝克悖论。它包括这样4个内容：（1）人们从孩提时起就开始归纳；（2）他们回避归纳某些特定的动词（至少在成年以后）；（3）他们那样做并不是由于曾因过度归纳而遭到了纠正；（4）他们允许自己归纳的词语与不允许自己归纳的词语之间并不存在系统化的差别。很显然，以上4句陈述不可能同时都为真。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心这个位置格构式的可学性问题呢？它只不过是躲在心理语言学角落中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问题而已呀。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我们在解释语言现象时所遇到的众多悖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位置格构式中的部分模式对人们有着相当大的诱惑，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它又相当危险，危险到让人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不仅如此，它还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在《疯狂英语》（ Crazy English ）中，语言大师理查德·莱德勒（Richard Lederer）的隽语唤起了我们对下面这些语言怪相的关注：
如果成年人（adult）犯通奸罪（adultery），那么婴儿（infant）是否犯步兵罪（infantry）？如果橄榄油（olive oil）是从橄榄（olives）中提炼出来的，那么婴儿油（baby oil）又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如果素食主义者（vegetarian）吃蔬菜（vegetables），那么人道主义者（humanitarian）吃什么？作家（writer）是写作（write）的人，螫针（stinger）是用于刺伤（sting）的工具，那么指头（fingers）却不是源自fing，杂货商（grocers）与groce无关，还有锤子（humdingers）并非衍生于humding，引领员（ushers）并非衍生于ush，而且男服经销商并不做衣服（haberdash）。
如果tooth的复数是teeth，为什么booth的复数就不该是beeth？一只鹅是goose，两只鹅是geese——所以一只驼鹿是moose，两只却不是meese？今天摇铃是ring，昨天摇铃是rang，为什么昨天投球不能说flang呢？如果他们写了（wrote）一封信，也许他们还咬了（bote）舌头。
上面每一种困惑都定义了一个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科学问题。其中第二段那个困惑，即对不规则复数和动词过去式的困惑，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曾特意写过一本书和好几篇文章。遗憾的是，我最满意的那个解决办法在这里还派不上用场。Teeth和rang这类不规则复数形式就是语言学家们所说的“积极例外”（positive exceptions）：它们就是那样存在着，即使像“过去式由动词加-ed构成”这样的普通规则也拿它们没办法。对于这些形式，孩子们只能听到一个学一个。此外，针对孩子们是如何利用积极例外词对那些规则动词形式进行占先或者阻止的，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会用flang代替flung，或用mooses代替meese的问题，我们也有一种很好的解释办法：变位和变格都是有章可循的，每个动词通常只有一个过去式形式，而每个名词只有单、复数两种形式。当儿童听到Boggs flung the ball（博格斯猛击那个球），或者Vern shot two moose（弗恩射了两只鹿）这样的句子时，句中不规则动词形式就会在一个心智矩阵中立杆标出它们的单元格，并避开它们的竞争形式flang和meese或者flinged和mooses。
动词与构式不匹配属于“消极例外”（negative exceptions）：尽管它们可以由规则生成，但它们却还是不能存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并没有来自父母的直接言语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这些形式是不符合语法的。但没听过本身并不能成为证据，因为孩子们没听过的完美语法形式太多了，他们不可能把没听过的语法形式全部排除掉吧，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就只能八哥学舌了。由于动词构式不同于动词变位那么井井有条，因此儿童也无法使用其竞争形式去阻止它们，就像用flung阻止flinged和flang那样。我们不能说pin a board with posters（用海报钉在板上），或者coil the pole with a rope（用绳子缠在木杆上），并不是因为它们被一些守卫着语法阵地的同义词所排斥，就像flung对flang和flinged的阻止那样。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英语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动词，它既能够用于容器格构式，又允许人们谈论“通过钉海报来覆盖告示板”这类事情。
当然，这个位置格动词的可学性悖论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关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们从宏观的人类心智转入微观的位置格构式的过程中，我曾说过，语言习得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归纳问题的实证——从当前有限的可及数据中有效地归纳出未来的状况。事实上，无论儿童语言习得还是计算机技术的掌握，或者科学家的理论概述都牵涉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归纳问题所面临的问题并无两样：即在缺乏负面数据的前提下，如何从过度泛化的假设中摆脱出来。如果你把一个结论框架得过于宽泛了，而且你又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完整的矫正反馈（例如，在成长过程中，你始终认为天鹅是白色的，而且你从未去过新西兰，如果去过的话，你会发现那里的天鹅是黑色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很可能面临着“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结论是错误的”的危险。就我们手头的问题而言，一个善于假设的孩子会情不自禁地做出这样的归纳：所有表示把某物移动到某处的动词都可以同时出现在两种位置格构式中。然而，孩子们终究要长大成人，成人后，他们一边下意识地避开一些从未听过的动词，一边对听过的动词继续进行归纳。事实上，位置格构式（及其类似构式）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悖论，即儿童似乎在学习不可学习的知识。正因如此，它也成了那些热衷于普通学习逻辑的语言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自然界是不会以背叛自然法则的代价来迷惑人类的。假如有那么一些现象，无论我们怎样观察它们似乎都毫无意义，这说明，一定有某些事物运作原理的深层法则被我们忽视了。我们手头上这个位置格动词的可学性悖论问题也不例外，而且，在我看来，这里被我们所忽略的深层法则很可能就是操控着人类心智的那些概念的工作原理。